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在阅读中成长。
大学一年级时，我曾经注意到，一些图书在我和别的同学借阅之前，有长达十多年没有人借阅过。当年图书馆的图书在封三通常插一张借阅的卡片，写有借阅时间和借阅者姓名。有的卡片上是我的老师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借阅记录，中间隔了十多年以后我的那些师兄才接续
大学之前的阅读是有限的。现代文学作品，除了读过“文革”期间出版的鲁迅的《呐喊》、《彷徨》和几本杂文集外，其他作家的文集几乎没有碰到过，只大概知道一点文学常识；外国文学作品，读到的是高尔基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亚和舒拉》，也是在“文革”后期；古代文学作品，则是四大名著，读“红楼”“水浒”，都是因为当年的政治运动。这实在是一个可怜、贫乏的阅读史。我在乡村唯一的收获，是读了若干“十七年”的小说，被称为“红色经典”的那些作品。初中到高中的那几年，我尽可能地四处搜寻文学读物，在坊间已经可以借阅到《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红旗谱》、《三家巷》、《播种记》、《铜墙铁壁》、《暴风骤雨》、《苦菜花》这类作品了，后来又能读到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读到《卓亚和舒拉》。我至今无法用那种完全否定和嘲笑的口吻来谈论这些作品，是因为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曾经是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这些作品告诉我什么是革命者、反动派、叛徒、延安、西安；什么是地主、贫农、富农、资产阶级、资本家、小资产阶级、豪门、小姐、少爷、长工；什么是战争、和平、暴力、理想、牺牲；什么是黑暗、光明；什么是浪漫、传奇、爱情、侠义。那时成长如蜕，对一切都怀有好奇和兴趣。这样的阅读生活让我在煤油灯下穿过漫长的田野、村庄，连接起遥远的但从少年时就开始塑造我们的历史。我会置身其中，甚至想过如果自己是运涛和春兰，我回味过白茹和少剑波的对白，也想象过保尔・柯察金和冬妮娅的见面，在最初对爱情的认识里，夹杂着崇高、浪漫、苦难、阶级，也染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和怅惘。在后来读到刘小枫的《记恋冬妮娅》时，我甚至觉得这篇文章也是在写我。在课余时间，除了干农活，我几乎沉湎在阅读之中，而对这些作品的阅读又几乎是不能公开的，这在那个革命年代也实在是一个分裂的现象。同样，我们又堂而皇之地读到了《水浒》和《红楼梦》，虽然我当时还不能读懂，但这些因为运动而来的收获，在革命的方向上重新拼贴了少年时的文学地图。借书给我的人总是交待我：不要传给其他人，不要说是我借给你的。我现在也不清楚，剃头匠家的儿子从哪里弄来这么多小说。从1973年开始，我每学期总能从他那儿借到几本小说，他只读完小学，整天闲逛。我们会约好了，在晚上，在哪条巷子，他把书借给我，我再把书还给他，像地下党一样。我唯一的一次回报，是高一时送给他一包香烟。我们俩背靠大队的后墙，他先是犹豫，然后接过去就拆包抽起来。初冬的乡村夜晚已经死寂，他使劲呼吸香烟的声音更显得特别有力。他让我等一会儿，便转身回家再拿了一本给我，说回家看吧。我在昏暗的路灯下，急切地打开报纸，这是一本叫《苦菜花》的小说。
乡村的这些阅读经验，意外地为我大学期间学习《中国当代文学史》打下了基础。我几乎是没有再重新阅读“红色经典”，就顺利完成了这一部分的学习任务，而且也在作业、发言和考试中有了好的表现。当我在课堂上讨论这些作品时，那个偷偷借书给我的同乡，正在上海的街头东奔西走。我上大学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这个比我长几岁的乡村伙伴，听说他长期在上海等城市拾荒拣破烂，据说这活儿可以赚钱。我少年时的伙伴几乎都散了。
当初的阅读与专业没有关系，但它融入了我的成长，在课堂上当老师讲起这些作品时，我是带着对人生的体验来回忆我当年对这些小说的阅读感受的。期末考试后，任课老师让同学把我的试卷答案抄在黑板上，我此后的专业选择与此相关。我后来自己也不断修正当年的理解，但这些作品最初催生了我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念，文学作品能够影响到一个人的世界观也许就到我们这一代结束了。
“拨乱反正”、“打破禁区”这样的词在上世纪80年代是常见的，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禁到什么程度，这是我后来才了解的。大学一年级上完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之后，我也无法明白，有许多文艺作品为何成了禁书。直到1993年，我在南京图书馆查阅“文革”时期的文献，无意中在一份内部油印刊物上发现了《本馆重新开放的文艺书目》，我才对十年之前的印象有了追问的可能。南京图书馆的这份《书目》分为“中国文艺书目”与“外国文艺书目”两部分。前者有我们耳熟能详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如茹志鹃《高高的白杨树》、李?《李双双小传》、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阮章竞《漳河水》、郭小川《致青年公民》、闻捷《天山牧歌》、李季《王贵与李香香》、柳青《种谷记》、周立波《暴风骤雨》、李?人《大波》、杨沫《青春之歌》、曹禺《明朗的天》、冰心《樱花赞》、秦牧《花城》等，古代的有《西厢记》等，近代的有《官场现形记》等，茅盾的《夜读偶记》也在开放的书目之中。其中有不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有影响的戏剧电影作品，如《洪湖赤卫队》、《八一风暴》、《甲午海战》、《霓虹灯下的哨兵》、《夺印》、《南海长城》、《红色娘子军》、《朝阳沟》、《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万水千山》等。重新开放的文艺作品还包括一些“革命回忆录”。外国文艺部分以俄苏作品居多，也有拜伦、雪莱、席勒、莎士比亚、王尔德、马克・吐温等作家的作品。这份《书目》的产生时间应该是1976年底、1977年初。
“文革”时期，被批判的作家作品不在少数，但究竟有多少作品被批判过，从来没有人统计，可能也无法统计。究竟那些书可读不可读，依据的是当时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并无具体的界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重新解释了中外文艺史，由此规定了文艺作品的生与死。《书目》中的一些“革命回忆录”也曾遭到批判，有些“回忆录”被打入“冷宫”是与某些党史人物在“文革”中的命运有关。由这份《书目》可以看出，第一批开放的文艺书目中，“十七年文艺”被《纪要》认定是“黑线专政”，重新开放的书目中多数是“红色经典”和“革命回忆录”。“三十年代文艺”只有少数几本左翼作家的作品被开放，如《殷夫选集》，而大多数现代文学作品尚未开放；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例，巴金、老舍、茅盾等作家的小说还在“冷宫”之中，不必说沈从文等作家了。由“书目”可以发现，“苏联修正主义文艺”，欧美现代派甚至连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也还没有机会与读者见面。在这份《书目》中，几乎不见“现代派”，一方面当年翻译的作品本来不多，另外一方面如何评价“现代派”文艺的问题尚未浮出水面，即使在几年以后，围绕“现代派”文艺的论战仍然是一场恶战。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所知甚少，在中文系的课堂上，以及课余阅读中，我们最熟悉的还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而浪漫主义也仍然被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苏联文学的“解冻”历史，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被用来和我们的新时期进行类比。
令我感慨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我以老师的身份讲述“文革”前的这些作品时，坐在下面的学生基本毫无兴趣。这些被禁的书早已开放多年，但是当人们获得了阅读的自由之后，这些书中的一大部分基本没有读者，许多作者的名字也已经从人们的口头和书面中消失。只有当我们把其中的一些文本作为文学史论述的一部分时，才会有所提及。这就是文学经典筛选和传播的一个过程。被读者遗忘，被书写者忽略，自然和被禁不一样，但无论如何，当我们今天面对与这些文本相关的历史或者与历史相关的这些文本时，我们不能不说自己十分尴尬。1993年读这份《书目》时，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我思考的三个问题：关于文学的常识是如何丢失的?失去了思想文化资源的知识分子怎么能够获得思想的权利?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作家、批评家又怎么能够成为大家翘首以盼的大师?这三个问题仍然萦绕在我心中。在论述新时期文学史时，我无法回避这份《书目》在我笔下的牵引。
我们这代人差不多是在复制语言中成长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学话语一直到80年代仍然对我们有强大的影响。当代文学史课上，我们读的散文还是以“杨朔们”为主，而这类文体在六、七十年代是普遍的，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也是我们的思想背景。
（摘自《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定价：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