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面
1950年深秋，我刚过19岁生日。上级突然通知我，把我从大西北调到了遥远的首都北京。不久，又跨过了鸭绿江，去到更加遥远的朝鲜战场。从此，我就警卫在彭德怀同志身边，一直跟
起初，我并不知道分配我干什么。
到达志愿军司令部的当天，机关的一个负责同志对我说：“你到彭司令那里当警卫员。”
我一听，连问了几声：“是不是彭老总，彭德怀同志？”他点点头，我紧张了，好久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啥也不懂，文化水平太低，怎么给选到他那去工作？
我到彭老总的办公室报到时，办公室主任说：“你休息两天吧 ，这两天暂且不要见他。”我心里纳闷：当警卫员怎么能不见首长？见首长还要选日子？
彭总的指挥部设在一个大山沟里。靠山脚有一些当年挖矿时留下的洞。洞内经过修整，纵横相连，可以住人，只是太潮湿，因而在洞口搭了一些木板棚子。彭总就住在作战室旁边的一个小棚里。
我很想见到彭总。他原来的警卫员鄄友才同志看到我有些心急，问我：“想见见他？”我连连点头。他就叫我跟在他后面进到小棚子里去。他嘱咐我：“他不问你话，你也就别吭声。”
友才是进去倒开水的。他推门、走路都很轻。我站在门边，连大气都不敢出。彭总坐在一个木头箱子垒成的写字台前，抬头看了我一眼，接着又低下头看文件。就这一眼，我着实吓了一跳：“这个人样子好厉害啊！”他粗眉毛，厚嘴唇，宽肩膀，表情又像生气，又像发愁。屋子里很冷，板壁缝里冒出一股股白雾，凝结成了冰霜。地上有一条小水沟，流着从山洞里淌出来的一股水，可以闻到硫磺的气味。一张行军床，就放在水沟旁边。总之，这里没有一点叫人稀奇的东西。要不是彭总坐在眼前，我真不会相信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住宿、办公的地方。
出门来，我问友才：“怎么样，很厉害吧？”
友才说：“嗯，很厉害。不过你不用怕，他不会骂我们。有时批评干部，干部越大他越不客气。这些天，我们都得小心点，他正在气头上。”
“不是前方刚打了大胜仗吗？他气什么？”
友才坐下来，抱着脑袋摇了摇，说：“你没听说？唉！我们这些人都该死！没有把毛岸英同志照顾好。他牺牲后，彭总好些天都这样，吃一点点，睡一会儿，话也很少说……”
我这才知道，为什么主任叫我等两天才见彭总。
指挥所里
雨季到来了。
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里，彭总住的小板棚上头漏水，四壁淌水，地下流水。正在这时，来了祖国人民的慰问团。同来的还有一些朝鲜人民军的战友和老乡。
他们来到指挥所里。
“小同志，我们彭总平时就坐在这儿？”一个戴眼镜的老同志问我。
我说：“是的。彭总忙得很，能安静地在这儿坐一会儿也难得咧！”
那个老同志推了推办公台，并在一起的木头箱子发出吱吱吱的响声。他转身又从彭总行军床上抱起了那床被漏下来的雨水浸湿了一大块的发潮的被子，让人们看了一阵，然后问我：“他在这儿安睡片刻的机会都难得，对吗？”
我“嗯”了一声。
这个老同志又去摸了摸湿漉漉的板墙，激动地拉着长声说：“这里呀，住着百万雄师的统帅，这里就是他的指挥台。就是从这里，发出使敌人胆寒，人民欢欣的号令；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军队为什么无往而不胜！”我看到，他的眼眶内闪动着泪花。
那位赞扬彭总的老同志，不知是不是郭老？当时我不认识他，后来从电影上看，觉得有点像，但有的同志又说是作家巴金同志。不管是郭老还是巴金，他们的话说出了我们志愿军战士共同的体会：一个百万大军的统帅和他统帅的士兵过一样的生活，这个军队自然是临危不惧、一往无前的。
仗打得很紧张的时候
头一年，仗打得可紧张了。白天，晚上，彭总难得倒在床上睡个觉。有时睡，也只是脱了鞋坐在行军床上，或者坐在我给他铺了一块棉垫的木箱上，背靠着墙，那么养养神而已。参谋人员报告了情况，他便马上走到地图跟前做标记，作指示。
当前沿正进行战前准备的时候，或者暂时听不到新的战况的时候，彭总就在屋子里转，在外头转，有时一转两三个小时， 不说话，也不吃不喝。我们喊他，他听不见；催急了，他还难免骂两句，他不让别人打断他的思路。
彭德怀
前线的情况，彭总的心情，我们都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来。他从不隐藏自己的喜怒哀乐。遇到战事不顺利，我们便看到他表情严肃，眉头紧皱，忘了吃，忘了喝，有时凝神静思，有时迅速走动。这时候，指挥所里，人们走路、咳嗽都格外小声。打了胜仗，他就喊叫：“小鬼，拿东西来吃！”他吃，也叫大家来吃。有时候还哼上几句湖南花鼓戏，逗得大家发笑。
我还记得，有时候他困极了，就坐在木头箱上，背靠板墙，眼睛闭着。但是右手还是捏着电筒，左手还是拿着放大镜，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在那些日子里，这就是他难得的睡眠了。这样睡觉，每次最多也不过十来分钟。一醒来，他就问：“有谁来过没有？”怎么会没有人来呢？多少条战壕连到他那里呀！但是首长和同志们对他非常体贴，只要不是极其紧要的事，就不让我唤醒他。后来他察觉了，先是批评我，然后又向我讲道理。还说：“解决这问题，我要‘自力更生’！”从此，为了使头脑保持清醒，他时常跑到外边走一走，哪怕是风雪连天的冬夜也是这样。出门前，他总要打声招呼：“我去透透气。”意思是有了情况，叫值班员及时报告。常常刚到洞外，情况就来了，他抓起一把雪擦擦手，再把冰凉的手在脑门上按按，又奔向了自己的指挥位置。
彭总的身体很好，在朝鲜那样劳累，也不生病，连感冒也很少。往后的十几年也是如此。只是有一点轻微的肠胃病，有一点痔疮。他什么药也不吃。他说，防病最好的方子是劳动和锻炼，治病最好的方子是多喝水。更没有见他吃过什么补药。从朝鲜回国后，傅连璋同志拉彭总去检查身体，他说：“我才不去。你们医生乱弹琴，没有病也要查出几分病来。我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其实，当时他晚上老是睡不好，离不得吃安眠药，后来形成了习惯，每晚都要吃两片到三片。这就是在朝鲜那无数不眠不息的夜晚留给他的后遗症。
他没有时间顾自己
有一次响空袭警报，我在洞子里没有听到。见大家都往洞里来，才忙着往彭总平时防空的地方奔去。到那里一看，不见人！我拔腿就朝洞外跑。洞门口有人喊道：“你疯了？”这时天刚黑，但是，洞外被敌机抛撒的照明弹照得明晃晃的，一股股声浪冲进洞子里来，震得人耳朵发麻。我顾不得看敌机的来去方向，也顾不得看哪些地方挨了轰炸扫射，直朝彭总在门外的小屋跑去。他的小屋靠洞最近，有一个后门和洞口相通，几步就到了。这是特意为了他能随时进洞防空而安排的。
我刚跑出洞，就看见一位干部已经跑在我的前面了。我们前后脚进了彭总的小屋，发现他半躺在被窝里，披着大衣，点着蜡烛，在看文件。外头响成一锅粥，屋子里一股浓烈的火药味，他却没有感觉似的。
我们不约而同地大声喊道：“走！”又一齐动手去拉彭总，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幸好，后面又跑来了警卫排的几个同志，大家连拉带架地把他推进了洞。我们刚离开，“哒哒哒”一长串子弹就擦着屋檐扫射过来，把那张行军床打了几个洞，而另一个房子也被打塌了一角。过后，他笑着说：“今天不是你们几个把我搞进洞，我就见了马克思了。”
事后，志愿军政治部的甘泗淇主任把我找去，先把我表扬了一番，接着再三嘱咐：“今后，你们离开彭总一步，都要给一个同志交代，看着他，吃的，喝的递到他手里。他，没有时间照顾自己呵！”
(摘自《在彭总身边1950～1966：警卫参谋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版，定价：0.32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