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萌生造访天一阁的念头，还是从读了余秋雨先生的《风雨天一阁》开始。
去年秋天，终于有机会来到宁波，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当然就是天一阁了。当时我们在宁波只有两天的停留，要去的地方很多，而我竟然去了两次天一阁。第一次是集体造访，在导游的率领下，大家赶路似的，匆匆忙忙，气喘吁吁地走完天一
江南多雨，本来平时就游人不多的天一阁，在雨天游人就更少了。又因为我去得过早，整个天一阁里只有我一个人，除了雨声和我的脚步声，便再也没有任何声响。我的呼吸有些紧张起来，仿佛一个未经允许便闯入私家宅院的不速之客。我极力放轻自己的脚步，生怕惊醒范钦的酣梦。
范钦这一睡，就是四百年。
范钦是明嘉靖年间的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虽然掌管兵部，却对书籍有着执着的偏爱。为官几十年，宦游近十省，悉心收集各类典籍，终成天下第一。我在猜想，想他宦游路上，别人一车车珠宝，而他却一车车书籍，旌旗漫卷书香，是何等的儒雅；想他当一本好书千辛万苦搜寻而来的时候，老人家是怎样地欣喜，双手轻抚，百般端详；想他如何在秋高气爽的庭院，晾晒那些发黄的书籍，微风吹来，书页发出迷人的声响；想他夕阳残照，漫步林荫，思索着如何使得这些书籍千秋万代保存下去；想他筹划着如何建一栋漂亮的藏书楼，像汉武大帝那样金屋藏娇；想他如何煞费苦心，在子孙中寻找一个可以信赖之人，将一生所爱相托……
也许这就是上苍的公平，当它给予一个人快乐的同时，一定还要给他以烦恼。不是吗?当一个人还是穷光蛋的时候，他也有快乐，甚至死时也会毫无牵挂。而当一个人有一大笔财产并希望这财产传承下去的时候，烦恼便随之而来。范钦的每一天并不都是快乐的，他之所爱，后代们能完好地保存吗?他们会遵守他的嘱托吗?范钦害怕死亡，他想和这些书籍同在。但是，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必须寻找一个可靠的继承人。弥留之际，他把家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万卷书籍。然而，当长子范大冲从他手中信誓旦旦地接过书楼钥匙的时候，范钦的双眼还是充满着疑虑。
一场永无止境的接力赛就这样开始了，我为范钦有这样的孝子贤孙而感动。天一阁薪火相传，这一传，就是四百三十年，一十三代人。
高大树木遮映下有些阴森幽暗的天一阁，在雨天就越发地阴森幽暗了。四百年之后的我，循着范钦当年的脚步，战战兢兢于天一阁这座读书人的圣殿之下，吮吸着弥漫于空气之中的淡淡而又遥远的书香。哦，这就是天一阁，这就是我梦魂牵绕的天一阁。然而，当我真正走近的时候才发现，它竟然离我那样的遥远，那样的陌生，本以为会一见如故，没承想它却那样冷漠。
让我吃惊的是，园林化的天一阁规模越来越大，而作为藏书楼的天一阁却越来越小，它蜷踞一隅，被假山和假水所包围，被花草林木所包围，被全然不相干的亭阁楼台所包围，被一座喧嚣的现代化城市所包围，被滚滚的商潮和横流的物欲所包围。本来应该站在舞台的中央，却被挤到了舞台的一角，拥挤得你竟然无法拍出一张像样的天一阁的全景照片。这里有从宁波各处移植来的景观，有尊经阁、百鹅亭、千晋斋，有花轿厅、状元阁，有近几年修建的南园、东园，使得天一阁越发显得孤独和瘦小，以致许多人游览过后竟然不知哪里是藏书的天一阁。尤其是秦氏支祠的戏台，它以自己的金碧辉煌，向人们炫耀着金钱的魅力，嘲弄着读书人的寒酸。
让我吃惊的是，在这样一个神圣的殿堂里，竟矗立一个规模颇大的麻将展馆，其展览之详尽，其雕塑之精美，使得天一阁黯然失色。天底下再也找不到如此不和谐的整合，许多游人麻木地走完天一阁，只有到了这座麻将的展厅，才会眼睛一亮，兴趣盎然地拍照留影。天一阁的尊严在这里荡然无存，读书人的斯文在这里被击得粉碎。我不明白，麻将已经成为戕害国民精神的首恶，却被引以为骄傲的国粹，在这座藏书楼里大放异彩。
让我吃惊的是，人们所盛赞的天一阁藏书对大学者的开放，其实并不是什么伟大之举，不过是一些人的自我炫耀罢了。因为只有向极少数人的开放，才会彰显极少数人的荣耀，难怪他们要有“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的感觉。
让我吃惊的是，天一阁并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受到妥善的保护的，范氏家族维系这座楼阁，已经筋疲力尽，年久失修，书籍被盗，楼阁倒塌，风雨飘摇。若不是社会的赞助，这座楼早已颓倾。
让我吃惊的是，如此多的书籍，范家的子孙竟然没有出一个大学问家，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他们可以贫困，可以没有吃，可以没有穿，但惟独不可以没学问。几百年来，就连那些天一阁藏书的书目，竟然都是外人整理。更让我想不到的是，范钦的子孙中有的不仅从来没有看过里面的藏书，还有的竟然目不识丁。一次，范氏后人陪学者缪荃孙登楼看书，让缪荃孙深感意外的是，“范氏子见书而不能捡，余告之，乃抽出，再捡再阅，范氏子挽余自抽，盖目不识书者。”这些话记载在缪荃孙所写的《天一阁始末记》这篇文章中。缪荃孙是光绪二年的进士，著名学者，他所记之事，不会是凭空杜撰吧?清朝秀才王定洋，发出这样的感慨：“积德与儿孙，儿孙享其福，积书与儿孙，儿孙不能读，试看当年范司马，藏书空满天一阁。”
让我吃惊的是，任何一种收藏都必须有足够的资金作保障，范钦究竟哪来的那些银两?想想看，七万余册书籍的收藏，需要多少钱财?一座盖了五年且风格独具的藏书楼，需要多少钱财?分家的时候，把家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万卷书籍，这万两白银又是从何而来?另外，范钦死后，范大冲又拨出百亩良田，用作书籍保管的费用开支，这百亩良田又从何而来?我不能不想，即便一个多年为官之人，他的俸禄究竟能有多少?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难道仅仅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我不敢再想下去，因为我不愿意破坏范钦在我心中的形象!
让我吃惊的是，范钦并不是一个在仕途上“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的人，反而是一个和奸相严嵩相处得十分融洽的人。当年范钦被委任为九江按察副使的时候，严嵩还以诗相送。一个“廉洁清正，一身正气”的官吏，为什么会得到奸相严嵩的欢心?什么是历史的真相?什么是人的本来面目? “一生真伪有谁知”，只有天知道!
哦!这就是天一阁?这就是我要朝圣的天一阁?我站在天一阁门前的池水边，望着飘洒蒙蒙细雨的天空。天空不语，飘洒的落叶不语，只有天一池水中游弋的红鱼似乎在述说着什么?
我不能不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爱书与爱钱，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爱书就高雅?爱钱就鄙俗?不会这样吧?爱书与爱钱，其实这两者之间本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如果爱钱是吝啬鬼的话，那么爱书而不读书，不过是爱钱的吝啬鬼把钱变成了书，转换了一个吝啬的形式而已。其实在范钦的眼里，这些书和那些古玩字画，和那些奇珍异宝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只不过是收藏的分类不同罢了，和“健全的人格”以及“文化的良知”无关。从范钦的身上，看不出任何一点承载历史和传承文化的痕迹。我们太多情了，我们太偏爱了，天一阁无非就是一个私家藏书的二层楼阁，它和其他遍布全国的私家藏书楼别无二致，只不过范氏的后人使它比别的藏书楼多延续了一些岁月。
一个守财奴，最大的忧虑就是儿孙们会成为败家子。所以，他必须把自己的子孙也打造成和自己一样的守财奴。所以，范钦一开始就按照守财奴的模式，打造自己的子孙。他为他的那些带不走的书，制定出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凡阁门和书橱门的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不得开锁。”并规定：“不得无故开门入阁，不得私领亲友入阁，不得将藏书借与外房他姓。”天一阁“代不分书，书不出阁”，成为一条铁律。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守财奴至少还爱他的财宝，而范钦的后人们，却不知那些书为何物，他们只是忠诚地恪守祖训，守护着那些终将化为灰烬的古籍。
显然，这样的制度对保护书籍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没有目的的保护究竟有什么意义?范钦爱书如命，子孙目不识丁，如此巨大反差，让人怎不震惊?
也许，要使其忠心，必使其愚昧。只有愚昧的子孙，才会恪守祖训。所以，在范钦的眼里，只要书在，子孙愚昧，又有何妨?这大概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缩影和悲剧所在吧?
守着一座文化的金山，却是一群精神的穷汉，一个家族怎能不没落?我忍不住要问范钦，你要那些书究竟是想做什么?你要那些书究竟保存到哪一朝，哪一代?
书的价值不在收藏而在使用，没有使用，便毫无价值。
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说：“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黄宗羲说得没错，但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本不是什么憾事，许多藏书家传诸子孙，或散或卖，这没有什么不好，良禽择木而栖，君子择主而事，书亦如此。与其让一批目不识丁者苦苦看守，当作祭品来顶礼膜拜，还不如让这些书各得其所，找一个爱它读它离不开它的新主人，哪怕这主人穷困潦倒。看来，黄梨洲之叹，并没有叹尽这书中之无奈――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书不散而又读书不辍则更难更难啊!
面对天一阁，我不能不陷入一个更大的困惑之中，历史典籍对我们真的那么重要吗?为什么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无数典籍的民族，却可以成为世界上欠发达的民族；而一个没有悠久历史和无数典籍的民族，却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这是为什么?
面对天一阁，我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假如没有天一阁，中国的历史究竟会倒退多少年?假如有了天一阁，中国的历史究竟会前进多少年?
其实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了，一座藏书楼的兴衰，无非就是一座藏书楼的兴衰而已，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好，也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糟。
一个民族一旦把收藏看得高于一切，那么毫无疑问，这个民族便是一个丧失了创造力的民族，便是一个停滞不前的民族，便是一个没有生机没有活力的民族。
天一阁有一处碑林，石碑上的字迹被岁月的风雨无情地剥蚀，已经看不出碑上写的是什么了，但人们还是把它们收集过来，在这里供奉着。面对碑林，我突然感觉，我们所向往的天一阁，其实和这碑林一样，它存在着，却没有内容了。这也许就是“有”和“无”的辩证吧?
其实，我们和范钦的后人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不知道自己守护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而我们又何尝知道，我们竭尽一生所守护的东西又是什么呢?我想起唐代诗人崔颢的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我惊讶，此刻想起这首诗，难道是上苍要给我什么启示吗?
走出天一阁的时候，雨还在下着，我漫无目标地走进一条书店林立的街道。然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这座文化名城之中，就在这样一座神圣的天一阁下，每一个书店里都卖着盗版的图书，就连为天一阁名噪天下立下大功的余秋雨先生的新作《借我一生》，竟然也是盗版，原价40元的书，在这里仅卖l0元。我不能不为余秋雨悲哀，我不能不为天一阁悲哀，我不能不为宁波这座文化名城悲哀。
（摘自《中国历史的宿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6月版，定价：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