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胡锦涛总书记对于媒体应该如何变革有着全新的看法。他决定媒体要对每次政治局会议进行报道，这是为使高层的活动更加透明所采取的又一大举措。他呼吁报道更多“实实在在的新闻内容”和事关人们利益的故事，少播一些高层领导一般的来来往往，他在内部批评说，这等于是在“浪费时间”。
“当时的问题是，新闻报道篇幅太长，主要都是关注领导人的活动。我们的新闻脱离群众，群众不愿意看我们的新闻。胡锦涛总书记建议我们首先从新闻报道开始，减少对领导活动、没有实质性内容的讲话的报道。”
2003年，“三贴近”正式执行，从精简对常规会议、外事活动和领导讲话的报道开始。出台专门的规定，限制报道领导活动的字数、长度、间隔和版面。还设定了新要求，要求将报纸的主要版面和广播电视的黄金时段“让给普通大众”。
传媒界响应了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从新闻报道开始改革。规定在一般情况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不得超出30分钟，报纸上报道领导活动或讲话不得超过1500字。紧接着，又削减或取消了对外事活动中例行常规或外交礼仪的报道，如迎来送往。
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改变，柳斌杰说，因为在过去“我们从来不敢简化或者缩短对高层领导活动的报道”。正是胡锦涛发起了这次简化工作，得到了广大新闻工作者的高度赞赏，因为他们也想多报道有实在内容的新闻。
媒体在2003年初报道了两起事故，从中可以看出有关方面对于媒体报道态度的转变。第一起是在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北大和清华的校内先后发生两起爆炸，相关消息迅速得到了全面报道，从而缓和了人们的恐慌心理。事件很快得以解决。《人民日报》认为，媒体的透明度“在阻止谣言传播和防止恐慌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但是，在第二起事件中，情况就比较复杂，也就没有上次那样顺畅了。
2002年末，爆发了令人恐惧的新型传染病，即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一直到情况发展到较严重的时候，媒体的反应仍不及时有力。
这种疫病始发于中国南方的广东省和香港，接着又爆发于北京。2003年2月9日之前，媒体中关于这种致命疫病的消息几乎没有。
各种传言充斥北京,游客纷纷取消到中国旅行的计划。很快，国内外的公众压力迫使政府改变了策略。4月17日，胡锦涛总书记下达命令：政府各级部门“绝对不许隐瞒‘非典’疫情”。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要求中国的卫生部门说真话，媒体要如实报道。他们警告说，任何少报、缓报或瞒报的官员都将受到严肃处理。
4月20日，有关方面匆匆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这次记者招待会本应由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主持，但是他们均未到场，代之出席的是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和他的一名助理。他公布说，北京的“非典”病例为346例，而非原先说的37例。至于没有露面的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新华社发表的一则简讯说明了原委：他们被免去了职务。
一夜之间，关于“非典”的报道占满了中国的新闻媒体，成为人们的主要话题。尽管当时报道的情况异常严峻，但出人意料的是，民众却比以前安定。中国读者觉得自己了解“非典”的真相了。
政府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在一篇文章中，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贺国强坦率地公开评价了对北京市市长的处理，“为加强北京地区非典型性肺炎的防治工作，确保首都大局的稳定，中央决定调整北京市政府主要领导”。有人认为，公开发表上述言辞是“罕见、直率而又十分公开地承认失职”。
“非典”虽然可怕，它却促使新闻报道方面有所突破，使中国更加自由和开放。紧接着的证据出现在5月2日，有媒体报道称，中国海军的一艘潜艇因机械故障失事，艇上70名船员全部罹难。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了军方的灾难，而且是在“五一”期间，这种做法极不寻常。
另一个事件同样能够说明媒体的变化：有关部门决定通过中央电视台最重要的第一套节目对伊拉克战争进行基本上不作删节的实况转播。这是中央电视台有史以来第一次实时直播来自福克斯新闻频道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原始素材，包括记者的现场报道，并提供同声传译。
新华社的报道内容涵盖战场上的突发新闻和美伊双方的外交活动。面对一个有多种新闻来源的市场经济，新华社别无选择。如果它不开始报道真相或不保持相当的公正，就会失去观众。比如，萨达姆・侯赛因的残暴行径和极端的镇压手段都被相继曝光了。对美伊战争的报道是空前的，千百万中国人得以更全面、更细致地了解世界，这是前所未有的。
西方普遍认为中国媒体是完全被动的，被政府监管的，这是个误解。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在讲到他在《光明日报》任职期间的经历时就说道：“中国媒体在改革开放中很早就进行舆论监督了。1984年，福建省仙游县有个归国华侨、助理工程师因为搞科研又有个性而受到压制打击，几乎被迫出走。当地部门想了不少办法来整他。后来反映到《光明日报》，我就跟另外一位年轻的记者去仙游县采访。最后，我们在《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件事。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了解到这一情况做了重要批示，要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大力加强检查督促，发现和解决具体问题，少作一般号召。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后来这个人心情很愉快，工作才能发挥出来了。还推动了各地知识分子工作。一个典型的报道影响是很大的。
“还有一个例子，山西省大同县在1978年左右挪用教育经费，给机关盖房子，以致教师的工资发不出，教师们意见非常大，写信给我们。我们收到信以后，就去调查，发现情况确实很严重，有些教师都活不下去了，而有限的经费却被挪用去盖房子。后来我们也是在头版头条发了一个报道。我还配写了一篇社论，题目叫《不能挤教育》，当时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对用好教育经费，促进关心农村教育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媒体的主动出击是一种责任。在中国，记者是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但同时这也意味着付出、压力和威胁，甚至是意想不到的生命危险。王晨动情地向我讲述了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轰炸，他的两位同事牺牲一事的众多细节，当时他在《光明日报》任总编辑。
1999年5月8日，那天是周末，早晨8点，报社国际部主任打电话给王晨，说驻南联盟的记者可能出事了，正在核实。他立刻从床上爬起来，说：“好，我马上到报社去。”整个上午他们都在报社紧张地等待。当时整个通信都中断了，打他们手机都没有人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发生了轰炸。
王晨回忆道，“大概在中午，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杨文昌给我通电话，说有人遇难，很可能有你们报社的人，现在正在核实。有没有外交官遇难还不知道。过了一会儿，他又打电话说，证实许杏虎和朱颖两个人都牺牲了。
“我当时非常难过。因为我跟这两个人都非常熟悉。许杏虎是个农村的孩子，家在江苏丹阳。他经常上夜班，我也经常上夜班，晚上经常跟他在一起工作。他是个非常朴实的小伙子。朱颖是我们光明日报社的一枝花，长得非常漂亮，她的父亲曾经在驻日使馆工作，母亲是教师。她是广告部的，每天送广告大样给我看。他们俩去南联盟的时候，我还跟他们开玩笑：‘你们俩结婚一年多了吧，应该要抱小宝宝了啊?’她当时还说：‘你把我们派出国，我们怎么生啊?’所以听到他们牺牲的消息，我非常难过。当时是我通知的朱颖家人。得知女儿的噩耗，她的母亲跳着哭了起来。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悲痛的母亲。那天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我对着电视镜头讲到他们俩时也落泪了。
“这件事引起了中国新闻界和广大民众的极大愤慨。我们为这两位牺牲的同事举行追悼仪式时，江泽民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前来吊唁。我后来还专门去了许杏虎的家乡看望他的父母亲人，他是一个独子，只有一个姐姐，两个老人都在农村，非常困难。我们协调地方上把他们家的房子都修了，安顿好了家人。”
有些中国人习惯上网看新闻，这部分人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他们大多是这个国家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尤其是接受过大学教育和30岁以下的人――13％的人把互联网列为他们获取新闻的两大渠道之一。超过l／3的中国人使用互联网(38％)并拥有电脑(36％)，1／4的人至少偶尔会收发电子邮件。一如所料，对信息科技的利用在年轻人、受良好教育者、有钱人和城市中更为普遍。
2008年两起看似无关的事件再次凸显了媒体的力量：摄于陕西的据称极为稀有的华南虎的照片被揭露是伪造的；使婴儿致病的问题奶粉引发公众对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的强烈呼吁。这两起事件都反映出中国媒体改革的直接结果，中国媒体像一般媒体那样工作，寻求真相，保护公众利益。这些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它体现了科学发展观所彰显的新型思维方式，坚持“以人为本”，要充分考虑多种因素。
华南虎事件源于陕西省一个农民声称自己在当地的森林里拍到了一只罕见的野生华南虎的照片，照片中，那只老虎好像正直勾勾地盯着镜头看。这些照片在网上一经公布便引起轩然大波，一些精明的网民迅速证明照片是伪造的，同时也逐渐扩大到涉及假冒伪劣产品以及贪欲横流的讨论。
“我认为，这是一场真相与政府利益之间的纠葛。”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于海说，“周正龙只是个普通农民，见钱眼开。这个事件的幕后黑手当然是陕西省的某些干部们。”
这个54岁的农民，同时也是个猎人，企图开价一百多万元，作为在野外发现濒危华南虎的报酬。这个挥舞着数十张数码照片的农民迅速得到了陕西当地某些林业干部的支持，一周后，他们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经过仔细的检验，专家们确认这些照片是真的。这意味着，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发现了华南虎。”
这正是网络分析家们喜欢追求的一种情境。虽然在一开始为声明所迷惑，但是中国精力充沛的网络社群几乎马上产生了怀疑。为什么老虎会如此有光泽?最令人奇怪的是，不管树丛中的老虎从什么地方被拍摄，它的位置从不曾改变过。很快，一些喜欢刨根究底的网民发现了一张与这张“野生华南虎”照片惊人相似的旧年画，消息一出，在民众中激起千层浪，公共舆论要求官方进行调查。这件事的真相突然变得很明显：所谓的“发现”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一张在森林里支起的年画。
陕西省的官员们做出了糟糕的决定，同时被自己最初编造的故事迷住了。他们认为，如果有一只稀有的老虎在他们那里，可以借此推动旅游业发展，创建自然保护区，从而广开财路。
“少数官员无视科学、常识和沸腾的民意而去玩弄公众的信任。”《南方都市报》写道，“当人的智力剥去了皇帝的新衣时，他们发现，官员们在撒谎，并用官僚主义的手段隐瞒了真相”。
陕西省的主管部门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召开了一次整风会议，并敦促数以千计的干部参加这个会议。最后，公众舆论赢得了胜利，十多个官员受到了处罚，中国媒体的力量也加强了。
2008年9月，中国媒体上突然遍布着关于问题奶粉事件的报道。问题奶粉致使一些婴儿出现肾结石和肾功能衰竭的症状。问题奶粉的影响波及全国，父母们怒不可遏，媒体大发雷霆，公众也是愤怒难抑。
问题奶粉的出现，是不法分子在牛奶中加水的同时加入三聚氰胺以增加牛奶中的氮含量，让牛奶在常规检验时好像含有很高的蛋白质，以掩盖掺水的事实。此举不仅违反法律，也是对监管者的愚弄。不久，三聚氰胺就在很多奶制品中被发现。
中国新闻媒体非常积极地将那些有问题奶制品的品牌公之于众，并加以抨击，这张大名单里包括了中国最大最知名的品牌。中国最大的乳业公司之一――三鹿集团是第一家被发现出售掺杂三聚氰胺的牛奶的公司。中国乳业的两大领军品牌――蒙牛和伊利，在少数被检牛奶中也查出有三聚氰胺。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对政府的调查进行了集中报道。报道说，据调查，10个月前就有消费者向三鹿集团反映三聚氰胺的问题，但是公司却没有将问题奶粉召回，而是多次试图掩盖真相，不让公众知道他们的奶制品中含有三聚氰胺。
中国媒体表现出色，他们对奶制品行业危机进行不懈的跟踪报道，不久后有问题的产品就被召回，保护公众免受更多的伤害。作为回应，政府宣布，从今以后，任何企业都不能免检，即使是那些长期以来生产信得过产品的企业。
事情还没有完。一批官员被免职，包括三鹿总部所在地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市长。更重要的是，负责食品安全的中央政府质量监管部门(即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一把手也辞去了局长职务，这是一个再清晰不过的信号，表示中国媒体正在不断触及高层领导。
胡锦涛总书记对此非常重视，批评地方官员保护公众利益不力。胡锦涛呼吁要对各类食物安全事故引起重视，这些事故“反映了某些领导人缺乏责任感，监管不力”。
温家宝总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新千年人类发展目标高层会议时宣布说，政府将通过这次事件来彻底检查国家对食品安全的控制。中国将“加强制度建设，对生产的每一个环节进行严格监督与管理，真正确保消费者利益”。
毫无疑问，健康与公众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但是我觉得，最后影响更为广泛、更为持久的，将是中国媒体不断增强的调查力与报道的信心。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说，中国应该从2008年的“事件”中吸取教训。“西藏骚乱爆发的时候，我正陪同中央领导在国外访问，”柳斌杰继续说道，“当我们跟外国领导人交换信息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他们对真相全然不知，只知道被歪曲的信息。”我们立刻意识到及时发出信息的重要性。
紧接着就发生了汶川地震。这次中国政府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措施。柳斌杰说，结果，“国际媒体对地震情况的报道普遍准确、及时。”因此，中国领导人总结的经验是，本质上，谣言止于公开。
柳斌杰的另外一句格言是“信任来自透明”。柳斌杰说，“在汶川地震中，地震灾区到底是什么情况，伤亡如何，中国针对灾害到底采取了什么行动，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民众在救援方面有何表现，全部都是透明的。结果，中国让世界了解了整个事件，我们赢得了世界的同情和支持。为什么外国人在地震事件上信任中国，而在西藏骚乱的事件上有人就不那么信任呢?关键在于透明!”
柳斌杰深思了许久，说道：“这些经验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新闻业改革的方向。新闻传播业应该如何面对社会、公众，乃至整个世界?这几次事件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怎样与社会沟通，怎样同国际社会打交道，对此，我也很有感慨，我在我们的会议上发表了一番讲话，题目叫‘灾难也是大学校’。”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一如其他产业那样，中国媒体也开始被推到市场中去竞争。在市场中获得经济成功意味着为民众所欢迎。也就是说，如果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想继续存在下去，它们就不能有亏损，如果它们不能吸引公众，就必须改变它们的方式方法。所有这些都有利于中国人民，他们将知道更多他们想知道的事情。就像其他所有民族一样，他们想要的是了解真相。
对“非典”和地震的报道非同凡响，假老虎、问题奶粉等事件推动了变革，当然，也可能只是很微小的变化。然而，无论这些事件是严峻或是愚蠢，它们的意义都远超过事件本身。它们的意义在于改革塑造了整个环境，在于科学发展观塑造了一个全新的中国。
（摘自《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定价：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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