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藩
1968年6月12日下午10时，张道藩先生逝世，享年72岁。
“国民政府”是1949年12月迁到台北的。1950年，张道藩奉命成立“中国文艺协会”，领导文艺工作。
那时台湾面临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种种困难，军需尤其匮乏。1951年，军中展开“克难运动”，激励士气，各军以竞赛的方式选拔“克难英雄”，到台北接受表扬。
各界接待克难英雄，规格很高，蒋介石“总统”亲自召见，“行政院长”陈诚设宴款待，“总政治部”发动社会各界举行盛大的欢迎会，一连多天都是报纸上的头条新闻。
“中国文艺协会”没有赶上形势。
“总政治部”通知“中国文艺协会”，前线官兵爱读文学作品，心目中有很多偶像，请知名的作家都参加欢宴，“每位英雄旁边坐一位作家”。那时候谁是前线官兵的文学偶像呢?“总政治部”没说，可是我们都知道，张秀亚、徐钟佩、潘琦君、钟梅音，还有罗兰，都是女性作家。
张道藩亲自出席了这次宴会，赵友培还作一首“克难英雄颂”当场朗诵。可是在“总政治部”看来，文协会员怎么来的这么少?女作家尤其“该来的都没来”!比“每位英雄旁边坐一位作家”的构想大为逊色。何况作家向来不守时，“七点钟开会，八点钟到齐”，距离军中的期待太远了。“总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在场主持，他发了脾气，说话很重，完全没给张道藩留一点面子。
几个月后，“总政治部”成立“中国美术家协会”，正是那位“副主任”兼任“会长”，他把“中国文艺协会美术委员会”的成员都拉过去，我看到这个会自己编印的会史，坦然承认“‘中国美术协会’原为‘中国文艺协会’下之美术委员会，1951年扩大改组为‘中国美术协会’”。美术委员会可以发展为“中国美术家协会”，音乐委员会也可以发展为“中国音乐家协会”，文学电影舞蹈都可以比照办理，文协的结局岂不是五马分尸?
在“文协”诸公看来，“文协”随时可以解散，也可以易主，只消蒋介石总裁一句话。党的广播事业和电影事业，张道藩担任首长，总裁指示交出去，马上乖乖地交出去了，现在总裁连咳嗽一声也没有啊。于是发生了一件“意外”，“总统”兼总裁蒋介石召见文协五位常务理事，垂询工作情形，文协二把手陈纪滢当场提出问题：“文艺工作到底由谁领导?”他要求“总统”明白指示，大家也好有个遵循。蒋氏立刻回答：“由道藩同志领导。”
也许因为有此一问，蒋经国终身不沾文艺活动，他执政以后，放下身段，上山下海，走进监狱慰问服刑的人，他可曾到文艺大会现身说话?直到1978年，陈若曦得到“吴三连文艺奖”，他去发奖，为的是招引陈若曦回台湾。
还有更“引人入胜”的佳话轶闻，金门“国军”选拔“战斗英雄”，女性政工干部二人入选，新闻界称之为花木兰。“总政治部”安排两位女英雄到台北“度假”，邀请张道藩也邀请蒋碧微参加宴会。蒋碧微来台后和张道藩赋同居之爱，两人从来不曾“成双”出外应酬，但是“总政治部”给两人单独发了请柬。
据中华日报的独家报道说，酒席筵前，两位花木兰和蒋碧微甚是投缘，气氛融洽，一位同席的“人士”对蒋碧微说：“你没有女儿，收她俩做干女儿吧。”两位花木兰何等乖巧，立刻跪下磕头叫干爸干妈。新闻报道说，张道藩“又喜又窘”，第二天，干爸干妈带着干女儿吃馆子、买见面礼。
这是张道藩极不愿意发生的事情，有时候，新闻报道说他和“夫人”一同看画展，他总要依管道向报社表示纠正。有一次，他还是“中国广播公司”的董事长，他和蒋碧微一同由公司走出，有一个记者迎面给他们拍了一张照片，张指着那位记者大声喝问：“他是哪家报社的?告诉他不要发表!不要发表!”
以后“总政治部”策划的文艺活动，道公未再参加，他派赵友培代表出席。
1949年，“中国广播公司”奉令加强对中国大陆播音，使用“自由中国之声”名义。
1950年，“自由中国之声”节目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六组督导。
1951年，情报机构建议使用“中央广播电台”名义播音，这是训政时期党营广播的名称，据说“大陆同胞十分怀念”。
这年在“中广”节目部内成立大陆广播组，由中央党部第六组派员主持。
1953年6月，大陆广播部成立，对内称大陆广播部，以“中广”名义争取美援，接受政府补助；对外称为“中央广播电台”，脱离国民党节制，纳入情报系统。尽人皆知，情报系统的首脑是蒋经国，他的公开职务就是“总政治部主任”。
蒋碧微（徐悲鸿素描）
名义上的大陆广播部，实际上独立为“中央广播电台”。而当时“中广”的董事长张道藩、总经理董显光对大陆广播费尽心血，可是1954年5月，“中央台”还是正式成立。
那时悠悠众口，把天下为公添足而成“天下为公子”，把青年归主添足而成“青年归主任”，整个国家在人家手上，区区大陆广播何足道哉，还不是爱放进哪个口袋就放进哪个口袋!情报人员们经常引用耶稣的话：“不与我聚敛的，就是与我分散的。”
“中央电台”庆祝开播“半”周年，典礼盛大铺张，政要云集。电台邀请张道藩这位“贵宾”第一个上台致词，他历数他和董显光怎样创始，怎样扩充，怎样发展了对大陆广播，反客为主，没让一尺一寸，中央六组大员准备的演讲稿无法使用。当然，第二天看报，六组的说法字字句句，开天辟地，道公说的话一笔带过。有人喟然叹曰：道公怎么没读乔治奥威尔的话：“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过去；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将来。”
晚年张道藩在台北
1968年4月6日下午一点三十分，道公在寓所昏倒，跌伤头部，神志昏迷，医师来家诊治，建议立刻住院。那时国际知名的脑外科专家施纯仁医师在“三军总医院”挂牌，“非军人”住“三军总医院”必须由“国防部长”(“参谋总长”?)批准，那天是星期六，有权核批的人不在办公室里，幕僚到处联络，错过了“黄金时间”。
施医师对病情悲观，他说简直没有痊愈的可能。下午九时开刀，手术完成以后，道公没有再清醒过来。
６月15日，治丧会在“立法院”交谊厅开会，治丧委员843人，我也有一个名字，出席人数大约一半，会议由严家淦“副总统”主持，一切都有成规可循，会议进展顺利。“立法委员”许绍棣突然提案：“筹措遗属生活教育费”，他强调道公清廉，家无余财。方治立即上台发言，语调悲愤，他说道公一生尽瘁党国，党国应该照顾他的家属，治丧会倘若发起捐款，那是党国的耻辱，也是对张道公的侮辱!这两个人对道公未能立即住进贵族医院“中心诊所”急救似乎耿耿于怀，募捐云云大概是一种发泄的方式吧。
“立法委员”吴延环出面打消了许绍棣的提案，他是张道藩的妹夫，带领道公法国籍的夫人淑媛女士，独生女丽莲小姐，胞弟张宣泽先生，四人一同登台婉谢，声明生活费教育费都没有问题。随后“立法委员”程沧波提议，推举蒋经国、谷正纲、谷凤翔、徐柏园、胡健中五人筹划“如何纪念道藩先生对文化事业的伟大贡献”，圆滑收场。这也仅仅止于提案而已，没有任何迹象可以实行。
蒋碧微与张道藩在台北
我坐在最后一排，靠近门口，散会时我站在门里，仔细看那些大佬鱼贯出场，我要看国民党即将离散的繁华。我一时出神，忘了这是很不礼貌的举动，有人被我看得眼神散乱，很不自在。那些人都比张道公长寿，王云五活到91岁，张宝树活到87岁，梁寒操活到76岁，郑彦?活到88岁，谷凤翔1988年才逝世。
道公做“立法院长”9年，经常在派系倾轧中、在领袖的意志和委员的意气夹缝中工作，主持“院”会751次，通过议案594件，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常常连夜失眠，医药无效。他能把最不喜欢做的事做得最好，所以9年内辞职15次，蒋介石一律慰留，他也一再放弃最后防线。蒋氏知人善任，知道张道藩有“死而后已”的天性，任其油尽灯干，几乎可以说，道公的遭际和陈布雷相同。
文坛诸君子都说，道公和吴稚晖、胡适之一样，死得其时。倘若久病在床，他没有钱可以应付那么大的花费，国民党中央委员到期改选，他势必失去常务委员的职衔，也就失去党的照顾和社会的关怀；蒋总裁也老了，准备交班，道公和接班人的关系并非很融洽，长此下去，他怎样维持个人的尊严?万一变成植物人，那就更不堪设想了!大家相顾嗟叹一番。
1968年6月22日上午，道公的丧礼在台北市立殡仪馆举行。殡仪馆大厅站满了人，蒋经国没有出现，致祭的单位川流不息，没有军中文艺运动委员会。蒋介石亲临致祭，在例行的仪式之后，注视遗像，叹了一口气。当时张府的女公子在供桌旁答礼，张夫人在帷幕后守灵，蒋“总统”跟张府的女公子握手，转身离去，法国籍的张夫人经人提醒，从帷幕后面追到大门口“总统”座车之旁，见了一面。
几辆大客车把一部分人载到阳明山墓地，墓碑刻着“‘中华民国’文艺斗士张道藩之墓”。棺木下葬落地，人群散去，最后剩下罗学濂、邢光祖和我，看工人覆土。这时三人开始流泪，邢光祖下泪最多。
诸事完毕，张夫人离开台湾，她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把结婚证书交给文协。是的，这个文件对她没有用处了!证书是用毛笔写在宣纸上，文句简单，道公用中文签名，夫人用法文签名，后面两位证人，记得其中一人是谢寿康。婚书自创一格，想见上世纪20年代中国留学生的维新气概。
道公的宏志大愿是办一座文艺大学，后来求其次，想成立一座文艺图书馆。有人提醒他，要办就趁着做“立法院长”的时候办，他说那样岂不成了利用职权?他要等卸任以后再办。那人说，卸任以后恐怕就办不成了，道公认为某人某人都答应了到时候支持他，这些人都是可靠的朋友。他好容易把“立法院长”辞掉，再去找这些人旧话重提，这些人都一个一个顾而言他，这位天真的老人家居然大受刺激，生命失去了重心。
张道公和夫人团聚，和情人分手，蒋碧微出版回忆录《道藩与我》，公布两人当年的恋情，毁坏了这位志士端正严肃的形象，有人说，这本书把张道藩气死了，这话过甚其词。道公当然不希望蒋碧微“爆料”，曾经托人劝阻，那人对蒋说，张道藩的寿命也来日无多了，你等他身后再出书吧。蒋碧微的回答是：“黄泉路上无老少，也许我比他早死。”
眼见蒋碧微箭在弦上，张道藩上阳明山晋见蒋介石总裁，坦承“私生活出了问题”。据说蒋介石立即表示：“人人都有私生活，我也有。”张道藩听了，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下山回来，脸色好看多了。
蒋碧微在台湾师范学院教书，文坛后学尊称她为蒋老师，她手上握有张道公当年写给她的情书，数量很多，“蒋老师”把那些情书严密收藏起来，不让道公看见。那些信都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写的，道公已是党国闻达之士，居然还有这样的私情!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他追求儒家的完整，那些信是他的心病。
1953年，道公找我记录他的口述自传，那时也是“国难当头”，他怎会有这番闲心?我有一个感觉，他可能希望借故取回那些信。赵友培老师向我暗示：“不但要跟张先生好好相处，也要跟蒋老师好好相处。”但是“蒋老师”岂是容易“好好相处”的人?说不尽的惭愧，我根本没有那个本事。
蒋碧微出版《我与道藩》，可以说是张道公最不如意的一件事，他怎知道他在海峡两岸名垂不朽，竟是靠他跟蒋碧微的爱情佳话!他也曾竭尽心力立德立功，今人竟等闲视之，有人还做了负面的解释。
《我与道藩》由章君谷执笔，他是小说家，长于“代言”，文笔精彩，可读性高；张蒋之爱受人称道，章君谷功劳很大。章君谷说，他也没看见那些情书，两人通信的那一部分，蒋碧微自己整理嵌入，可见蒋用心之深。
最近我接到台南“国家文学馆”游淑静副馆长来信，她说文史家张锦郎捐了一批文件，其中有张道藩自传的手抄原稿(局部)，问我是否能说出此稿来历。据闻蒋碧微过世的时候，家中东西没人收拾，书籍文件形同弃置，那一部分手抄的稿本是从地上捡到的。那么道公当年写的情书而今安在?怎么一直没听到有人提起?
道公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的五册日记也不知去向。日记放在他在阳明山的研究室，一位“与道公关系亲近的某委员”，带着“两个穿中山装的人”向张夫人讨取研究室的钥匙。“日记”莫非落入他们之手?他们又要这个做什么?某委员也作古了!天上地下，魂魄相逢，或者会有一番交代吧。
（摘自《万象》，辽宁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号，定价：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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