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自我
1949年，陈鼓应随父母到台湾那年才14岁。那时台海局势吃紧，蒋介石颁布“戒严令”，严酷控制台湾人民，尤其注重对舆论的监控，凡是出版物、印刷品，必须送警备司令部备查，在岛内形成“大屠杀、大恐怖”的局面。头几年根本没有心思顾得上中小学生的文化教育。因此陈
1957年陈鼓应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台湾大学，在哲学研究所学习。台大汇聚了岛上最精英的知识分子，学术和学习氛围比较浓郁，校园里充满着自由主义的声音。他日后回忆，在台大有三件事情对他影响终身：一是看到了《自由中国》杂志；二是追随殷海光先生；三是读了大量的20世纪30年代时期的作品。
由胡适、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是台湾自由主义阵地，杂志中大胆地针砭时弊。当时像陈鼓应这样稍微有点嗅觉的知识青年，无一不追看《自由中国》，懵懂的他们借此拨开现实的迷雾，看清楚现实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因为看《自由中国》，陈鼓应熟悉了殷海光这个名字，并在台大遇见了这位影响自己一辈子的老师。
陈鼓应
陈鼓应在台大和历史系的李敖是同一届，两人又是同一年出生，他们同住在温州街台大宿舍。在学生时代他们都是台大的风云人物，后来两人共同遁入殷海光的门下，所以建立起兄弟般的亲密关系。但这两人都是个性极强和思想独特的人，相互谁也不服谁的气，之间恩恩怨怨纠缠了一辈子。
在台大读书时，李敖与陈鼓应在用功读书之余，经常与好友游山玩水、喝酒吵架。这帮大学生放浪形骸并及时行乐，结下了单纯真诚的友谊。
陈鼓应大学毕业后，继续留在台大哲学研究所读研，而李敖没有投考研究所，入伍去服兵役了。军营中的李敖穷得像房间里的老鼠，经常去信向陈鼓应等好友告急。陈鼓应作为挚友自然每每解囊相助。一次陈鼓应的论文获得了佛学奖学金，李敖以“无耻”詈之，但当陈鼓应以此“黑钱”相赠时，李敖又欣然接受，并作歪诗以戏之：“天天正愁囊如洗，竖子忽寄孝敬钱。”由此也可以想见他和陈鼓应的关系非同寻常。
李敖在《答陈平景》中说：“从鼓应和‘文星’分开起，从鼓应在师大演说起，鼓应公开骂了我二十年，可是我没回过一句。”“我很珍惜他同我过去的友情，直到我在二十年前，写给他绝交信为止。我生平只写过一次绝交信，就是写给鼓应的。我写那封信，显然相信使你过分痛苦的朋友，还是让他去做敌人吧!从那时以后，虽然他结婚我也参加，但在我心中，却只有‘少年十五二十时’的鼓应了!”李敖最气陈鼓应的是，在纪念老师文集《春蚕吐丝――殷海光的最后话语》中，陈鼓应删掉了有关李敖的所有文字。
陈鼓应读研第二年，可以说是他生命过程中最蓬勃最有动力的时代。风华正茂的他对于知识的追求非常热切，生活也十分自在逍遥，经常彻夜不眠地在宿舍看书，或者和三五个朋友东倒西歪地躺在校园的草坪上清谈终夜，他和朋友们自命为台大清谈派，可见这群受自由主义思想启蒙的台大学子的狂狷之态。
那时台大哲学会发起了一个演讲会，这个演讲会以研究生为主，在每周五晚上。陈鼓应是主讲人之一，演讲具体人员也由他负责邀请。李敖、杨国枢、张尚德、王尚义等学生都是演讲会的活跃分子。陈鼓应组织的演讲会让学生登台演讲，开了风气之先河，他喊出口号是：“每个座位都是一个讲台。”所以每次主讲人讲完后，参与的听众此起彼落，踊跃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演讲会的听众越来越多，比一些教授的演讲还要轰动。台大一些思想开明的老师也时常参加，殷海光就常到年轻人中聆听指导。每次演讲会结束后，大伙还要挤到陈鼓应的办公室里，谈到深夜才肯散去。
1962年，陈鼓应第一次在台大哲学系演讲会用“失落的自我”做主题演讲，后来陈鼓应把自己的演讲稿整理出来，投稿给《文星》杂志。《文星》杂志是文星书店麾下的一面旗帜，创刊于1957年11月，是一份标榜“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综合性杂志。李敖退伍后从考上的台大历史研究所退学，就进入这份“不按牌理出牌”的杂志当起编辑。
陈鼓应处女作《失落的自我》刊于《文星》1962年2月52期上，和李敖的《给中西文化看看病》同期发表，他们吐出了那一时期青年人的一种普遍的苦闷感。
追随老师殷海光
陈鼓应的好友李敖说他们大学时，“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就是殷海光。我大学时代，胡适已经老惫，蛟龙气质，无复五四时代的风光；殷海光则如日中天……”
殷海光出生于1919年湖北黄冈的一个传教士家庭，所以他自称为“五四之子”。他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师从金岳霖学习逻辑学。1949年赴台后,被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聘为讲师。
《自由中国》是1949年冬创刊的，到1960年冬停刊，前后活跃了11年。而这11年，又恰是陈鼓应的中学和大学的黄金时代。
当陈鼓应第一堂课看见殷海光时，完全和想象中的不一样。他们这些刚入大学的学生总把民主斗士想象成高大威猛型。很难相信眼前这个又瘦又小的老头般的人就是名噪一时的殷海光。陈鼓应初见殷海光的形象终身难忘：杂灰的头发，风霜的脸，三十六七岁的年纪，乍看来至少比他实际年纪大上好几岁。
等殷海光一张嘴说话，陈鼓应眼前立即一亮。殷海光一开口，便可听出他话语里充满自信，足见出其运思上的训练，他的论断有斩钉截铁般果决。强烈的道德使命感和理想主义精神，在他身上呈现出极强的人格魅力。
但陈鼓应觉得殷海光的讲课不如他的文章，他的文章不如他的聊天，他的聊天不如他的演讲。只要殷海光往讲台上一站，就让他们青年觉得灵光闪闪。
陈鼓应感觉自己的兴趣与殷海光的学问不对路，在大学四年中，他虽然也选了殷海光的两次课，但很少去上。因为陈鼓应非常反感一些同学从殷海光那学点逻辑实证的皮毛，拾得老师一点牙慧。陈鼓应是一个性情中人，喜欢用文学方式来表达哲学思想。
师生两人真正相互欣赏是在陈鼓应进入台大研究所读研究生时。就在陈鼓应应邀演讲《失落的自我》那次。那晚殷海光也来听了，讲完后陈鼓应走出教室，殷海光已经站在门外，对他含笑着微微地点了点头后，没说一句话即转身走开。
第二天，陈鼓应在研究室门口遇见了殷海光，殷海光问他：“听说你研究尼采，是吗?”陈鼓应回答：“是的。我很喜欢尼采那股生命的动力。”殷海光立即要求这位学生谈谈尼采。
陈鼓应请殷海光到研究室，泡了杯咖啡，开始漫谈对尼采的一些看法。陈鼓应说只是读到了尼采之后，才知西方哲学另有新天地，尼采的作品在他的感性生活上引起了极大的共鸣。陈鼓应知道殷海光是一个十分狂傲自信的人，曾放言：“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言，我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能让这样一个目空一切的人来听一个乳臭未干的青年谈尼采，陈鼓应真是有出众的才华和不凡的见地。 此次谈话后一周，陈鼓应去温州街殷海光家中拜访他，他们师生端着咖啡坐在院外的山上――山其实就是那座殷海光自己造的小假山。殷海光浅浅啜着芳香浓郁的咖啡，对陈鼓应敞开心扉说：“人与人之间相处，真不容易互相了解，五年来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公子哥儿型的人，所以看到你就感到讨厌。许多人背后骂你，也有些人欣赏你，你像一匹野马，你是个很不被了解的人。和你谈话，才体会你内心有一股说不出的劲儿!那种不羁的心态，从你身上多少可以嗅到一点五四的时代的文人气息。”殷海光从陈鼓应身上嗅到了特立独行的五四精神，一改以前对他的公子哥儿的偏见。双方开始了终身的师生之谊。
陈鼓应和殷海光在一起谈到现实生活总垂头丧气，而谈到理想生活，他们总是振振有词。殷海光会时常跟陈鼓应感叹：“今天的知识分子，不是沦为拉拉队，就是变成蠹虫，特立独行的太少了，在时代的大震荡下，一副晚秋的景象，凉风一吹刮，满树的落叶纷纷飘下，枝头只剩三二片傲霜叶，在冷风中战栗。”
《自由中国》被关闭，雷震被逮捕时，殷海光本也在黑名单上，只是想到殷的声望，怕草率行事难以收场，才临时把他的名字划去。但殷海光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仍公开发表了《我看雷震和新党》等文章为雷震呐喊，肯定雷震为自由民主奋斗的精神价值。他的批判直指台湾极权统治，他对国民党的欺骗性虚假意识形态，一次又一次进行剖析和清算。
在殷海光最困难和危险的时候，陈鼓应也没有弃他而去，而是紧紧追随老师左右。1966年1月14日，他在《致陈鼓应》一文中谈道：“内心有难以名状的凄凉。幸得二三知己，稍感慰藉。人和人内心深处相通，始觉共同存在，人海茫茫，但愿有心肝的人多多相互温暖也。”在这位斗士最脆弱之时，陈鼓应他们给了他无限的安慰。
和殷海光走得近的学生处境越来越不妙，陈鼓应、刘福增、张尚德、王尚义等几个殷门弟子一并被单位开除，殷海光问陈鼓应这是为什么?陈鼓应痛心地说：“我自己都不知道，像我这样一个毫无俗世心念的文人，连看见一只老鼠都害怕，想不到还有人会对我感到兴趣。”殷海光听后热泪盈眶地说：“现在的青年人，既不能狂笑，又不能痛哭，鼓应，这是什么样的世界……”
殷海光临终前不久的口述由陈鼓应笔录，题目为《春蚕吐丝――殷海光的最后话语》。春蚕到死丝方尽，在殷海光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从人生面反省传统导向，思考传统与自由的沟通，开始正视中国传统的价值。陈鼓应一笔笔记下了哲人最后的思想痕迹……
1967年4月，不堪身心双重折磨的殷海光，罹患胃癌病逝。
充其量是个自由主义者
陈鼓应于1963年在台大哲学研究所取得学位后，到中国文化大学任教。1966年由于受到当局清算殷海光的牵连，陈鼓应在生活和工作中遭遇了突如其来的打击，陈鼓应被任教的大学扫地出门。
初为人父的陈鼓应家无恒产积蓄，刚满周岁的孩子嗷嗷待哺，生活刹那间跌入了低谷。他这时只得东奔西走地四处兼点课补贴家用，这种日子好不容易熬过一年。
1967年夏，他得到台大哲学系聘用的机会，但由于特务机关把他列入“国家安全”的黑名单，所以最后的校评审查那一关，两度均以他有“政治问题”为由没能通过。就在陈鼓应山穷水尽时，偶遇了殷海光在西南联大时的训导长、金庸的堂哥查良钊，查良钊带他去见台大校长钱思亮，并为他抹去“黑点”，郑重说明“此人并无思想问题”。陈鼓应由查良钊帮忙“走后门”，1969年夏天留在台大哲学系担任讲师。
好不容易找到工作的陈鼓应仍旧看不惯现实，忍不住与哲学系同事王晓波又开始批评社会的千疮百孔。在课堂和演讲中，陈鼓应一直鼓励学生要思考、要批判，自己也借由尼采来议论时局，冲撞学术和政治间的矛盾。
台湾当局此时利用戒严实施白色恐怖高压统治，政权上黑白颠倒，深深刺痛了追求民主自由的陈鼓应。陈鼓应这段时间加盟了一本叫《大学杂志》的创办，杂志于1968年1月问世。《自由中国》停刊后，1965年12月《文星》又停刊，刚要起步的台湾民主运动再度遭挫，《大学杂志》正好顶上了空缺。
1971年10月中旬，台大法代会主席陈玲玉举办“言论自由在台大”座谈会，这是自国民党退守以来20年之首见。由于国民党当局多年的政治高压，知识分子大多噤若寒蝉，“言论自由”是十分敏感的议题，因此主办人加上了“在台大”的框子，将议题限在校园墙内。
在会上陈鼓应悲愤地喊出，免于自由的恐惧和恐惧的自由，认为有事实根据的批评是责任感的表现，而言论的开放可使众多的智慧矿藏发掘出来。
第一次座谈会的影响还未散尽，陈玲玉在11月中旬再接再厉，又举办了第二次座谈会“民主生活在台大”。陈鼓应再度应邀参会。
其实当局早就对大学生以“爱国”之名进行学生运动看不惯。1972年4月4日，当局组成了一个写作班子，以“孤影”的笔名在《中央日报》连载发表了一篇4万字的文章――《一个小市民的心声》。文章对陈鼓应的论点大肆讨伐，旗帜鲜明地反对学生运动、反对言论自由，鼓吹应给予政府更大的权力，以保障小老百姓能“吃一碗太平饭”。
这位“神秘小市民”署名“孤影”，与“鼓应”名字同音，以影子孤单来影射陈鼓应。这篇长文在报上连载了六天。国民党的机关报还将《一个小市民的心声》印了数十万小册子分发到军公教各单位，通令公职人员研读。
陈鼓应这个名字引起了台湾高层的注意，不久蒋经国接见陈鼓应并征询国是意见。那时陈鼓应憧憬的历史人物是嵇康、闻一多类型的，他心想既然是殷海光的学生，就应该恪尽一个批评者的职责，因此他一开口便直陈时弊，并集中言辞抨击特务政治造成的沸腾民怨。
在两个钟头的会面中，年轻气盛的他言辞激烈地侃侃而谈。蒋经国一直是不发一言地聆听，可能小蒋早已看出此人在“思想上”并没什么大问题。最后蒋经国只说了15分钟话，重点是说大陆的丢掉主要是教育的失败。其实从蒋经国这个受过苏共思想洗礼的人看来，陈鼓应“充其量是个自由主义者”。
往后的六七个年头里，陈鼓应在台湾社会兴起了不少风波，但终未招致没顶之灾，可能和这次的谈话中蒋经国对他的看法有关。
但之后，他先后被台大和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解聘，且不得在台湾上课、演讲。 最终，有22年党龄的陈鼓应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逐渐成为党外民主运动中的中坚力量。
（摘自《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金城出版社2008年6月版，定价：3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