一
洪君彦写的《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终于出版了。这本写于三年前的回忆录，曾在报纸上刚刚公开发表几小段，就应他女儿的要求停止连载即所谓“腰斩”了；现在又因女儿的理解和鼓动，做了修改和补充，得以与世人见面，连书名从一开始也是这位女儿拟的。君彦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
这本书顾名思义是讲述作者和章含之的婚恋旧事，但从“文革”乱世中这对夫妇仳离悲喜剧看到的，却远远不仅是一个私人化的话题，而是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巨大投影，社会的人情世态，两位知识分子的不同人生道路。
二
笔者和洪君彦曾是解放前上海沪新中学高中同班同学，对他略有所知。他父亲是当时银行业巨子，家里有一座大花园洋房，花园里有假山、溪水、甬径、亭子、树木、花草，还有一间大活动室，可以在里面举行派对、舞会等。君彦虽是富家子弟，学业很好，但与同学却不分彼此。所以我们常去他家玩，在那活动室里高谈阔论、唱歌、听唱片，几乎是可以随意而为。但我们从来语不涉邪。那时的少年也爱玩，也注意时尚，但视野却很开阔，趣味比较雅一点。唱的歌多数是民歌，如管夫人(喻宜萱)、周小燕、盛家伦、蔡绍序唱的歌，听的唱片西乐居多。秧歌舞，“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等，我都是在那个活动室里最早看到听到的。有时，沪新地下党也借这些活动联络同学。有一次联系了七八位同学讨论组织人民保安队，迎接解放。后来还把那些标语旗子留存在他家里。君彦是位心无芥蒂的人，对同学一向坦率热情，所以这样“危险”的活动也能在他家里举行。我觉得他们家很开放自由，对孩子很信任，从来不干预我们这些事。
青年时代的章含之
这样的“好事”，君彦从不提及，不当作自己少年时的进步历史。近年说起，他笑呵呵地说：“你记性好还记得，我全忘记光了!”1955年，我入北大中文系读书，再遇君彦时已相隔六年，他是老师我是学生。谈起他们家的大花园洋房，我说：“走过你们家门口，看见挂着一个剧团的牌子。不知怎么一回事?”他乐呵呵地说：“败忒了，全败忒了!”原来是被公家在五反运动中没收了。他那副襟怀坦荡开朗的样子，我一点感觉不到他有什么困惑和遗憾。那时的人一心要求进步，就没把这些财产等当回事。“文革”时，我们多年没有交往，但他的情况却有所闻。“文革”结束不久，我在公安部礼堂看完电影散场时遇到君彦，相见甚欢，叙谈间，我问及章含之情况(那时听说章已受审查)，他没有半句非议怨言，只说：“现在看她怎么办了!”问及他女儿将从国外回来，他说：“看她跟谁了!?”他仍然还是那样厚道实在！
三
1949年中学毕业后，洪君彦考入燕京大学，后随着并入北京大学。北大占了燕大的校园，所以他就没有动窝，一直在此读书、任教，直至退休，几乎一生在燕园安身立命。上世纪50年代前半期，整个社会出现一派生气勃勃的新气象，尽管也存在许多问题和不尽如人意事。像他那样才华出众、思想积极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很自然地脱颖而出，成了经济学界后起之秀，受到上面的重视和信用，27岁就当了教研室主任，评上了讲师。这在当时论资排辈严重的情况下是不多见的。有一次，我去未名湖畔全斋宿舍看望他，正好碰上外语学院学生章含之也在那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是：这是一位大家闺秀；他们真像一对金童玉女，非常美好。我从心底为他祝福。这也正是他事业、爱情丰收的时期。
但是接踵而来的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残酷斗争，以及那些祸国殃民的极端思想，使君彦那样被认为党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竟然也无例外地被列入“革命对象”。他先是因“反右派”时软弱右倾，被下放门头沟斋堂劳动。“文革”时，更因莫须有的罪名，饱受极其残忍的摧残。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什么古怪的暴虐残忍手段都使了出来。这时的洪君彦，有一段自我心理剖白：
我自问为人处事一向光明磊落，对红卫兵的欲加之罪，心中很坦然，虽然曾因为忍受不了种种虐待有过自杀的念头，但终于挺过去了。如今与我相恋八年、结婚十年的妻子竟然红杏出墙这等于在我背后捅了一刀。这等羞辱让我无地自容，一颗心像撕裂般痛。所以对我来说，家变比政治迫害更加惨烈。妻子的不忠加给我的痛苦、羞辱比红卫兵加给我的沉重千倍。
１９５３年，洪君彦陪章含之到上海认生母后，摄于苏州。
妻子的不忠就是从“文革”开始而开始。也就是说，当年洪君彦作为燕大高材生，北大出类拔萃的青年教师，名门世家子弟，英俊帅哥，许多女生追逐的对象，章氏慧眼识英雄，14岁起就紧追不舍；现在，洪君彦一下子跌落万丈深渊成了阶下囚，管他八年恋情，十年夫妻，说变就变。据章记述，洪章婚变竟然还惊动了伟大领袖，章是 “奉旨离婚”，这就更增添了一层光环和传奇性。
这使我想起沙俄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把大批党人流放到西伯利亚。赫尔岑严厉批判了当时贵族中的“道德堕落”，没有人敢站出来表示同情，反倒“出现了野蛮的狂热拥护奴隶制的人，有的是由于卑鄙，有的却不是出于私心，这就更坏……”，这时“只有女人不曾参与这种抛弃亲近的人的可耻行为”。她们或是站在断头台边，或是跟随丈夫流放，放弃贵族地位和生活。诗人涅克拉索夫为此写了长诗《俄罗斯女人》，歌颂了这段动人的历史故事。我相信中国女人一样也是忠贞坚忍的，为维护真理、亲情、爱情宁可牺牲自己的一切；当然，在“文革”特殊环境下，可能更加艰难。但是，我们不能不感到悲哀的是洪章故事却是另一种情况。
洪君彦走的是一条普通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以自己的才华、学识和能力，兢兢业业在教学、科研岗位上作出创造性的贡献。他不是那种热衷于追名逐利之徒，正如他女儿笔下和我所知，他恰恰是一位慷慨侠义的性情中人。所以，“文革”的无妄之灾固然使他痛不欲生，但心爱的妻子的背叛使他从感情、心灵、尊严上受到加倍的羞辱和伤害，也使他百思不解：他曾经拥有过的快乐和幸福竟是那样虚幻!
四
章氏则走了另一条人生之路。她也是一位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可显然，她更看重家世、门第、声望、权力……这些外在的物化了的、非自己做了什么贡献的、被英国哲学家休谟称为“虚荣”的情感带来的快乐，更擅长攀附于外力达到或满足自己的欲望。例如章氏自称有一种“大红门情结”，但远不是像她所宣传的有什么“凝重历史感”，倒是有点飘忽不定，随着情势忽爱忽恨，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都是着眼于对自己的利害。在阶级斗争日日讲的岁月里，她积极主动多次向党的上层领导表态，对“旧官僚”章士钊相当不屑，要划清界限，无非表示自己革命的坚定性；如今“大红门”大大升值了，成了又一个光环时，却被无限放大充分利用，至今成为“名门之后”、“最后的贵族”的标签，甚至夸张成“我们家这一百年中的三代人似乎浓缩了中国社会的进程”。
攀附确实给她带来无限风光和荣誉、快乐和幸福。譬如：“走后门”把女儿“塞进”一个特殊的外语学校；后来又把12岁的女儿弄成外交部官派的第一批小留学生；连离婚都是由公家打通关节。章氏故事的传奇性在于攀附到了最高领袖，也是通过“大红门”这个神奇的阶梯，“从此我生活中一系列重大转折都离不开毛主席的决断”，把自己的后半生与毛泽东紧紧连在一起了，还有比这更荣耀更幸福更了不起的神话!?
五
这就是党培养的两位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从同一个起点出发后的不同人生选择，不同的荣辱浮沉，不同的幸福和快乐，却又无情地折射出各自的个性、心灵和品格。他们各自叙述着自己的故事，就在这页历史中，人们看到了诡谲和荒诞，真情和虚伪，爱和背叛，诚实和谎言，荣誉和污秽……特殊时代的众生相，人世的百态，人性的变异……仿佛在已逝去的历史隧道中，重新唤起记忆，对世事有了新的憬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该有怎样的正常生活呢?
(摘自《2008中国文史精华年选》，花城出版社2009年1月版，定价：4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