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1957年5月首发在《人民日报》，是在毛泽东骂邓拓“死人办报”之后。此文一发表，邓拓就被迫向胡乔木做检讨，并在遗书中专门提及此事。
邓拓
比如，某县的同志下过一道命令，叫把全县的棉花都在同一时间打尖。于是，忙坏了区乡和农业合作社的干部，赶紧进行许多动员和组织工作。结果有许多田里的棉花，没有到打尖的时候，也硬给打了尖。
像这样的例子并不是个别的。我们查看一下自己做过的有些事情，何尝不是大可不必做的哩！就说人事工作吧，其中有一部分也是大可不必做的。
我们自己搞了一个官僚主义的机构，调来一批又一批的干部，然后又调了另外的许多人来做人事工作，自己还要经常同他们谈话、开会，帮助他们写报告、看报告、批报告，等等。结果使自己忙得不可开交，也使这么一大批干部全都陷在日常“公事”中不得解脱。我们自己还安慰自己，也安慰大家，说我们做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工作，说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政治”工作。
我想，假若一定要把这些都说成是“政治”的话，那末，这只能说是庸人政治。大概地说，凡是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这种庸人政治除了让那些真正没出息的庸人自我陶醉以外，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现在又有一些同志光在空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他们显得一天天更加忙了起来，又在加紧开会、谈话、写报告，等等，有时连气都喘不过来。这些同志实际可以说还不懂得什么是思想政治工作，什么是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应该让这些同志冷静一下，先要想个办法，把这一套庸人政治彻底地反对掉，使自己成为真正的政治工作者。
可是，要做一个真正的政治工作者毕竟是很不容易的，有许多人却往往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庸人。而我们眼前的庸人似乎还不少，他们有的还有权发号施令。这样，就不能不在某些地方形成了“庸人政治”。他们如果进一步发展这一套“庸人政治”，其结果将如庸医治病一样，会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
陆放翁在一首诗里写道：“庸医司性命，俗子议文章。”这是切中要害的警句。想想看，病人碰到庸医，乱开药方，乱治一阵，小病变成大病，大病则呜呼哀哉，这条性命不是丧在庸医之手吗？一篇好文章落在俗子手里，他自以为无所不通，吹毛求疵，滥加斧削，岂不可惜？但是，当着庸医负责治你的病的时候，你的性命就握在他的手里；当着俗子做了编辑的时候，你的文章也不得不由他随便议论和取舍了。
我自己也患过病，也当过编辑，各种感受都有一些，说几句由衷之言，并非危言耸听。但愿我们的同志遇事深思熟虑，千万不要乱拟方案，像庸医那样乱开药方，以免害死了人；对于自己没有把握的一切问题，还是不滥做主张为好。
然而，有人会很不高兴地责问：这不是放弃领导和放任自流吗？回答：似乎是，其实不是。说它似乎是，因为我们的领导是要大胆地放手、放手、再放手；既然如此放手，原来的一套领导方法恐怕就得改，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应该允许某种程度的放任。说它其实不是，因为在原则和方针上毕竟还有领导，绝不能变成无政府状态。而我们的人民群众这些年来受了革命的教育，也可以相信他们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既然如此，就什么也不可怕了。那些天天怕出乱子，天天喊“放不得”的人，真是庸人自扰，瞎操心了。
（摘自《邓拓散文》，人民日报出版社1980年11月版，定价：0.7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