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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归来

2009-10-01 14:55:00 来源:书摘 毛剑杰 我有话说

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的司徒雷登,在告别中国近六十载后,终于回来了。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骨灰归葬杭州安贤园。在去世46年后,他终以中国著名教会大学创始人的身份归葬出生地杭州。

安贤园是杭州北郊崇贤镇一处新陵园,司徒雷登的墓地在陵园半山腰,坐北朝南,新制作的

墓碑上镌刻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墓碑旁饰以一座洁白的和平鸽浮雕。

身着深蓝色西装的傅履仁肃立注视着墓地,他是司徒雷登私人秘书傅泾波之子,也是傅家传承下来的司徒雷登遗嘱执行人。葬礼结束后,燕京大学校友蒋彦振、国仲元等人献上了一束洁白的百合花。这些老人为司徒雷登骨灰归葬国内一事奔走出力数十年,如今,老校长遗愿终于达成。

杭州之子

专程赶到杭州出席安葬仪式的美国驻华大使雷德称,司徒雷登是“杭州的儿子”。这是一个相当准确的评价,不仅司徒雷登,他的整个家族与杭州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下城区耶稣堂弄,父母都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彼时的耶稣堂弄,地处杭州武林门外贫民窟,并无今日比邻银泰百货的繁华。司徒雷登出生前两年,其父司徒约翰在弄堂南口修建了基督教天水堂,就此定居下来开始传教。

周恩来与司徒雷登在交谈

司徒约翰在中国生活了46年,1913年去世后与司徒雷登夭折的大弟一起葬在杭州九里松墓地。1924年,司徒雷登母亲过世,他仍然把母亲送回杭州,安葬在弟弟和父亲身边。九里松司徒家族的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片茶园,仅存一个墓亭。

11岁时,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却因不会说英语被同伴嘲笑。他在神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在面临毕业选择时,他曾经犹豫不决,当年跟随父母在杭州的生活经历并没有给他留下太好的印象。在他的记忆里,在杭州街角的小教堂和庙会上,总充斥着懒惰、好奇的人群,自己和家人总是被当地老百姓当作猴戏一样看待。更难以忍受的是,这里几乎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对于生性活泼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生活无异于一种苦役。

这一夜,司徒雷登彻夜难眠,听着对面钟楼上的钟声一遍一遍地响起,直到最后时刻才下定决心,“我天生就不喜欢传教士,然而人们在当时都普遍认为,一个人如想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耶稣信徒,他就应到国外”。

司徒雷登回到了中国,那一年是1904年,他28岁,刚刚新婚不久,他继承了他父亲的事业,继续以基督教天水堂为中心开始传教,开办免费的《圣经》学习班。由于工作出色,他在随后不久就受聘任教于南京金陵神学院。

也正是以杭州为起点,他日渐走近并亲历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地的风云激荡,直至1949年卸去美国驻华大使一职后,才被迫告别中国。此时,他已经完全改变了童年时期对中国的观感,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他深情地写道:“中国人会非常清楚我对他们的爱。”

司徒雷登回国仅三个月即告中风,其私人秘书傅泾波将他接到家里照顾。这时所有围绕在司徒雷登身上的光环都已散去。1962年,司徒雷登在傅泾波家中悄然去世,中美两国对此都没有做什么反应。

在去世前,司徒雷登更加想念中国,他的亲人包括妻子都葬在自己生活了大半生的这个国度,而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归葬到他们身边。

被拒绝的校长

在司徒雷登期望的归葬地点中,杭州并不是第一选择。他最初的遗愿是归葬到亲手创办的燕京大学校园中。

司徒雷登是在1918年被美国长老会委任为筹建中的燕京大学校长职务的。此前,这个42岁的美国牧师的身份是“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以及“美联社驻南京特约记者”。

1917年,在物色燕京大学校长人选时,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认定:“司徒雷登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敌。在未来的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1919年春,司徒雷登走马上任。刚刚到达燕京大学时,学校“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没有人关心;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

为了筹款,司徒雷登奔走于中外富豪之间,他有一次曾和朋友抱怨说,“从未见过一个乞丐像我这样”。为了给燕京大学寻找校址,他靠步行,骑毛驴,骑自行车走遍北京四郊,最后在现海淀区买下了一块地皮,并延请美国著名建筑师墨菲进行设计,也即是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址。

司徒雷登秉持思想自由的理念,他曾在自传中提及,“不应在学业上优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学生,也不要给那些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任何真理,至于信仰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之事,学校决不干预。”

司徒雷登65岁的留影(1941年)

1934年,因为反对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北平高校学生进行罢课赴南京请愿,燕大学生也参与了。此时,司徒雷登正在美国筹款,中外教师电促司徒雷登早日返回燕大。到校当天,司徒雷登召开全校会议,他先沉默了两三分钟,然后开口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话毕,台下师生掌声雷动。

仅仅用了十多年,司徒雷登就将燕京大学办成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中国知名学府齐名的综合性大学。也正是在此期间,司徒雷登的夫人艾琳病逝,安葬在了燕京大学。

1962年,司徒雷登在临终前向傅泾波表示,希望自己去世后能和自己的妻子安葬在一起。但当时正值中美关系最为冷淡的时刻,傅泾波一直在暗自寻找机会。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次年,傅泾波就回到中国,希望能完成这个遗愿,但最终失望而归。1984年,傅泾波再次回国,仍是无果。

据《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作者、燕京大学毕业生林孟熹回忆,1985年11月,傅泾波与他会面,临别前嘱咐他代拟一封致邓小平函,写道“司徒生于中国,视中国为故乡,双亲尤其爱妻均葬于中国,回葬一事望从人道主义考虑,而不涉及司徒之历史评价”。

在那次会面后不久,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前往傅宅商谈此事。之后接到答复:中国有关部门经协商,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考虑到墓碑制作需要时日,兼之时年86岁的傅泾波实在不宜冬天远行,燕大校友们商议后,定于来年5月份回中国举行仪式,但不久就传来消息:北京大学方面有些人反对此事。

1987年4月,曾任中国驻美使馆工作人员的燕京大学校友国仲元陪同驻美使馆参赞倪孟雄一起去傅家,年迈的傅泾波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来人,双方寒暄良久,都不忍把骨灰安葬一事发生变故的消息告诉傅泾波。

国仲元回忆说,傅泾波一直沉默,直到听到倪孟雄说出落葬一事不得不“暂时缓办”,才平静地说了四个字:我能理解。此后司徒雷登骨灰归葬之事再无下文。1988年10月,傅泾波带着未竟的心愿离世。

“不受欢迎的人”

司徒雷登骨灰之所以迟迟不能归葬燕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27年的燕大校长生涯,在中国民众中的印象却几乎完全被短短3年的驻华大使生涯覆盖。

1941年,美日开战,司徒雷登在燕大校园悬挂美国国旗,并拒绝日本人的命令,因此被送往山东潍坊集中营,直至战争结束才获释。1946年,司徒雷登获任美国驻华大使。这项任命首先是基于司徒雷登在中国教育界的崇高声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阵营中都有大批燕大学子。

中国知识界率先为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欢呼。闻一多在其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中说,“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但在政治倾向上,司徒雷登属于典型的对华接触派、温和派,这在当时的美国国务院系统中属于极少数派。根据林孟熹等人的考证,从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接管南京到8月2日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这段时间里,他拒绝了国民党政府总统李宗仁要求美国大使馆南迁的要求,一直留在南京观察局势发展。他的个人日记显示,当时他已着手起草承认中共的备忘录,准备促使美国承认共产党政权。

渡江战役之后,燕京学生、“文革”后出任外交部长的黄华到南京军管会主管外事。此后一月间,黄华与司徒雷登互访达5次之多。6月,司徒雷登向黄华表示,他想到北京看看燕京大学,并与周恩来会面。此事汇报到中共中央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表示首肯。

但形势却在6月底发生突变。6月30日,毛泽东公开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该文向全世界宣告了新中国的外交原则完全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美国国务院遂放弃接触,转而开始在中国大陆周边打造以军事同盟为主要形式的包围圈。

7月2日,华盛顿来电,指示司徒7月25日之前必须赶回华盛顿,且不要赴北京。7月25日,华盛顿再次指示司徒雷登务必于8月2日之前离开中国。8月5日,司徒雷登还在返美途中,美国政府发表了中国问题白皮书,发表之后各方反应强烈,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撰写了五篇社论,批判白皮书,《别了,司徒雷登》是第二篇,也是流传最广的一篇。

毛泽东写那篇文章的本意是借司徒雷登离开一事分析美国对华政策,而并非针对司徒雷登个人,但其中对司徒雷登漫画式的描绘,后来却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司徒雷登的权威定论。从此,司徒雷登在中国就成了“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反人民内战,并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各种阴谋政治活动,又拉拢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企图培植中间势力”的代理人。

回国途经冲绳岛时,司徒雷登还想再尽最后一点努力,他未向美国国务院请示就擅自发表声明,称美国应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引来了美国国务院对司徒雷登的“禁言令”。因此,司徒雷登回国后即形只影单,深居简出。

在中美两国,他都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

转机与归葬

傅泾波去世之后,其子傅履仁继续为实现司徒雷登的归葬遗愿而四处奔走。

傅履仁曾任美国陆军法务总监,1989年获少将军衔,是美国陆军第一位华裔将军。1995年,傅履仁退役后出任麦道公司驻北京总裁。重返北京时,傅履仁特地来到北大临湖轩,他发现,门口一块用中英文写着“司徒雷登曾居住之处”的大石头也被人刨走了。司徒雷登的妻子爱琳下葬在燕大公墓的灵柩也不知去向。

1998年克林顿访华前,傅履仁也通过种种渠道向克林顿访华的先遣人员、驻华使馆等表达了这个愿望。但最后得到的中方反馈是“时间还不对”。1999年,傅家得到消息:北京大学方面就司徒雷登骨灰安葬于燕园一事进行了研究,认为按照人道主义原则应予同意,但宜低调进行,并已将此意见上报中央。

然而不久,又发生了美国导弹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一事,中美关系再度紧张,骨灰归葬之事又没了下文。再次波折后,傅履仁越来越觉得自己已是司徒雷登骨灰回归最后的希望,因为此时司徒雷登已无直系亲属在世,他的独子早已于上世纪80年代在密西西比一个小城市去世。

历史的诡谲之处在于,绝望和希望经常只是一线之差。司徒雷登骨灰归葬一事,在一次不经意的会面中出现了转机。2006年,傅履仁出任第四任百人会会长――由贝聿铭和马友友等人发起的一个美国华裔精英组织――与访美的浙江省政府代表团有一次会面。

会谈期间,傅履仁很自然聊到了司徒雷登。令他意外的是,不久后傅履仁回访中国时,浙江省外事办主动提及了此事,不久向傅履仁确认了司徒雷登归葬安贤园之事。

最初燕大校友会内部也是意见不一,有的认为应该坚持葬回燕园。但经历了种种曲折的傅履仁态度很明确:避免节外生枝。大家最终达成共识:葬于杭州是目前的最佳选择。

美国政府对此事也非常重视。司徒雷登骨灰自华盛顿运抵上海后,傅履仁本来计划自己带去杭州安葬,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派专车专程把骨灰送到了杭州……

至此,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的司徒雷登,在阔别中国近六十载后,终于回到了他人生的起点。

(读者王钊摘自《先锋国家历史》2009年第1期《改天换地的时刻:解放》,定价:1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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