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又热又平又挤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中，不再强调这世界是平的了，更强调地球的又热又挤。书中涉及中国的部分很多，也说了我们中国很多好话，甚至希望美国“做一天中国”，仅仅一天。但值得所有中国读者警醒的是，恭维就是恭维，他相信，并且很有把握地认定：在新一轮的全球清洁电力工业竞争中，美国仍

复制美国生活

2007年秋天，我参观了两个城市――多哈和大连。这两个城市我都去过好几次，所以非常了解。但是，我已经有三年多没去过了，直到2周前才碰巧有机会前往。

它们变得快让我认不出来了。

据我所知，大连已经有个缩微曼哈顿了。但当我再次回到那里，我又发现一个曼哈顿。在这处曼哈顿里有一个建在人造半岛上若隐若现的会展中心――大连星海会展中心，据说是亚洲最大的，也更加奢华时尚。在中国，像这样人口过百万的城市多达49座，而其中有47座你可能都没听说过。

我想说的是在这个平坦世界里能源消耗的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掘、消耗能量并排放二氧化碳，而且与美国人是一个数量级的。看过多哈和大连之后，我担心我们永远不可能携手应对气候变化了。你能想象这两个城市里的新建摩天楼要消耗多少能源并排放多少二氧化碳吗？

多哈和大连展示了当平坦遇到拥挤会发生什么。不只是世界人口将从1955年的30亿增长到2050年的预计值90亿，更严重的是，我们将从一个大概只有10亿人过着“美国式”生活的世界进入到一个有着30亿人正在或准备过“美国式”生活的世界。

没错，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可能会放慢，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且出去工作，她们自然会少生孩子，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并不是地球上的人口总数，而是在这个星球上过美国式生活的总数。这才是关键的数字，并且它一直都在平稳增长。

当然，我并非在责怪多哈或者大连的市民如此热切地追求美国生活方式，也不是在责怪他们像我们一样靠便宜的化石燃料支撑这种生活方式。是我们创造了这个体系，也是我们传播了这个体系。其他人至少拥有和我们一样的资格和权利去享受这种生活，毕竟我们已经享受过几十年这种增长和消费带来的好处，而其他人只是刚刚尝到味道。经济增长是不能通过谈判来决定的，特别是在这个平坦的世界里，人人都能亲眼看到其他人是如何生活的。告诉人们不许他们发展，就等于告诉他们要永远贫穷下去。

正如一个埃及内阁大臣对我所言：这情况就好比发达国家吃光了所有的开胃小吃、所有的主菜以及所有的餐后甜点，然后邀请发展中国家来喝杯咖啡，“并要求我们平分账单”。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发展中国家是不会接受的。

我们美国人没有权利去教训任何人，但是我们有能力去更好地了解。我们能够树立另外一种经济发展的榜样，我们能够利用自己的资源，并且知道如何创造可再生的干净能源以及一套高效的能源利用系统来让经济更加健康地增长。欧洲和日本已经证明，过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却消耗更少的能源是可能的。在这个平坦又拥挤的世界里，如果我们美国人不能重新定义什么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不能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把这些知识经验分享给其他的20亿至30亿人，让他们以一种更持续的方式享受这种生活，那么我们就需要再开发3个星球。因为我们将把地球弄得非常炎热，把它的资源耗尽，以至于没有人――包括我们在内――还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

突然间到处都是“美国人”，他们加入到美国式的生活的行列里，吃美式快餐，制造出与美国一样多的垃圾。地球上从未见过如此之多的“美国人”。 全世界的城市都得了美国流感――人类已知的最厉害的传染病之一。

我在大连碰巧遇到我的朋友希达里。他给我讲述了他最近的一次游历，他和他的中国同事去了趟大连附近的大窑港，那是大连通往太平洋的通路。他参观了那个由中国政府请挪威人和日本人建造的结构复杂的新港，那里也是中国最大的原油终端――石油管道、天然气管道和储油罐林立，还有挂着中东旗帜的油轮。

希达里回忆说：“我看了一眼，然后转身对我的中国同伴说，‘天啊，你们在模仿我们――你们为何什么都要模仿我们呢？你们没有像我们一样使用电话，而是直接跳到了使用手机的阶段，因此中国陆上通信线的铺设面只占国土面积的5%。可是你们为何要在这里模仿我们呢？’我很沮丧。他们看到了我们的所作所为，本可以绕开坑洞，但是他们却没有这么做。”

中国和其他国家还有时间采取不同的发展方式，但我们得告诉他们如何去做，否则他们是不大可能脱离现有路径的。这比你想象的要紧迫得多，因为如果现在发展中国家一直沿袭美国式的消费、建造和运输方式，那么我们将被这一模式束缚几十年。

我们过去总是遵循着疾病、饥饿或是战争的逻辑，却从未遵循“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态逻辑”。 要知道，当资本主义的生态逻辑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时，你已经生活在能源气候年代了。我们的繁荣所受到的威胁正是来自于繁荣自身的基础――这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本质。

从如此之多的人里释放出的如此之多的能量，对我们的自然资源的影响是令人惊愕的。2006年，在深圳这座中国南方城市里，仅一家沃尔玛连锁超市的山姆会员店就能在一个炎热的周末卖掉大概1100台空调，我敢打赌，这比美国一些大卖场整个夏天卖的还要多。

其实不只是数字在变大。我在北京堵车的时候就和自己玩智力游戏。我看着车窗外面的办公大楼――都是些造型很奇特的高层建筑――数着这些在华盛顿都称得上是旅游景观的建筑，在如今北京四处林立高耸的建筑群里却如此毫不起眼。毫不夸张地说，北京目前至少拥有30处这种规模的办公大楼，具有惊人的高度、超大的面积以及超现代的设计风格，如果是在华盛顿，你一定会坚持在某个感恩祈祷的周末带着乡下的客人来此参观，与白宫和华盛顿纪念碑一起作为观光内容。

现在这种趋势已经开始向私人住宅发展了。可以看看弗尔写给《华尔街时报》的文章《让100座豪宅兴盛起来》：

我有一次在北京参观财富公馆的样房，销售经理蔡思雨（音）向我们展示法国式别墅的几处特征：前门上要有小天使的雕塑装饰，大厅的主楼梯上方要悬挂施华洛世奇水晶吊灯，还要有一个穿着蕾丝花边制服的女仆在前门迎候。

在几十米外，一座微缩的凡尔赛宫正拔地而起，在北京的蒙蒙烟雾中若隐若现。沿路而下，还有172座类似的房屋。这种突兀的场景会提醒你，这片每栋造价500万美元、占地约15000平方英尺的建筑群落并不是在法国。虽然建筑风格和周边环境并不和谐，但这却是中国最高档的住宅区之一。

这些奢华的有着花岗岩外墙的房子，形象地表达了有些人对外国生活方式的迷醉。

要知道，这才是平坦和拥挤刚刚相遇的阶段。

同样，我们没有权利责怪中国人希望享受同美国人和其他西方国家人民一样的生活方式。我只是想用这些故事来强调，那些国家的人们在需求被抑制多年之后，爆发了巨大的消费欲望。

假如美国做一天中国（仅仅一天）

2007年1月，作为本书调研的一部分，我对通用电气公司（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伊梅尔特进行了采访。伊梅尔特和我谈论了能源产生的不同形式，并顺便聊起了政府怎样实施管理、激励、税收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形成一套理想的机制来刺激市场、引进清洁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答案似乎再明显不过，以至于最后伊梅尔特激愤地叹道：为什么美国就没有一个实施合理政策来规范能源市场的政府呢?

那天晚上，我一直思索着我们的谈话，它们在脑海中不停地重复，最后脑中闪出一个古怪的想法：要是……要是美国能做一天中国有多好!――只是一天!仅仅一天!

据我所知，如果需要的话，中国领导人可以克服官僚主义的障碍，彻底变革价格水平、规章制度、标准、教育、基础设施，以维护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的利益。而这些议题若换在西方国家讨论和执行，恐怕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当你进行绿色能源改革这类影响深远的变革的时候，当你的竞争对手是根深蒂固、资金充足、防范周到的利益集团的时候，当你不得不劝说公众，使他们牺牲某些短期利益(比如更高的能源价格)去换取长期收益的时候，领导人的魄力这种资产就显得尤为重要。想让华盛顿的政府下达正确的命令，为能源革新创造出理想的市场条件，之后便不再干预，将其交给美国自然能源的资本系统去运作――那简直是在做梦。

有这么糟糕吗?中国?就短短的一天?

看看这个：在2007年底的一个早晨，中国的店主们醒来后发现国务院已经宣布，从2008年6月1日开始，为了减少石油制品的使用，所有的超市、商场、店铺将禁止为顾客提供免费塑料袋。从此，商店将不得不向顾客收取塑料袋的费用。“商家必须清楚地标明塑料购物袋的价格，并禁止将此费用附加至产品价格内。”美联社报道。中国还完全禁止了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薄塑料袋的生产、销售和使用――这些措施将促使购物者改用可多次使用的购物篮和布袋。

砰!就像那样――13亿人，从理论上讲，将停止使用薄塑料袋。这会节约上百万桶石油，避免成山的垃圾。美国从1973年就开始了将汽油去铅的进程，但直到1995年才基本实现了全国售出汽油的无铅处理。而中国决定于1998年开始实行无铅化，1999年新标准已在北京地区试行，到2000年整个国家全部实现了汽油无铅化。美国为制定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从1975年着手进行到2007年再次取得重大进展共花了32年的时间。同时，在2003年，中国开始将轿车、卡车的经济燃油标准提上议事日程，并把新的标准报经国务院待批。该标准在2004年获得批准并于2005年开始实行。现在，几乎所有新产出的轿车和卡车都必须达到新的标准。

而在美国，只要政府制定了一项法律或颁布了一项规章制度，那就一定会贯彻下去――因为如果公司和地方政府不去执行的话，许多公共利益团体，将会用尽各种方法把违规者(甚至包括联邦政府)起诉至最高法院。那就是为什么我希望我们能做一天的中国――但仅仅是一天――在这一天里，制定所有正确的税收法律、各项规章以及一切有利于建立清洁能源系统的标准――这对华盛顿的价值将远大于对北京的价值。

我们已做好了绿色环保进程的准备，并拥有了绿色行动能源革新的一切资源，但是我们的政府却没有造就能促使其发展壮大的市场条件。如果对能源产业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哪些政策是正确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实施呢?

呼唤真正的绿色革命

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这几年中，我们为改变世界都做了些什么呢?事实上，这也是孩子们一直疑惑的问题，并且他们已经开始发问。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全球首脑会议，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名叫铃木的12岁女孩正在首脑峰会的全体会议前演讲。铃木所做的这个有关一场真正的绿色革命的战略意义和道德目的的发言是我所听过的最意味深长的演讲。下面是这个演讲的摘录：

大家好，我是铃木。今天我将代表儿童环保团体发言。我们是一群为了改变世界现状而努力的十二三岁的孩子。我们自筹旅费来到这里，历经了5 000英里的旅程，只为了告诉你们这些大人们，你们必须改变你们的方式了。我今天来到这里，没有任何动机。我只是在为努力争取我的未来而奋斗。失去自己的未来，同输掉选举或是在股市惨跌可不能一概而论。我站在这里是代表所有未来的孩子们；我站在这里也为了世界上那些饱受饥饿之苦却无人关心的孩子们；我站在这里还为了那些不计其数的濒临灭绝的动物，因为它们在这个星球上无路可走。我现在害怕暴露在阳光下是因为臭氧空洞。就连呼吸都会感到害怕，因为空气中可能会有有毒的化学物质飘浮。过去，在我的家乡温哥华，我常常和父亲去钓鱼，直到几年前我们发现所有的鱼都患有癌症。而现在我们每天都会听到一些动植物正在濒临灭绝――将在这个星球上永远消失。在我一生中，我一直梦想能够看到茂密的丛林、热带雨林，里面有各种野生动物和许多飞舞的鸟儿和蝴蝶，可是，到了我们的下一代，是不是再也无法拥有这样的梦想?所有的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而我们就好像拥有充足的时间和所有的解决方案似的。我只是个孩子，我并不能把所有问题一一解决，但是我想让你们认识到，即使是你们也无法解决!

在学校，甚至是在幼儿园，你们就教导我们如何做人。你们教导我们不要互相争执，要以沟通的方式解决问题，尊敬他人，干净整洁，不要伤害其他生物，要懂得分享――不要贪婪。那么你们又为什么要去做那些你们教导我们不要去做的事情呢?请不要忘记你们为什么要来参加这次会议，你们在为谁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你们的孩子，也就是我们。各位正通过这样的会议决定我们将在什么样的世界里成长。父母总是安慰孩子“一切都会好的”，“这还不是世界末日”，或是“我们正在努力做好”。但我想，你们大人们已经没办法再用这种话来告诫孩子了。我们真的在你们的优先名单上吗?

我的父亲常说：“看一个人要看他做的事，而不是他说的话。”可是我却为你们大人的所作所为在夜里哭泣。你们总是说爱我们，那么，请用行动来证明吧。谢谢。

每当我重新听到那篇演讲，都会感觉有点发冷――尤其是那句“看一个人要看他做的事，而不是他说的话”。铃木那优美、高尚而有力度的语言在启发着人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绿色革命。这不是什么地球日音乐会，不是杂志上有关绿色问题特别专栏，也不是205种绿色生活的简单方法，更不是最新的互联网公司掀起的淘金热或销售热潮。这是一种关于生存的战略，是我们为了保护祖先留下的自然环境、面对诸多巨大挑战所要做出的反应。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不知从何时起已经失去了大的方向。在太多的时候和太多的方面，“绿色”变成了一种标签，它让我们在无所作为的情况下也能感觉良好，在提高认识的同时却并没有带来实际行动上的改善。

今天，我们在推动真正的绿色革命时所遇到的巨大挑战是：多数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人恰恰不是“我们”。那些可能受到资源供需争夺、石油专制、气候变化、能源贫乏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影响最大的人们不会去投票――因为他们还没有出生呢。从历史上看，当贫穷国家或人们的利益由于某项政策或某种局势而受到严重的损害和影响，并且这些人的数量多到可以在民主体制中占有一定分量时，政治改革运动就会应运而生。

但是绿色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问题，“不会引发穷人和富人相互竞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曼德尔鲍姆说。它会使“‘现在’和‘将来’――现在的一代和其子孙后代相互竞争。问题就在于‘未来’无法组织。工人组织起来是为了获得工人的权益。老人组织起来是为了获得医疗保健。但是‘未来’该如何组织呢?它不能游说，也不能抗争。”

在我们目前的民主模式下，政策是利益集团相互冲突的产物。但是绿色利益集团尚未完全形成。也许当类似卡特里娜的飓风再多一点、袭击更多的城市时，“它会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利益集团――但到了那时，恐怕一切都太晚了。”他补充道。

因此，这样的非常规状况需要我们这些地球管家伦理，就像父母为其子女所做的，高瞻远瞩，长远思考，使他们能享有一个较好的未来。当然，每个家庭为自己的后代考虑很简单，但是要做到为整个社会着想就难得多了，然而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摘自《世界又热又平又挤》，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4月版，定价：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