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有一间名叫“芬克斯”的酒吧，面积仅30平方米，却连续多年被美国《新闻周刊》列入世界最佳酒吧的前15名。究其奥妙，竟和这样一则故事有关――
酒吧老板是个犹太人，罗斯恰尔斯，在其悉心经营下，酒吧小有名气。一天，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来到耶路撒冷，公务结束后，博士突然想光顾一下
博士决定亲自打电话预约，自报家门后，他以商量的口吻说：“我有10个陪同，届时将一同前往，能否谢绝其他顾客呢？”按说，出于安全考虑，是可以理解的，何况这样的政要造访，对一家商户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幸事。
谁知老板不识抬举，他接受了预约，但对国务卿的附加要求却不接受：“您能垂幸本店，我深感荣耀，但因您的缘故而将他人拒之门外，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博士几乎怀疑耳朵听错了，气冲冲挂了电话。
第二天傍晚，“芬克斯”的电话又响了，博士语气柔和了许多，对昨天的失礼致歉后说，这次只带三个同伴，只订一桌，且不必谢绝其他客人。
“非常感谢您的诚意，但还是无法满足您。”
“为什么？”博士惊愕得要跳起来。
“对不起先生，明天是礼拜六，本店例休。”
“但，我后天就要离开了，您能否破一次例呢？”
“作为犹太人后裔，您该知道，礼拜六是个神圣的日子，礼拜六营业，是对神的亵渎。”
博士闻后，默默将电话挂上。
读完这则故事，我默然良久，为那栋叫“芬克斯”的小屋怦然心动。
我想，基辛格博士是不会轻易忘掉这件事的。
这样的事既令人沮丧，也令人鼓舞。人人生而平等，人最重要的权利即拒绝权力的权利……博士从这位傲慢店主身上领教到的“公民”涵义，从一份商家纪律中感受到的“尊严”与“权利”，比那些镌刻在纪念碑、印在白皮书上的，显然更深刻，更有分量。
权利，面对权力，应该是傲慢的。
后来，我竟莫名地打量起它的真实性来，会有这等傲慢发生吗？
很快我明白了，疑心完全是“以己推人”的结果。是对自己和周围不信任的结果。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中深陷太久的结果。无论地理还是灵魂，耶路撒冷，都太遥远了，像一抹神话。
一件小事，仔细品味却那样陌生，那般难以企及。从开始到完成，它需要一个人“公民”意识的长期储备，需要一种对尊严和规则牢固的持有决心，需要一个允许这种人、这种性格、这种人生――安全、自由、稳定生长的环境……
坦率地说，我对这等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不抱信心。即使这个故事让我倍受激励，假如我有一间“芬克斯”，便能重复那样的傲慢吗？（哪怕是作秀，哪怕是一个市长）作为一记闪念，或许我陡然想对权力说不，但该念头是否顽固到“不顾世情”“不计弹性”的地步，是否有足够的决绝以抵御惯性的纠缠――而绝无事后的忐忑和反悔？我真是一点信心没有。
我是我环境的产物。我的一切表现都是环境和经验支付的，我实在拿不出有别于他人的“异样”。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遗传的力量总是大于变异。
我向往，但我不是。
(摘自《精神明亮的人》，山西出版集团・书海出版社2009年1月版，定价：4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