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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希望工程”的希望

2009-10-01 15:49:00 来源:书摘 门泊舟 我有话说

或许是因为我的父母都是教师,所以他们都十分了解和重视知识对于改变一个人命运的重要性。1997年夏天,我母亲以我的名义向中国希望工程基金会发去了一个包裹和一封信――包裹里是我已穿不上的旧衣服和已经用过的教材等等,信封里是400元钱。按照希望工程的程序,资助者只需用400元就可以供养一个贫困失学的孩子完成

九年制义务教育(其他费用由国家承担)。至于哪一个失学儿童能够得到资助,则由希望工程基金会随机决定。

信寄出不久,我们果然等到了希望工程基金会的回音。那是一封很精致的信,里面是一张卡纸:“亲爱的门泊舟女士,我们感谢您对希望工程基金会的支持,对失学儿童的关注和无私帮助……”卡纸背面,记录着这位与我们结成“对子”的失学孩子的信息:

姓名:小亮(化名) 性别:男 年龄:11岁 就读年级:×××

联系地址:×××××

捧着这封信,我们一家人心中都充满了欣慰与欢喜。那一年我9岁。

鸿雁传书

就这样,我们和一个素未谋面的科尔沁大草原上的孩子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因为当时小亮的家庭根本没有什么通信设备,这种联系就只能靠书信。而且就是写信,我们也能看出信纸对于小亮来说是个大问题――他的信纸大都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浅浅地印着一条条横道线,很薄,还有点发黄。但是信纸的问题比起他汉语书面表达的问题,简直就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了。小亮的那些信里满是错别字和前言不搭后语的语法错误。一封信我们往往要读上三四遍才能大概了解他的意思。但即使这样,每次收到那从遥远的内蒙古大草原寄来的信,我们一家人还是像收到了节日礼物一样欣喜。

敖包相会

2000年夏天,我们一家人趁着学校的暑期长假,坐火车来到了内蒙古通辽市――我们要访问的小亮的家。

按照小亮之前寄来的一封信的“指导”,我们先从通辽坐火车到达草原边缘的一个小县城,然后在那儿找一种被他们当地人称为“525”的车。据那封信说,我们只要告诉车主“去小亮家”,或者车主还不明白,就说“去小阿拉坦巴根家”,车主就一定会将我们送到他家门口。

什么是“525”?显然那不是“525路”公共汽车。在那样的小县城里不可能有公共汽车,经过一番询问,我们知道几辆“525”上午都刚刚接了生意,现在应该还在返回的路上。

下午,当神秘的“525”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都有些犹豫了――这是一辆早该退役的吉普车(所谓525是它的型号)。看其风尘仆仆的外表,人们就可以估测出它的车况。当它威风凛凛、咆哮着停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终于醒悟到这就是我们能到小亮家的唯一交通工具了。同样威风凛凛的车主在听了我们对目的地的描述并看了小亮的信后:很爽快地一挥大手:“5块钱一张票,上来吧!”

5块一位,却可以享受专门的司机专门的车,实在很划算。可是我们错了。525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驶出县城,而是一圈一圈在小村子里兜起风来。那咆哮成了它最好的广告。半小时后,当我们的525恋恋不舍地驶出县城时,上面包括司机已经坐了不下10个人――引擎盖上、前后排的夹缝中都有乘客。后排上的人尤其多。母亲的腿上,还抱着不知是谁家的一个小姑娘。车门已然合不住,就由副驾驶脚边蹲着的乘客负责用手拉着。525像一辆勇猛的战车,张牙舞爪地冲向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没有路,只有两道深深的车辙刻在草间。525的轮子就嵌在那两道车辙中,好像火车的轮子固定在铁轨上一样。看着眼前美丽的草原,望着天际流过的云朵,想着即将来临的会面,拥挤的旅途在我们心里倒是和谐而温暖的……

夕阳西下时,我们终于顺利地到了小亮家。我们还在车上,就从车窗看到一群人拥到小亮家院门口。他们是小亮的家人。这群热情好客的牧民或许一整天都在竖着耳朵等待525的咆哮,一听到那令人激动的声音,立刻就迎了出来。小亮的父母、两位哥哥、姐姐、弟弟都显得既兴奋却又有些腼腆,他们七嘴八舌用蒙古语谢过司机师傅,目送着525咆哮着冲向一片夕阳,才拥着我们进了院子。

这是小村子最边缘的一处人家,房子的背后就是一望无际的沙地。沙地上长着稀疏而短小的草。散落的牛羊艰难无奈却又十分固执地啃着地皮上最后那点儿草根。母亲告诉我,这就是过度放牧的后果。

房子前面是一方大院子,院子里有一口水井,井水很是清冽,这是小亮家的饮用水来源。院子角落里是鸡舍。我出于好奇,兴奋地跑过去瞧新鲜。质朴的牧民跟过来,“啪”地打开鸡舍的柴门。那一群小生灵立刻像获得了大赦一样挤进院子。后来,它们中最不幸的一只就因为我所表现出的好奇与喜爱被热情的牧民误解,而成为晚餐桌上的一道菜。

小亮的家是用泥土垒起来的。除了炉灶所在的地方被隔开成为一个小间,其余的空间便没有任何分隔。房间的一侧是一张土炕,占了近三分之一的面积。对面是高矮两只橱柜,其中矮的那只上有一台电视机(是在城市里已经消失了近十年的那种),电视机旁边是一台收音机。

迎接我们的有小亮的父母、姑姑,两个哥哥,姐姐和弟弟。来到屋中,才看到炕上还坐着奶奶(她是听说我们今天来,专门从小亮叔叔家赶来的),却唯独不见小亮。经过好一番艰难的汉语加手势的询问我们才明白,这一家人见我们总也不到,就让小亮骑着马上路迎宾了。

果然,不久院子里就有了动静。金色的夕阳中,一个少年牵着马进了院子。他个头挺高,虽然偏瘦,却绝不纤弱。黝黑的皮肤,棱角分明的面庞,略带羞涩的眼神,质朴的微笑,行动言语间还带着一点马背上的民族的剽悍――好一个蒙古族的少年!

开始的拘谨过去,我们两家人立刻像多年的故交一样,放松自然地坐在晚餐桌旁了。桌上除了那只可怜的并不大的鸡,还有“奶多脯”(音译,一种外观很像肥皂的乳酪类奶制品)、炒米(拌着他们自制的酸奶吃的一种已经炒熟的粮食,外形像小米,我们猜应该是青稞一类的东西,很难咬动)、炸花生米等等。我们杯里盛满香槟,各自说着对方听不懂的祝酒词,为这份难得的缘分干杯。

晚上,我们大家围坐在炕上聊天。小亮的爸爸以前是村里的会计,多年前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再干了。大概是从那时起,小亮的家庭一步步陷入了困境。小亮的母亲是一位勤劳质朴的中年妇女。虽然一点汉话也不会说,但她用爽朗的笑声表达了所有的欣喜与感激。小亮的两个哥哥都没上过什么学,农闲时就到通辽市或赤峰市的建筑工地上找些临时工,赚点钱补贴这个贫困的家。小亮的姐姐是家里的老二,唯一的女孩。我至今仍记得她的眼睛,很大很清澈,让人禁不住联想起希望工程宣传画上那个“大眼睛”。小亮在家里排行倒数第二,他和弟弟都是靠着“希望工程”才上的学。更幸运的是,小亮的弟弟学习成绩优异,小亮则在体育运动方面表现出很大的潜能。他们一文一武,无疑是这个贫困的家里最亮的两颗新星。我们看了小亮的教材,都是蒙汉两种语言对照的,印刷和纸张都很好。我问他,用这么多双语对照的教材,书本费会不会很贵。小亮告诉我们,除了吃饭,他上学是一分钱不用自己出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坐着头一天的525离开了小亮家。

走出草原

从此,两家人的联系更加紧密了。

小亮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被中心校的体育老师推荐去赤峰市参加了市一级运动会,并获得了多个奖项。赤峰市林东体校的老师一眼便看中了他。

体校已不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小亮的学费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父母几乎没有半点迟疑,我们要送小亮上大学!就这样,小亮终于走出了茫茫科尔沁大草原,进入赤峰市体育专科学校学篮球专业。

小亮到赤峰市上学后,我们还在不断地通信。从小亮的信中,我们看出他的汉语水平越来越好了,交流不再那么困难。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得出他对来到“大城市”的喜悦与新奇,对迎接新生活的热情与欢喜 ……

就这样过了3年,小亮毕业了。父亲在网站上四处为小亮投简历,但是因为专科学校的学历太低,工作很难找。小亮作为一个身强体壮的劳力,绝没有道理以没找好工作为理由再伸手向那个贫困的家要钱。于是,很快小亮就在赤峰市成为一名建筑工地上的临时工。

我知道这个消息时,曾经很沮丧地对母亲抱怨:“供了这么多年,他还是去工地上搬砖了。那他和他那些没上过学的哥哥们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花钱虽然不是为了他报答,但这算个什么结局?!”

母亲想了一想,很平静地说:“不一样。学了知识,眼界就不一样,想法就多一些。有一天机会来了,就会脱颖而出。”

受助儿童何去何从

一天,电话铃声响起,母亲从厨房跑过去接。电话那头的小亮,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带着东北口音的普通话:

“……阿姨,我这儿有一个发财的机会……”

“小亮,这是典型的传销,不能沾!”母亲放下那个沉重的话筒,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

几周后,电话又响起来了。“阿姨,我想借点钱……”

终于,小亮彻底不来电话了。我们10年的联系就这样断了。

不知道这是不是故事的尾声,如果是,那这10年无疑是一幕悲剧。

我常常想,10年前的那个午后,如果我们一家没有给希望工程基金会寄去那一封信,小亮也许现在还骑着骏马驰骋在科尔沁大草原上。小亮真的需要走出草原吗?也许对于生长于大城市的人来说,科尔沁大草原就是闭塞、贫困的代名词,但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少年来说,陌生的城市一定比放牧的生活好吗?外面的世界固然充满机会,但是对于单纯质朴的小亮来说,草原教会他勘察丰美的水草,却没有教会他看透奸险的社会;草原教会他驯服倔强的蒙古骏马,却没有教会他应付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他还没有足够的经验来掌握自己的新生活时,生活却提供给他一个绝好的“机会”,将他送到了陷阱的边缘;而这个单纯的蒙古族少年,怀着对改变命运的急切渴望和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头也不回地跳了进去。

希望工程带给贫困儿童经济上的支持、生活上的保障和接近教育的可能性。但我们是否想过,在做了这一切之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他们在拥有最初步的知识后就继续留在家乡,得以生存下去?还是为他们走出家乡去外面的世界闯荡奠定基础?抑或是鼓励他们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彻底改变命运?

在我看来:第三种想法最不接近实际,但却是最适合我们目前的义务教育体制的。这些单纯的孩子,被教育体制保护起来,得以安全地生存下去。但针对前两种想法――大多数孩子都走了这两条路――我们是不是应该在我们的希望工程义务教育中多加入一些实用的因素。否则,我们的教育就是在善意地铺下一条路,让这些孩子离陷阱更近。

无疑,希望工程为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我依旧有一点担心。我们必须明白,让这些孩子接受教育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不知道这些孩子现在都在哪里,在经历怎样的生活,我也不知道他们今天的生活与希望工程的帮助有多大的关系。我只希望每一个希望工程的孩子都有一个更好的归宿与前途。

而对于小亮,我只能祝他好运。

(摘自《北大学子笔下的当代社会》,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6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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