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施蛰存淘古董
当年昆明有一条佛(福)照街，夜幕降临自成夜市，大约摆有五六十个旧货地摊，每一个地摊上都点一盏电石灯，绿色的火焰照着地面一二尺，施蛰存说，远看好像在开盂兰盆会，点地藏香。这些摊主都是拾荒收旧者流，摊上的货物，大多是家用器物，有五金、电料、零
沈从文
沈从文初到昆明时，常和当时在云南大学执教的施蛰存逛夜市，淘古董，电石灯的绿光里晃动着他们的身影。1939年1月，由国立北平艺专、国立杭州艺专合并的国立艺专迁到昆明，国立艺专校长滕固、雕塑家江小鹣，也经常逛福照街夜市的古董摊。几个古董摊子都是古籍旧书、文房用品、古瓷玉饰、漆器绣品，还有象牙、琥珀、玛瑙或大理石的雕件，外省来的人都拥挤在这样的摊子前，使摊主索价日益见涨。
有一段时间，沈从文收得最多的是一种缅甸漆器，叫缅盒。有一次，沈从文在一堆盆子碗盏中发现一个小小的瓷碟，瓷质洁白，很薄，画着一匹青花奔马。他对施蛰存说，这是康熙青花瓷，一定是八个一套。名为“八骏图”。沈很高兴地花一元中央币买了下来。施蛰存在《滇云浦雨话从文》文中说：“这个康熙八骏图瓷碟，引起了从文很大的兴趣。他告诉我，他专收古瓷，古瓷之中，又专收盆子碟子。在北平家里，已有了几十个明清两代的瓷盆。这回到昆明，却想不到也有一个大有希望的拓荒地。”1942年。沈从文在致施蛰存的信中说：“(缅盒)已经买到大大小小十多个了。瓷器也收了不少，八骏图又收到二只。”
沈从文买来的小件古董，并不独赏，常和朋友、学生一起分享。看到朋友喜欢时，沈从文就慷慨地送人。
沈从文淘古董，有时动员他的妻妹张充和一起去。当时张充和的工作是专职编教科书，这项工作由杨振声负责，沈从文是总编辑并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张充和选散曲，兼做注解。张充和对古董不大感兴趣，她知道“沈二哥”拉她一起去的目的，一是回家合谋谎报古董的价格，以免姐姐张兆和生气；二是张充和逛得高兴了，可以大方地掏钱代他买下。张充和回忆联大复校回北平后，沈从文和朱光潜相约一起去买古董，并谎报价格“骗”老婆。 文人爱书，尽管手头拮据，却又爱光顾旧书店。沈从文除了淘古董，也买旧书。1945年10月5日，沈从文购得中华书局1936年版《漆器考》。他在此书上批注，“从枪声盈耳中购来”，“书过于简率不合用。多错误，少材料”。
施蛰存在昆明夜市买过两方古绣件，好像是从朝衣补褂上拆下来的，是沈从文劝他买下，花了四元中央币。后来，施送给了林同济的美国籍夫人，她用来做茶几垫子。施蛰存也热衷于搜寻缅刀和缅盒，因为他早先在清人诗集以及笔记里读到，云南人在缅甸经商一般都要带回缅刀送男子、缅盒赠妇女。施还买过一个有三格的小缅盒，朱漆细花，与江南古墓中出土的六朝奁具相仿。
1940年3月，施蛰存离开了昆明。福照街，这一联大学者淘古董的好去处，也没有逃脱被日寇轰炸的命运。
冯友兰喜欢收藏旧兵器
在抗战前的北平，多数学者爱收藏。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学史家张子高喜欢收藏古墨，是著名的古墨收藏家、鉴定家。他一生写了许多古墨研究和考证文章，他同叶恭绰、张 伯、尹润生三位收藏家合编了《四家藏墨图录》一书。清华大学教授、美术史家邓以蜇(清代书法家邓石如之子、两弹元勋邓稼先之父)喜欢收藏字画，曾对故宫博物院的字画作鉴定。这两位先生的收藏方向，受职业影响。杨振声喜欢买字画，沈从文喜欢淘古董，则纯粹是个人的精神趣味。
搜集旧书几乎是治文史学者共同的癖好，钱穆、张荫麟、吴晗在北平都收藏了数目可观的古籍和史书。而冯友兰的爱好是收藏旧兵器，有点出人意料。联大时期的冯友兰戴眼镜，着长衫，留长髯，说话急的时候有点结巴。做事情“不着急”的哲学家，授课之余，不是舞文弄墨，而是舞刀弄枪。
冯友兰为何有这样一个独特的爱好?他在自述中说：“我家里的上辈，有一代是习武的。在我的祖母的房里，遗留下来许多兵器，我小的时候常同堂兄弟们拿出来玩。家里有个护院的拳师，教我们使用这些兵器，所以养成一种爱好。” 在战前的北平，冯友兰喜欢逛古董铺，“我所收罗的并不是夏鼎商彝，而是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旧兵器”。东四牌楼附近有一个小巷，叫弓箭大院，是从前制造弓箭的地方。冯友兰在那里收罗了上百支的箭，箭有各种各样的箭头，特别是响箭，制造精致。“这些东西，我藏有几百件，曾在清华开过一次展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都捐献给历史博物馆了。历史博物馆又把它转送到别的博物馆去了” 。
冯友兰的长子冯钟辽回忆起父亲在昆明的生活，在《父亲冯友兰先生收集的兵器》一文中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次买回来了一柄像匕首而无刃的无刃刀。刀身窄扁。平刀头没有尖，也许可以当改锥用。刀柄做得很考究。刀柄中空，做工有似象牙的雕镂方法，可是是铁做的。用玲珑剔透形容刀柄就很恰当。我也觉得那把刀有意思，就把它夹在书包里带了去学校。我那时候住校。下课以后在宿舍拿刀出来看。一位同学问我在干什么。我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可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同学拿刀一看，忍不住大笑。说这是把烟刀，挑烟用的。我知道很多同学家里有烟具，当然深信不疑。周末把烟刀拿回家去，放回原处。父亲后来是不是也知道那是把烟刀?我是没说，我也没问。
冯钟辽的文章也提到了冯友兰藏旧兵器展：
按照我的记忆，抗战将要开始的时候，在清华收集的那些兵器都捐送给了燕京大学了。大约在捐赠以前。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一次展览，也有一说，展览是在复员后举行的。以后可能又转到了有关部门。家里有一幅文化部颁发的奖状，言明收到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619件，纸上的时间是1959年。最近在历史博物馆找到了这批兵器。妹妹宗璞曾去看过，见保存完好，还是从前的老样子。应该说这是它们最合适的去处。
冯友兰
“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619件”，这个数目不小，想来是他几十年收藏积累下来的。昆明时期，冯友兰在古董摊上淘旧兵器，在书房玩赏刀剑，让人想起“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之句。或许，在联大学者的精神深处，都有辛弃疾式的梦想，“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在国难方殷之时，文人有陆游式的“佩剑情结”，这也是中国诗词中的一个抒怀传统。
联大教授爱昆曲
清华大学迁移长沙和昆明之前的战前岁月，俞平伯许宝驯夫妇好昆曲，以他们夫妇为中心，吸引了昆曲知音，浦江清、许宝 、沈有鼎、朱自清的夫人陈竹隐、谭其骧等人，他们成立“清华谷音社”，俞平伯发起并任社长，定期雅集。
在战时的昆明，从北平而来的教授、文人、艺术家，不乏爱好昆曲者。我们不妨透过老舍到昆明访问时的日记，看看联大教授们战时的文化生活：
许宝?先生是统计学家，年轻，瘦瘦的，聪明绝顶。他成天的画方程式，他的方程式必定画得不错!假若他除了统计学，别无所知，我只好闭口无言，可是，他还会唱叁百多出昆曲。在昆曲上，他是罗莘田先生与钱晋华女士的“老师”。
老舍文中提到的联大教授，当时住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钱晋华女士是联大外文系教授袁家骅(著名语言学家，在联大开展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和研究)的夫人。罗莘田是老舍的好友罗常培，罗常培去世后，老舍在悼念文章中，也提到他唱昆曲。
查浦江清1943年日记，也见有教授们唱昆曲之记载。元旦那天：“晚饭后，陶光来邀至无线电台广播昆曲，帮腔吹笛。是晚播《游园》(张充和)、《夜奔》(吴君)、《南浦》(联大同学)，不甚佳。”
浦江清是联大中文系教授，专讲“词选”、“曲选”等课程，对昆曲有精深的研究，对唱曲要求高，故有“不甚佳”的评语。
去电台唱《游园》的张充和在昆明生活一段时间，去了重庆，从《梅贻琦日记》可知，梅贻琦出差到重庆，张充和常来拜访，有时，为梅校长清唱昆曲。 与昆曲相比，查阅到的联大师生与京剧的资料少。但毫无疑问，北大和清华的教授们喜欢京剧，像杨振声、梅贻琦等人都爱好京剧。
苦中作乐打桥牌
在朱自清的日记中，经常看到清华大学教授打桥牌的记录。1939年3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打桥牌，大家决定下下星期起，两周一次桥牌例会。我老是输，甚灰心。”一个星期后的3月11日，朱自清“阅完试卷，在柳家桥牌”。柳家，大概指柳无忌家，朱自清稳定的牌友是浦江清。4月23日，星期天，朱自清参加陈福田以及陈岱孙的桥会，并在那里吃晚饭，“菜饭甚佳”。
清华大学教授闲暇打桥牌在战前北平是平常的娱乐，他们将这一娱乐活动延续到昆明。不仅文科教授喜欢，理科教授似乎更爱打桥牌，甚至上瘾。我们来看一看联大理科教授如何打桥牌。
数学系教授陈省身来西南联大不久，他的南开同学、北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也来到联大。
战争初期，生活已很艰苦，但教授们还能苦中作乐。每逢周末，紧张工作之余，在吴大猷家有两桌桥牌“牌战”。陈省身是常客之一，在南开时他就以擅打桥牌著称。吴大猷夫人阮冠世也是桥牌高手。唯有吴大猷的水平不及格，仅能在一旁观战。他自己并不喜欢打牌，只是为了让别人快活而已。有时“清华队”向“北大队”挑战，事前说好，输的那队就做当天晚餐的东道主。晚餐虽无美味佳肴，但以量取胜，餐后总有剩余，大家便让最年轻的陈省身和大肚汉吴大猷负责“扫荡”。
打桥牌本是一种消遣，如果上瘾，可能影响到同事的休息，吴宓对牌战就大发牢骚。
1941年前后，吴宓住玉龙堆联大教授宿舍。住玉龙堆宿舍的大多是单身教授，多人共居一室或里外间，难免相互干扰。吴宓与陈省身住里间、外间很乱，通宵打桥牌、抽烟是常有的事。试看1941年、1942年吴宓日记中的几则：
11月18日晚8：00寝，而诸人在堂中斗牌吸烟，致宓直至夜半不能入寐。烟刺宓脑齿并痛，苦闷极矣！
1月9日，外室诸人斗牌喧闹至深夜。
1月24日，是日，同舍诸君，共客在外室斗牌，凡二桌，自下午2：00至夜l：00，喧闹特甚。
联大外文系美籍教授温德热爱中国，生活在中国多年，对中国的情形相当了解。似乎对教授打桥牌颇有微词。某日，吴宓去云瑞中学看望温德：“又谈国事。Wingter谓世界古今，当国家有大战，危机一发，而漠然毫不关心，只图个人私利，或享乐者，未有如中国人者也!”
温德的批评很有道理。有的联大教师痴迷打麻将，以致小偷乘空而入竟不知。作为教务长的潘光旦，写了一封信贴在他们客厅的门柱上，大意是希望他们玩要有“度”。又说：其实打麻将没有什么不好，娱乐一下也不错。我也喜欢打，偶尔玩玩，只是应当找个合适的时间。最后说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不妨找个礼拜天，到舍下摸几圈如何。他这种幽默的批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大家会心一笑。从此，滥打麻将的现象不再发生了。
（摘自《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定价：3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