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上的往事
后来有幸认识艾青的人，我敢说十有八九不会知道，这位大诗人还会吸烟。可是，艾青的老朋友都知道，诗人不只是个烟民，而且烟瘾还蛮大哩。他的许多诗情佳构，说不定，就是来自“云雾”之中。有次艾青边吸烟边跟我聊天，大概是聊天的内容，忽然触动了他诗的灵感，只
艾青
我保存至今的一张照片，生动地记录着诗人吸烟神态，重读不禁让我想起往事。这张照片摄于1982年6月。当时我的工作单位在北京王府井大街，距艾青家丰收胡同特别近，只要有时间或偶尔路过，我就去艾老家里随便坐坐，他家如无客人就跟他聊天。有次从杂志社办公室出来，在院子里碰到同事潘德润，老潘问我去哪里，我说“去看望艾青”。他一听赶忙说：“等等，我跟你一起去。”潘德润是位职业摄影家，善长拍摄文艺家肖像，出于摄影家的职业习惯，他去谁家串门都背上相机，有什么好题材就顺便拍下，今天去艾青家他更会是如此。他背上摄影器材箱，我们一路说说笑笑，很快就到了艾青家。
平日里有客人到艾青家，开门的常常是艾青夫人高瑛，若见来访者是熟人或老朋友，高大姐就高声通报给艾青。这天像往常一样，高大姐见是两位老朋友，就想喊着告诉给艾青。立刻被老潘制止住，悄声对高瑛说：“不用啦，我们自己去，我想看看艾老在干什么。”我们轻轻推开客厅的门，只见艾青双目紧闭，左手夹着烟在猛吸，那专注认真的神情，好像是在回首人生往事，又好像是在思索生活忧欢，更好像是在构思一首新诗，他全然没有发觉我们到来。老潘一看立刻来了创作激情，他迅速地用手把我推到身后，示意我不要惊动沉思的艾老，然后麻利地掏出箱子里的相机，连续咔嚓咔嚓地几声，一幅大诗人艾青的生活照，就这样在老潘手中瞬间顺利完成。这时艾青才从沉思中走出来。
过了几天，老潘洗印出照片，赠送给我一张，另一张让我转赠艾青。艾老见到这张照片，端详好久，然后以他惯有的幽默口吻，笑笑说：“不错，可以给烟草公司做广告。”老潘当然没有按照艾老的戏言办，但却留下了这位大诗人的吸烟照，以《浮想联翩――诗人艾青》为题，发表在1982年第5期《中国摄影》杂志上。艾青吸烟的照片，我还看到过几张，唯独这张拍得最好，这大概跟老潘抓拍有关。
高瑛大姐和子女们，考虑老诗人的健康，在这以后没几年，就让艾青彻底戒了烟，从此，再未见艾老吸过烟。有的朋友去艾青家，吸烟时逗他说：“艾老，来支烟吧”，他只是笑而不答。艾青家人这种保护性措施，说起来还蛮灵验，老诗人的身体和精神，戒烟后比过去要好得多。不过对于吸了几十年烟的艾青来说，这没有烟的日子可以想象会多难挨。
有次我自己去艾青家串门儿，走进客厅见艾青独自一人，坐在电视机前似看不看，嘴里还不停地吃着零食，那种无奈的神情很有趣，只可惜我不会摄影未拍下。就逗艾老说：“怎么，是不是想抽烟啦?”艾青笑笑说：“反正嘴闲着不是味儿，高瑛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我一听就笑了，说到底高瑛还是高瑛，多年与艾老苦乐相伴，两人始终这样心融神会，连这点区区小事都能想到。难怪诗人艾青逝世后，熟悉文学界情况的人说：“在老一辈的作家中，晚年生活最幸福的，艾青恐怕属一属二，高瑛对他照顾太好了。”这是实话。
如今，这张照片的主人艾青已经走了10年，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潘德润也早走了，他们都是值得永远怀念的朋友。当我再次欣赏这张照片时，想起这两位朋友的往事，我的心情感到格外沉重。因此更加珍爱这张照片。
听孙犁先生谈人生
我有篇文章《文坛自有细心人》，文中曾经说到二十多年前，陪同韦君宜、陈荒煤二位文学前辈，访问老作家孙犁、方纪先生，由于自己处事比较粗心，未能把当时情景记录下来，现在想起感到惋惜和遗憾。研究孙犁的学者刘崇武先生，从报刊上读到这篇文章，特意来信，希望把我知道的关于孙犁的事，能够写出来或者告诉他。由于有崇武先生信的促使，我就尽力回忆那些年，跟孙犁先生的多次接触。
孙犁
知道孙犁先生名字，读孙犁先生的作品，第一次亲见孙犁先生，应该是在20世纪50年代，我在天津一中读书的时候。那时开始喜欢上文学，参加学校学生文学社，有次市里组织文学讲座，主讲人正是孙犁先生，讲座内容早已经忘记了，先生细高清癯的身躯，说话语调的亲切柔和，却几十年来都不曾忘记。因此每每读他的作品，如《荷花淀》、《铁木前传》小说，以及大量清新隽永的散文，先生身影总会自然而然呈现眼前。这就使我更增加了对孙犁作品的热爱。
真正跟孙犁先生接触，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主持杂志社的杂文版，主要跟文学名家约稿。在天津众多著名作家中，我想到的第一位约稿作家，就是自幼敬仰的孙犁先生。记得那是一年春节，在天津父母家过完节，回北京上班前一两天，找到孙犁先生的家，给他拜完年谈约稿，然后就一起聊天儿。这是我第一次到先生家，屋里干净、清爽、利落，在一丛盛开水仙花映衬下，连人都显得幽雅而高洁。从那时起知道孙犁先生喜爱水仙花。
若干年后我写了一篇散文，题目好像就是《水仙花》，灵感正是来自这次的情景。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寄情寓意水仙花。从此以后每年春节在家中，我都会养一两丛水仙花，在营造节日喜庆气氛同时，这洁净高雅的水仙花，常常会让我想起孙犁那次谈话。
跟孙犁先生第一次见面，免不了谈些个人情况。当说到我曾被划为“右派”，蛮以为他会说些类似同情的话，岂料孙犁先生沉吟片刻，用非常平和的语调说：“人这一辈子都很不容易。不过，只有经过大喜大悲大起大落，那才叫真正的人生，你都经历过了，就会比未经历过的人，对人生有更深刻的理解……”说实在的，对于先生说的这番话，起初我还不是十分认同，心想，您老人家倒说得轻松，正是青春年少的美好时光，遭那么大的罪，受那么多委屈，这样的人生体验宁可不要。转眼间我也成了老者，有时闲坐屋中回首走过的路，确实感觉自己的人生厚重，这时重温孙犁先生这番话，我就有了更深切的认同感。
因为有了这样一层关系，每逢春节去天津探望父母，我都会特意去拜望孙犁先生。孙犁先生对于稿件处理，从来没有过任何苛求，对于像我这样的晚辈编辑，他总是客客气气地商量。有次我跟他说：“孙老师，在稿件处理上，您有什么想法，或者不当之处，您尽管说。”他想了想说：“别的倒没啥，只是年纪大了，要发表的文章，自己总是希望早点看见，如果你们不为难，就尽量快点安排。” 由于彼此有了信任，说起话来也就随便。有次去看望孙犁先生，他送给我一本他的书《孙犁小说选》，还有一幅他写的字，那天他情绪特别好，说的话自然就多些。他家里摆着个陶瓷瓶，他指给我看了看，说是他去世的老伴儿，生前特别喜欢它，“文革”中被造反人抄走，现在找了回来。他如何珍爱，等等。然后，由此谈起他的创作，他说了大意这样的话：我写的东西，其实就是两个字，一个是美，一个是丑；写故乡的美、人民的美，写敌人的丑、坏事的丑……他好像还说，据此陶瓷瓶的事情，他写了篇文学作品，鞭挞“文革”的丑恶。
孙犁先生这次的谈话，说的内容好像是创作，其实也是他人生态度。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孙犁一生淡泊名利，从不喜欢张扬追风，他作品那种淡雅风格，正是他内心世界的展露。有次跟一位作家朋友，说起孙犁的这次谈话，我们两个共同的认识是：别看写战争年代作品，大红大紫的那么多，最后真正让人记住的，恐怕还是孙犁的作品，关键是他写的是战争中的人，而不是战争中的大场面。这种认识也许过于偏颇，但是却并非绝无道理，因为文学毕竟得讲感情，就是孙犁先生所说的，他一生追求的美好，他一生鞭挞的丑陋，全都真实地表现在作品中。
孙犁先生逝世后，本想写点文字，表达我的哀思。可是，他的音容笑貌，他的思想品德，如同他喜爱的水仙花，那么高洁、淡雅、挺拔，见过了久久地留在记忆里，却不知如何表达得准确，就只是想想未敢动笔。趁写这篇小文章的机会，我献上迟来的一片心香，遥祭文学前辈孙犁先生。
“哈哈”老头儿
最近有本新书《林斤澜说》，读后让我想到林斤澜，他可真是个可爱的老头儿。
20年前刚认识那会儿，他骑着自行车，经常满街跑哪，当时我在出版社当编辑，有什么活动一叫他，就骑着那辆旧自行车，笑呵呵地如时来到。如果把时间再往前推，就是50年前吧，在挨批的那期《人民文学》上，读他的小说《台湾姑娘》时，他也就是三十来岁。再往近点时间说，我们一起去泰山，他还只是被称“老林”；可如今，林斤澜已是过八望九之人，被尊称“林老”啦。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啊。
林斤澜
林斤澜唯一未变的就是，平和的心态，从容的生活，当然，还有他那标志性的“哈哈”。他以哈哈笑代回答的方式，在京城老作家中独一无二。起初并未理会，听得多了才注意，这时我就想：这老林头儿，怎么会如此呢?凡事都打“哈哈”，大概是被过去政治运动整怕了，不然，对问题怎么不敢正面回答呢；要不就是经世太多吃过大亏，炼成了世故圆通性格，借哈哈打岔以保护自己。后来读过两篇文章，都是写北京文联“文革”的事，同样一件事两种说法截然不同，我就问林斤澜到底谁说得对，这次他真没有打哈哈，而是认真地说：“某某说得对，别看他思想左，人是个诚实人，不会说瞎话。”看来，这老林头儿并非圆通之人，在大是大非上绝不含糊，心中那笔账记得清清楚楚。
读了程绍国写的《林斤澜说》，对于老林头儿就更为了解啦。原来他是个“外圆内方”的人。在这本林斤澜讲述、程绍国撰写的书中，既知道了林老历史，又了解了他的性格，在对什么人什么事上，他都有自己的看法，别看平时不怎么说，必要的时候――如在这本书中，他照样一一谈论评说，而且毫不掩藏躲闪。在这本书中他谈论的这些作家，有相当一些是我熟悉的人，其中有的可谓作家中的“重量级”，有的还是中国文坛的头头脑脑。在谈论这些人利用政治运动整人，在讲述这些人处事的圆滑奸诈，林斤澜这老头儿简直毫不留情，总之，当代这些文人中的正邪清浊，都让林老头儿说了个透。把这本书说成《当代儒林外史》倒蛮合适。
类似文坛回忆文章，近些年出版了不少，仅就我读过的几部，跟这本《林斤澜说》比较，我就觉得都不是很“清爽”，在谈人说事等方面，有的地方显得口钝，问其原因是怕得罪人，结果因失真减弱了价值。更有甚者，连公布当年日记，都做了一些改动，令人唏嘘。比这更为恶心的是，有的所谓的诗人，批邓时写批邓诗，出版文集无勇气收入，这也倒罢了，后来又写颂邓诗，诗贵真情，在他这里成了魔术布。政治上的对错，对于文人来说，并无太大关系，如果来回翻饼，这就是文品不正了。所以我非常敬佩老林头儿，要么打哈哈不说什么，要么就说真话讲实话，既要对读者诚实，又要对历史负责，这才叫心口相符的文人。
从《林斤澜说》这本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来，作为主人公的老林头儿，对于作者的干预几乎没有，不像有的讲述者那样，对于写作者有什么要求，写什么内容和怎样写，都交待得非常细致具体，生怕伤害自己美丽羽毛。从书名《林斤澜说》上看，看不出这是一本传记，然而却用许多文字，记述了林斤澜的家史，可是又没有传记写作套路，一本正经地按年月记述，给人一种死板僵硬感觉。作者不仅用优美笔调讲述，还不时加些机智的议论，这种写作方法反正我未读过，自然也就算是少见为鲜吧。假如老林头儿是个挑剔之人，他绝对不会让作者搭腔，那样一来这本书也就无特点了。由此可以看出林斤澜是个厚道人。
如果不是读这本《林斤澜说》，我还真不知道，这老林头是个抗日战士，先是在家乡温州参加抗日，后来又参加粟裕的抗日学校，还曾经在台湾做过地下工作，很有一番传奇革命经历，在当今作家中还真不多见。有如此显赫的经历，又有如此大的名气，这要是放在有的人身上，早就吹嘘得满世界晕乎了，而这老林头儿却很少对人言。由此可以想见，林斤澜处世一向低调，绝对并非偶然。经过大磨大难的人，看淡世事荣枯的人，为人处事往往平和，正如常言所说“远水无澜”。这话在林斤澜身上再次得到验证。因此，更增加了我对老林头儿的敬重。
（摘自《文坛亲历记》，东方出版社2009年3月版，定价：23.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