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
革命的激情，纯真的理想，引领着50年代人们的生活，他们工作繁杂但没有怨言，生活清苦但没有牢骚，遇到困难也不气馁。虽然他们曾经砸掉家里的铁锅去大炼钢铁，虽然他们曾经误以为粮食亩产几十万斤，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是发自内心的。
发行粮票和“公共食堂”
50年代初，我国粮食短缺。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1953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发行面粉购买证，上面写着“遗失不补，过期无效”。1955年10月，实行粮食以人定量供应后，粮食部发行“全国通用粮票”。副食品供应，除食油（包括麻酱）早于1954年实行计划供应并由粮食部门管理外，从1958年春节开始，对猪肉、牛羊肉、鲜蛋、红白糖、粉丝、糕点等8种副食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
50年代粮票的出现，标志着后来整整实行了40年的商品票证制度的开始。小小粮票，曾经陪伴了所有中国人。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办好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一时间成为传遍大江南北的口号。然而公共食堂及其供给制，脱离当时中国国情，超越人的觉悟，实行不到两三个月，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
“曹杨新村”是无房户的梦中天堂
50年代初期的城镇新建民居，通常称为新村，大多是四层左右的小楼,居室通常是大间套小间，没有厅，只有一个狭窄的过道,这是借鉴了苏联的住宅模式。
1952年,上海为执行毛泽东“数年内解决大城市工人住宅”的指示,专门成立了工人住宅修建委员会。修建于上海西郊曹杨路一带的“曹杨新村”于1952年4月竣工，占地200亩,可容纳1002户，建有合作社、医疗站、公共浴室等设施。6月25日，上海市沪西各厂先进工人搬入“曹杨新村”新公房。在29日举行的庆祝会上，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到会祝贺。一时间,“曹杨新村”在上海成为令人羡慕的新式住宅的标志,是无房户梦想中的天堂。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率先改造了臭水横溢的龙须沟和破烂不堪的和平里，建了新住宅区,一般是独门独户,每户建筑面积50平方米。这种坐北朝南、成行成排的房型也叫“排子房”或“兵营式住房”，是清康熙年间用来给八旗子弟兵和他们的家属们临时居住的。由于这种房型节省材料、向阳保暖，当时被广泛采用。“排子房”没有独立的厨房、厕所等生活设施，通常一排房或几排房才设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卫生条件较差。
“交通基本靠走”
“交通基本靠走”，这是50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交通状况的真实写照。50年代的农村，不但绝大多数人没有乘过公共汽车，就是自行车，也只有极少数家庭才有。北京市农村每百户拥有自行车数，1956年为13辆，1957年为16辆。当时交通工具基本上没有，人们的出行主要靠步行、畜力车、牲畜等。
在城市，虽然公共汽车不断增加，但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完全依靠公共汽车出行，于是，自行车就成为机动车之外的主要城市交通工具。
到1958年，北京共有有轨电车九路；上海的有轨电车有八路，无轨电车有十路，公共汽车共有四十九路。上海公共汽车票价分为5分、1角、1角5分和2角四档；无轨电车票价分为4分、7分、1角、1角3分四档；有轨电车票价分为3分、6分、9分、1角2分四档。
1958年7月，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成立，公司电车修造厂试制的红旗牌大客车和第一辆铰接式大客车(无轨电车),在北京、上海展出。
50年代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也有出租车，只不过离普通老百姓很远。建国初期，上海有出租汽车行29家，营业汽车近四百辆。北京市政府专门从东欧和苏联进口了一批崭新的“华沙”和“胜利”轿车，用做出租车，但价格不菲，从前门车站到西单要2角。
全民大炼钢铁
“夜晚，列车在原野上奔驰，不时从成群成列的高炉旁穿过，燃烧的火焰‘呼呼’作响，映红了漆黑的夜空……”这是当年《人民日报》记者写下的通讯《沸腾的日日夜夜》，真实地记录了全民炼钢的狂热场面。
一切为“钢铁元帅升帐”让路。一时间大江南北，高炉林立，人山人海，热火朝天。工厂、部队、公社、机关，连外交部都办起了炼钢炉、炼铁厂。不管男女老少，都成了钢铁工人；没有煤的地方，就砍树烧炭；没有铁矿石，就砸铁锅子；建土高炉没有砖石，就拆祠堂、毁围墙。连学生也放下书本走近高炉，操持家务的妇女把铁锅、铁铲送做炼钢的原料。
至1958年底，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力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经过几个月的蛮干，加上相当程度的浮夸，到年底，宣布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生铁产量达到1369万吨。但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合格的铁也只有900万吨，有些则完全是废品。大炼钢铁对生态环境和物质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和浪费，进一步造成了群众生活的困难。
工资定级梅兰芳只拿336元
1956年，牵动着全国各界数千万人利益的是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工资改革。6月16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奠定了此后中国长达30年之久的劳动工资制度的基础，从此“级别”成为中国除农民以外各类社会人群政治经济生活地位的重要标准。
这次工改，建立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几大类分配制度，其中党政机关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企业工人分为8个(个别工种为7个)技术等级，专业人员，如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医务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也都相应有了自己的等级系列。同时，依据各地的自然条件、物价和生活费用水平、交通以及工资状况，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规定以一类地区为基准，每高一类，工资标准增加3%。
此次定级，当时的知识界、文化界，都愿意“收名定价”，如梅兰芳，定级前的保留工资为1100元，却甘愿评为文艺一级，只拿336元。关肃霜自请评为文艺二级，工资从800元降到约280元。实行工资制后，作家可以在文艺级与行政级之间自由选择，如果选择文艺级，比行政级工资高，但有不少人却选择了行政级。这除了当时“克己”的时代氛围所致外，还有一个原因，即选择行政级别可以按级别看文件、听报告，甚至决定能否订阅《参考消息》，以及享有高干医疗待遇等等。如赵树理是行政十级，209.9元，而他同时可以评文艺二级，可拿约280元，赵树理选择了行政级。冰心、张天翼、周立波、艾青等一批作家都被评为文艺一级。
大学教授在此之前其实都有级别，但同样重视此次评级。陈寅恪、梁思成、冯友兰、季羡林、钟敬文等被评为一级。评审极为严格，当时全国共评出一级教授56名，有的省只有一个，有的省一个都没有。如吴宓、陈子展、黄昆等各学科“泰斗”级学者，仅评为二级教授。季羡林是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贴100元，共445元。
上世纪80年代
1980年全国每人平均消费粮食428斤；平均每人用于购买穿着的零售额为42元。城乡人民棉布消费虽未达到1957年水平，但穿着的质量大有提高。1980年皮鞋零售量达1.69亿双，比1957年增长8倍。购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电视机等占零售额的比重，由1952年的0.5%提高到1980年的24.5%。
80年代，始于这样一个并不富裕的基础，但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通向未来的信心。
“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
1981年，中国大陆的第一支时装模特队成立，尽管当时只以“服装广告艺术表演班”的名义招生，但令举办者感到意外的是前来报名的人数是预计的四倍。三年后，这支表演队出访欧洲，引起了轰动。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来自中国的时装旋风，带给世界一个开放的新形象。
1984年10月，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等10所艺术院校在《北京晚报》联合刊登启事，为美术系公开招聘人体模特儿，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这则启事吸引了171个报名者，但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多数报名者要求不要公开自己的名字。
邓丽君歌曲走红大陆
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丽君的歌曲流传到大陆，那一首首诉说亲情、爱情、思乡或感叹人生际遇的歌曲，加上甜美温柔的旋律，在长期听惯了革命歌曲的人们耳中，仿佛天籁。
从某种意义上说，内地听众是通过邓丽君才知道了什么是流行音乐，然而在邓丽君红遍大江南北的同时，她的歌被批评为“靡靡之音”、“黄色歌曲”。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片《三峡传说》中，时任中央乐团独唱歌手李谷一演唱的《乡恋》，以优美的旋律和类似邓丽君的气声唱法，一下子流传开来，但随后，《乡恋》也遭到点名批评。有人撰文，对演唱者离麦克风的远近，喘气次数的多少，用什么乐器伴奏一一提出商榷。
1983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再三犹豫后，最终决定让李谷一登台演唱《乡恋》，这标志着《乡恋》乃至邓丽君逐步得以“解禁”。
成了“万元户”不敢跟人说
“万元户”，一个80年代初很流行的词，也是许多农民羡慕的称谓。顾名思义，“万元户”就是拥有万元以上积蓄的家庭，在当时是先富起来的代名词。
1980年4月18日，新华社播发一篇通讯《雁滩的春天》，报道了1979年末兰州市雁滩公社滩尖子大队一队社员李德祥家里有六个壮劳力，当年从队里分了一万元钱，社员们把他家叫“万元户”，李德祥成为我国首个公开报道的“万元户”。
“万元户”，掀开了中国人致富的潮流。1982年，上海嘉定一位农民陆荣根成为上海郊区第一个主动亮相的“万元户”。他公开宣称：“我承包养鸡，去年收入超过一万五!”
但是也有“不敢露富”的，湖北房县有个靠承包集体果园致富的农户，不仅大队干部以各种名义上门吃喝，连各种会议、上级来人都要他家管饭，搞得这户社员叫苦不迭。
1983年1月20日《人民日报》载文指出，“红眼病”是长期形成的“越穷越革命”的“左”的思潮和绝对平均主义在农村的表现。群众说，“红眼病”不治，致富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致富的门路就打不开。
感情破裂可以离婚了
1980年，“感情破裂”作为法定离婚理由，写入新的《婚姻法》。这是新中国的第二部《婚姻法》，它将离婚自由的权力以法律形式明确肯定下来。
上世纪90年代
90年代，中国人民迎来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市场经济的力量开始释放，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人们开始关注房市、股市，财富积累凝聚人心，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一句话：准备跨世纪，迎接新千年。
关键词：渴望，小芳，专卖店，超市，休闲裤，菜篮子工程，传销，股票，买房，数字化生存，文化苦旅
粮票退出历史舞台
1993年5月，北京最后停止使用粮票，粮票全面退出历史舞台。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习惯。
粮票本来是一种无价证券，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却有“第二货币”之称，用它可以在所有的农贸市场“换”到主副食品、水果蔬菜、日用百货、服装鞋帽、花鸟虫鱼、各式家具等几乎所有商品。粮票成为除人民币之外使用最广泛、价值最稳定的“中国第一票”。
继广东省（1992年4月1日）全面放开粮价之后，浙江省（1993年1月1日）、江苏、安徽、福建、江西等省和上海市（1993年4月）也宣布全省（市）粮食购销价格全面放开，取消粮票，同年5月1日，北京市也采取了类似措施。到1993年底，全国95%以上的市县都完成了放开粮价的改革。
90年代以来，粮食供求走向市场，粮票消亡成为历史的必然。几年后，粮票等票据出现在各地收藏市场，成为一种热门的收藏品。
新千年
进入新千年，百姓的衣食住行更加突出个性化，信用卡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联系方式。经历了非典、汶川地震的中国人，学会了坚强地直面灾难，追求美好生活。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令每一个中国人自豪，更让世界重新认识了拥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国。
信用卡改变了中国百姓的消费方式
唐装，SOHO，非典，短信，人造美女，谁动了我的奶酪，易中天，超女，动车组，汶川，鸟巢成为关键词。
年轻夫妻流行AA制
在上海，由夫妻“合股经营”的“AA制家庭”形式越来越多，很多女性愿意和丈夫公平分担家中开支――房屋按揭一起还，孩子上学一起供。
据2002年11月15日的《新闻晨报》报道，上海市妇联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如今的上海女性“独立意识”越来越强，有68.4%选择“为了维持家庭和自己的生活”而就业，另有52%为了“在经济上自立”和“获得更高收入”而工作。较之从前，她们更看重自己的就业收入在家庭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因此，随着女性就业观念的变化，催生出越来越多的“AA制家庭”。
2008年12月8日的《理财周刊》报道了一对白领夫妻AA制理财的故事：29岁的杂志编辑顾橙和34岁的技术工程师刘锐，夫妻双方各自支配自己的收入和支出，也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财方式和能力，分开投资，实现财产增值。当然，顾橙和刘锐采用的AA制并非绝对的平均，“如果说两人在超市购一次物，在外面吃一顿饭，回家后还要分摊，那就太没人情味了”。
“到我的博客去看看吧”
2005年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博客”元年，这是因为在博客上一试身手的人太多了。许多人见面时都会丢下一句：“到我的博客去看看吧”、“给你一个我博客的链接”。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止2008年底，中国互联网上网人数3.0亿人。互联网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网络上的新新人类，用特有的网络语言交流：“恐龙”“青蛙”“灌水”“BF（男朋友）”“MM（妹妹）”等网络语言随处可见。网站的论坛和聊天室，“蛋白质”、“菜鸟”、“很S”……成了网友之间的通行密码。“伊妹儿”改变了书信方式，互联网上可以开店铺、做生意，通过“人肉搜索”开展舆论监督，互联网介入了人们的经济、文化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2008年6月20日上午10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来到人民网，同网友们进行在线交流。
胡锦涛说：我要借此机会，向网民朋友们表示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胡锦涛说：平时我上网，一是想看一看国内外新闻，二是想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关心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看法，三是希望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对党和国家工作有些什么意见和建议。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2009年2月28日，“两会”前夕，温家宝来到中国政府网、新华网，和网友们进行在线交流。温总理说：和网友们进行在线交流，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难免有点紧张，但是我总记得母亲常跟我说的一句话，无论是对什么人，要诚实，要用心讲话。我想今天的在线交流应该是一次谈心，就是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倾听群众真实的声音。
（读者秦国贞摘自《中国生活记忆――建国60年民生往事》，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8月版，定价：45.00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