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
上世纪70年代，记忆深刻的，对我来说不是革命，而是饥饿和无休止的劳作。
大姐有病，常年躺在床上。给大姐治病，成了我们家人心中的重心。大姐曾在上世纪60年代
毛主席这人，虽然伟大，可他不是医生，不能帮我大姐治病。这就使得我们家的生活，离革命远了一步，如同乡村，离城市远了一步；农民，离市民远了一步；穷人，离富人远了一步。但革命的气息，总还如夏热冬寒般，风风火火，时时常常地扑进我家院落，扑进乡村的田野。记得20世纪70年代之初，社会上的“文攻武斗”，都已渐次地过去，我同生产队的老少社员，一边遥望着革命，一边本能地促进着生产。有一天，在田里翻着红薯秧子，不知为何，竟有两辆卡车拉了革命者的青年，架着机枪，从田头公路上驶过。突然，他们朝着田野里的我们，打了一梭子机枪。子弹就落在田头的草上。草摇土飞之后，当过兵的一个退伍军人，突然大唤：“卧倒――”社员们就都学着他的样子，各自卧伏进了红薯秧的垄沟。起身之后，卡车已经远去，载着革命者和他们的笑声。不知这革命者从何而来，又到何而去。于是间，生产队长就对着革命者的背影大喊大骂：“操你们奶奶，我们种地，你们革命，井水不犯河水，碍着你们啥事儿啦?!”
乡村，不是那个年代的主体，不是革命的主体。那个年代，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完全一样，主体乃是城市，而非乡村和十亿农民。 “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最深刻的教训，就是革命出产激情，并不生产粮食。“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的人成千上万。这就证明，无论如何革命，乡村还要种地，也必须种地。
在割草放牛中，亲眼目睹着父母们的日出劳作、日落而息和无休止的劳动换来的无休止的饥饿。这些所见，营养了那时我内心切实懵懂的一些要逃离土地的心愿。也就在这懵懂和迷茫之中，那一年，村里来了一批知青。
并不确切知道，知青们来自哪里，但却相信，他们一定来自城市。事实证明，他们确是来自遥不可及的、我梦寐以求的那些城市。他们被村人恭敬地安顿在特意为他们收整干净的大队部里。村人们敬着他们，就像敬着自己的祖先。因为他们能从城里给村里带来一些买不到的化肥、布匹和火柴等。极度的革命与计划经济所导致的物质匮乏，是连种地的农民上街买个烧饼也需要一两粮票。可是国家，却只给农民下发劳动的义务，并不下发多少粮票、煤票和足够的布票以及别的票证和权力。这些东西，知青们虽然不多，但却多多少少，总是神奇地有着。于是，他们给乡村带来了一些农民的急切之需，农民就自然地感恩戴德。
村里各家讲些卫生的农民，还要负责给他们烧饭――那个年代的术语，叫做“派饭”。一般说来，我们一家人都吃细粮白面的时候，必是春节和一年里的几个重要节日。其余时间，尽皆顿顿都是粗粮。其余时间能吃到细粮白面的，就是每逢阳历五日、十日、十五日的逢五街集，外公从更远一些的乡下到村里赶集，母亲才会给外公做上一碗白面捞面，或烙一张白面烙馍。还有就是，父亲下地过分劳累时，母亲也才会给他偶尔吃些细粮白面。也有时候，大姐病重，母亲会给大姐烧上一碗细白的葱花面条。
可是知青派饭，轮到我们家里，却总是要顿顿细粮白面。中午一般都是白面手擀面条，晚间都是葱花油烧烙饼。他们吃饭时候，我常常嘴馋得站在边上盯着他们，翘首以待，想念着吃喝和未来如他们一样的人生。母亲觉得，我站在那儿看人家吃饭确实不好，就总是把我打发到门外的别处，去做些别的事情。时日久后，我为了不看着嘴馋，也就在知青到我家里吃饭的时侯，必然地躲着他们，直至饭后的知青从我家大门里慢慢出来，用手绢擦着油嘴，款款地朝村里去了，我也才可以急急地回到家里。
每次回到家里，都渴望知青们或男或女，在我家有吃不完的东西留下。可是，每次慌慌地扑回家里，他们都未曾留下什么。这让我有些失望，不知是母亲给他们做的饭食原本就少，还是因为他们年轻，正当生长时候（可我也是），有多有少，一概都能吃下。
后来，许多被“派饭”的人家庄户，都偷偷找到村里干部，说这样地吃着细米白面，哪能行啊？说一顿两顿，就是一月两月，也还算可以。可这样的久久长长，一年半年，谁家能经受起这种吃法？直到半年之后，那些知青们开始自己立火烧饭，村人们也才长长舒了一口暗气。
说句实在话，上世纪80年代之初，中国文坛轰然兴起的“知青文学”把下乡视为下狱。把一切苦难，大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这就让我常想，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说心里话，和农民永远无法从根本上理解城市、无法理解知青下乡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一样，知青们和曾经是知青的作家们、诗人们、教授们，其实也都根本无法真正理解他们曾经在那土地上生活了几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那块土地和在那土地上活过来的千百年的人们。
我没有听到见到过，知青们在我家乡那块土地上“受苦受难”的事情。但我知道，那段记忆，已经成为了他们共有的苦难，成为了他们的一段珍贵而欢乐的历史回忆。包括后来，村里不断地丢鸡丢狗，甚至有整头的山羊、绵羊，都会突然丢失。然你在四处寻找了三朝两日之后，那狗头羊毛，却在知青点的房子周围，赫然地扔着挂着，仿佛是一种旗帜在向敌营示威，是城市向农村示威。在我的记忆里，对知青们没有爱恨，也没有什么美好与羞丑。更没有激情和所谓的无奈。只是觉得，那是那个年代的一桩事情，就像季节中的一场风雨，来就来了，去就去了。
写作
直到今天，对于知青我都没有如许多人们说的那样，感到是因为他们，把文明带进了乡村；是因为他们在乡村的出现，才使农村感受到了城市的文明和文化。于我最为突出的感受，就是因为他们的出现，证明了城乡的不平等差距远远大于原有人们以为的存在。
我开始渴望，如同急要从土地上逃走的贼样，我日日地瞪着双眼，盯着我面前每一天的日子。也就忽然在某一天里，从大姐的床头，拿到了一部长篇小说，书名是《分界线》，作者是张抗抗。今天，我已经无法回忆那部书的故事、情节。但是，在书的封底上那惯常的内容提要里，却写着张抗抗是从杭州下乡到北大荒的知青，由于她写了这部小说，由于她到哈尔滨出版社进行了修改，于是在这部小说出版之后，张抗抗就从北大荒留在了省会哈尔滨里。
这一提要的内容，当时让我猛地一惊：原来，写出这样一部书来，就可以让一个人逃离土地，可以让一个人到城里去的。我萌动了写作的念头，播下了写一部长篇小说，到城里出版并调进城里的一种狂妄而野念的种子。
也就开始了偷偷的写作――一部名为《山乡血火》的革命长篇。
白天到几里外的高中读书，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构思我的故事。星期天下地劳动，到了晚上就点上油灯，伏在一张陈旧而破损的抽屉桌上，写着我的关于阶级斗争和地主、富农、贫农，以及剥削与被剥削，反抗与被反抗，还有远离家乡之后，主人翁去找共产党的那部长篇故事。
到了我把那部长篇故事写到三百余页时，因为大姐的腰痛日益加重，因为家里确实需要有人干活，需要有人去挣回一份维持油盐药物和零用的钱来。在读高二期间，我读了一个学期，便辍学回家去了。那年我还不到17岁，把我的被子、衣物，还有正在写作中的小说书稿，一整一捆，就到了几百里外的河南新乡，打工去了。
那是一段我人生中最为辛苦的岁月，每每提起，都会唏嘘掉泪。
我有一个亲叔叔，在新乡水泥厂里做着工人。先介绍我大伯家的老二，他名叫书成，是我的叔伯哥哥，在新乡火车站当搬运工人，因为哥哥在这干着，我也就到这儿做了一个搬运工人。
我比哥哥个儿高一些，却是没有他那样对人生和搬运的耐力。每天天不亮时，我们弟兄就早早起床，拉着空车，快步地往三十里外的火车站走去，每人装上一吨煤或沙子，然后再缓慢地如牛一样，拉着重车回来。在平路上，我们步履蹒跚，徐徐而行；遇到了上坡，无论坡陡坡缓，我们都把一辆车子放在坡下路边，弟兄两个合拉一车，在那坡道上走着“S”形的路线，盘爬着自己的人生。送上一辆，回来休息一会儿，再合拉另外一辆。夏日时候，天如火烤，汗如雨注，好在那时，路边常有机井浇地，渴到难耐之时，我们就趴在路边田头，咕咕地狂饮一气，如牛如马，如沙漠骆驼，喝个痛快。到了午饭，我们就总是赶到某一机井口上，吃着四两一个、因为坚硬形长，被我们形容为“杠子”的馍馍。每次，喝着路边的生水，吃那杠子馍馍，我和我哥，都能一口气吃上两个，八两重量。
起初，我拉不动那上吨的煤车、沙车，吃不下那两个杠子馍馍，哥哥替我着急，除了每遇上坡，都要替我拉车以外，还要在路边吃馍的时候，从他车把上吊的一个袋里，给我摸出一块乌黑的咸菜块儿。他咬下一口，有三分之一，自己吃着，把那三分之二黑乌的咸菜，递到我的手里，让我就着咸菜，就着路边河水，去吃那坚硬的杠馍。这样过了一段日子，看我能吃完那八两馍了，哥就不再给我准备咸菜，而只准备一些最为淡白深刻的关于人生的话儿。
我和我哥，是住在水泥厂的一间宿舍房里。周日这天，哥哥拉着车子走了，我就躺在空荡荡的屋内，有些绝望地望着天花板和天花板上挂的蛛网，还有蛛网上一天天长大的一个蜘蛛。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我那写了几百页书信横格稿纸的长篇小说，孤苦伶仃，和行李一块，从老家随我到了新乡，可我却是再也没有为它续写过一字一页，再也没有写出过一段情节或一个细节。
就这样过了两个多月。有一天，我叔看我走路时一个肩高，一个肩低，身子也有些歪斜。问我怎么会这样走路？我说本来就是这样走路。我叔伯哥哥，却把头低了一会儿，又抬起来说，是拉车拉的。说因为架子车中的辕带，每天都要狠狠地勒在肩上，要用尽吃奶的力气向前拉着，那肩膀也就自然向下坠了。
说完这些，我叔没有再说什么，眼眶里有了泪水。
三天以后，我叔不让我再到火车站上去当那搬运工人。说挣钱再多，也不再去了。说一旦累坏了身子，他会一生对不起他的哥嫂。经过叔叔的托人周旋，还请人吃了两次饭店，喝了一瓶白酒，说通了让我到水泥厂的料石山上，和别人一道打风钻、炸料石，然后再把料石装上小型火车，运往山下水泥厂里。因为炸那料石有些危险，被石头伤后流血或被哑炮碎骨，甚或炸亡的事情，都时有发生。为了安全，叔也不让我哥去做那搬运工了。让他和我一块上山，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我干了六天放罐的轻活。
我又开始写起了我的那部长篇。
因为我的叔伯哥哥，回家结婚去了，给我留下了独占一屋的空间。可在某天动笔的时候，方才突然地发现，因为每天在山上搬石头抡锤，往车上铲装石渣，使我的右手指头，已经完全扭曲变形，如同树枝一样干枯弯曲，让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再握那细滑的钢笔。发现手指无法握笔的时候，望着干硬的指头，我惘然不知所措，有些想哭，又觉得坦然。试着用左手握笔，却又依然不能写字，就再用右手生硬地握着，生硬地在纸上写着，直到可以把字写得有些像字了为止。
就这样，在每个不干16个小时，而只上一班8个小时的时候，我都会关起门来，写上几页、几个小时的所谓小说。这个时候的写作，已经不太寄希望于以它的出版来改变我的命运，让我逃离土地，走入城市；而是觉得，现实让人感到生存的绝望，在写作中，能让人觉出有个新的世界的存在。
世界轰然而悄然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天翻地覆是自一天的夜半开始的。一天的夜半，已经是十二点多，忽然间，寂静的山脉工地上的大喇叭里，莫名其妙地响起了音乐，播放了豫剧《朝阳沟》。先前，那大喇叭里除了播放各种通知外，就是革命新闻和革命的京剧样板戏。可是那一夜，天空浮云，万籁俱静之时，大喇叭里竟然播放了有些靡靡之音样醉人的豫剧《朝阳沟》。大家都怔在那儿，停了手中的活儿，都在听着《朝阳沟》的优美唱段。直到后来，那些年长的工人们都跟着大唱起了《朝阳沟》来。
我就是从那一夜突然意识到了豫剧之美，直到今天，还迷恋着河南的戏剧。
高考
中国的社会，又有了高考制度。
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报名去考那事关你命运前程的大学。
从新乡回来，离高考还有四天。因为高中没有毕业，就只能找出初中课本，抓紧复习了整整四天，便和一些同村青年一道，到几里外的一个学校，参加了一次对我来说是莫名的高考，就像抓紧吃了几口饭食，又匆忙地奔上了人生与命运的老道一样。
记得高考作文的题目是：《我的心飞到了毛主席纪念堂》。这个题目，充满着悲伤和轰轰烈烈的革命气息。因着自己那时正写着长篇小说，而那篇作文，也就自然写得很长，情真意切，壮怀激烈。我整整写了五页。监考老师大为震惊，于是，就在考场上举着我的作文，大声说像这个同学，能写这么长的作文，字又认真，句子顺畅，那是一定能考上大学的。希望别的同学，写作文都要向我学习。我不知道，当时的监考老师是来自哪里，但他的一番话儿，让所有的考生在那一瞬之间，都把目光集中到了我的身上，像一个时代，都把目光集中到了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一样。
然而那年，我没有考上大学。
我们全县，无一人考上大学。命运绝对公正。
接下来，和我同考场的许多同学，都在次年进行了复读复考。而我，没有复读，没有复考，也没有到新乡水泥厂里接续着去做那炸山运石的临时工人。我想在家写我的小说。刚巧我大伯家的老大，我的一个名叫发成的哥哥，他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匠人，在一个水库上成立了一个小型建筑队，我就白天跟着他到水库上搬砖提灰，学做瓦工，晚上在家里夜夜赶写我的长篇小说。就是到了大年三十的除夕之夜，我也待在屋里，一直写到第二天鞭炮齐鸣的时候。
1978年的下半年底，我终于完成了这部小说。到了年底，便怀揣着一种逃离土地的梦想，当兵去了。在我人生的途中，迈出了最为坚实的进城寻求人生的一步。后来，有位领导听说我爱写小说，有心看看我的作品欲要提携我时，我急急地写信并打长途电话，让我哥哥把我用几年时间写的30万字的长篇寄给我时，我哥却在来日回我的长途电话里，伤心地告诉我说，弟呀，你当兵走了之后，母亲每天烧饭和冬天烤火，都把你写的小说当做烧火的引子，几页几页地点着烧了。
我问：“全都烧了？”
哥说：“差不多全都烧了。”
（摘自《我与父辈》，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版，定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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