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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是怎样写出来的

2009-10-01 17:05:00 来源:书摘 崔奇 我有话说

苏共领导1962年底利用欧洲五个党的代表大会的讲坛,指挥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围攻之后,当我们党的答辩文章刚刚发表第四篇时,于1963年2月21日给中共中央来了一封信,声称“公开的日益尖锐的论战,动摇着兄弟党的团结”,

“使人感到严重忧虑”;“激动的论战往往妨碍心平气和地和清醒地弄清产生的问题的实质”。来信表示:赫鲁晓夫在德党代表大会上就提出关于停止各国共产党间的论战、停止在自己的 党内批评其他党的建议,现在苏共中央“走出新的一步”,建议中苏举行高级会谈,并认为中苏会谈对于筹备各国马列主义政党的会议将起重要作用。

2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会研究了苏方2月21日来信。根据中央对来信的分析和我们应采取主动姿态的决策,8号楼写作班子起草了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复信开头表明:“我们欢迎来信中所表示的团结的愿望,欢迎来信所表示的兄弟党之间正常的平等的态度,欢迎你们肯定地赞成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后边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来主张,兄弟党之间在原则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应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同志式的讨论和相互批评,弄清是非,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也就是说,应当遵循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原则和方法,在国际共运内部,采取平等协商原则,通过双边的、多边的会谈,或者兄弟党会议的方法,来解决兄弟党之间的分歧。”“现在越来越多的兄弟党希望停止公开争论,这是好现象。我们热烈地盼望,在最短期间内,兄弟党之间的公开争论能够停下来。这件事需要中苏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讨论一下,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协议。”起草这封复信稿时还考虑到:苏共中央2月21日来信中说到当前国际共运中出现的分歧可用各党的活动条件不同来解释,我们对于这种观点应给予回答。为此,在复信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应当面对现实,目前国际共运中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是严重的。这些分歧产生的原因,除了来信所说可用各党活动条件不同来解释以外,我们认为,更主要的因素是,对马列主义的认识和态度,对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认识和态度问题。”复信的最后,对苏共中央2月21日来信中关于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建议,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指出我方曾经提出希望赫鲁晓夫同志在他访问柬埔寨时路过北京,举行两党会谈。如你们感到不方便,也可派其他负责同志率代表团到北京来,或者由我们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这封复信经中央审定于3月9日发出。在这前一天,3月8日,我们已按计划把“前七篇”发完。

3月30日,即我方3月9日信发出二十多天以后,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了一封洋洋两万余言的长信。这封长信,除了开头谈了一下有关中苏两党会谈和筹备召开兄弟党会议的事宜外,用了大部分篇幅阐述苏共对国际共运“总路线”的看法,论证他们关于时代、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及力量对比变化、关于帝国主义及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缩小、关于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生活之外的可能性、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则、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是革命化的因素、关于以和平方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关于加强兄弟党兄弟国家团结等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在叙述这些看法的字里行间,一方面对自己过去某些有明显漏洞的说法打了补丁(例如二十大报告讲“在现时代,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现在改口说“世界战争”可能避免),一方面则给对方安了许多钉子,影射攻击有人“人为地去推动革命”,号召劳动人民高举红旗“为了英雄地死去”;“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煽起民族主义情绪和偏见”,“导致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声称“如果不同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始终不渝的斗争,它们也可能成为某些党在这一或那一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危险”,苏共“今后仍将进行坚决的斗争,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其危险目前并不小于修正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

苏共中央在长信中叙述他们对国际共运总路线的看法时,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希望,这样叙述我们的观点,将有助于画出在双边会谈时需要交换意见的问题的范围,有助于克服现有的分歧,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再一次强调我们有决心坚定地和一贯地保卫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纲领和它的反映在宣言和声明中的共同路线。”苏共认为:“彻底地和坚定地贯彻这条路线是自己的义务。我们深信,没有任何理由来修改这条路线。”这封信中,虽然通篇没有出现“苏共二十大”的字样,但它所叙述的种种观点实际上就是二十大的路线和观点及其引申。他们把自己的“这条路线”同体现在宣言和声明中的国际共运的“共同路线”混为一谈,并表示决心保卫他们的“这条路线”用以“克服现有的分歧”。这就把苏共中央写这封长信的用心所在和盘托出,即坚持要把二十大路线强加于国际共运,把他们提出的对国际共运总路线的一系列观点作为举行中苏会谈和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的基础和他们所谓克服分歧、加强团结的前提。

4月初,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了苏共中央3月30日的来信,他认为从这封长信来看,赫鲁晓夫集团不准备修改他们的路线,而且企图把这条路线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这根本不行。我们需要提出一个对案,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当代国际共运的实际情况,系统地阐述我们对一系列问题的观点,提出什么是国际共运应当采取的总路线。毛泽东意见,要采取答复他们来信的形式,采取正面提出自己意见的形式,而不是采取同苏共中央来信进行争论的形式来写这篇稿子。他还说过,要张燮林式的,不要庄则栋式的,也是这个意思。毛泽东要求集中力量马上动手起草,此事由邓小平负责准备,搞好再提到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邓小平随即赶到8号楼主持起草小组会议,讨论如何落实毛主席的指示。他要吴冷西根据讨论的意见,先提出一个初步提纲,然后再由大家修改、补充。会后,8号楼写作班子为起草这篇重要文稿进行了紧张的工作,拟出了一个草稿。

4月4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苏共中央3月30日给中共中央的那封长信。毛主席随即离京去杭州等地,在杭州他要陈伯达也起草一个稿子,阐述我们党对国际共运路线的基本观点。4月27日,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把北京起草的稿子做了一次讨论修改。到4月底,北京和杭州两方面的初稿都印出来了。毛主席打电话要小平同志主持讨论陈伯达的稿子,小平同志把这篇稿子交给8号楼的写作班子,要大家先准备意见。为此,吴冷西、乔冠华、姚溱、熊复、范若愚、王力,加上助理工作人员,一连开了两三天会。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对陈伯达稿中好的加以肯定,对不足之处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吴冷西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了一下,整理了一份材料。

4月底,接到毛主席秘书通知,中央要在杭州开会,要钓鱼台写作班子也去几个人。5月2日,吴冷西,姚溱、范若愚及李鑫(康生秘书)、崔奇,随小平同志和彭真、陆定一、康生离京飞杭。我们都住在西湖边的西泠饭店。当天晚上,康生、吴冷西去毛主席的住地参加中央会议。毛主席问到两个稿子的情况,小平同志报告说两稿均不成熟,还要进一步作相当大的修改。5月3日、4日和5日连续三天,每天上午由小平同志主持在西泠饭店八楼西头会议室开会,讨论两个稿子。参加会的有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和参加起草的吴冷西、姚溱、范若愚、王力及李鑫、崔奇。毛主席秘书林克参加了三天的会,把会上对两稿的意见记录下来向毛主席汇报。

会议开始时有些冷场,吴冷西讲了一下北京讨论的主要意见,认为陈伯达的稿子理论联系实际不够,只从理论原则上对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民族解放运动、党的建设、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等问题做了一般的论述,针对苏共观点较差,读起来有些讲课的感觉。陈伯达对他的写法做了一些解释和辩护,引起一些争论。会上对北京起草的稿子也提了不少意见,主要认为对现实的分歧讲得比较多,理论上的阐述较差。陆定一对北京的稿子和陈伯达的稿子都提了一些意见。邓小平、彭真对北京的稿子也提了意见,对陈伯达的稿子没有多讲,只说针对性加强些,文章才更有力量。康生对陈稿有不少意见,但他在会上没发表意见,让吴冷西代表钓鱼台写作班子提意见。会后,李鑫和我到吴冷西房间向他说,我们感觉今天会议的气氛有点紧张,是否北京提的意见太尖锐了,明天怎么办?吴冷西说,我们的意见还没有讲完呢,明天继续提。第二天和第三天会上,继续讨论两个稿子,吴冷西对陈伯达的稿子按照在北京准备的意见要点,基本上都提了出来,陈伯达就表现得很不耐烦了,讨论快结束时他向小平同志表示:“这个稿子如何进一步修改,我是不是不参加了?”小平同志没有同意他的这种要求。散会后大家走出会场时,陈伯达向吴冷西阴阳怪气地说“你年轻,你能干,我老了,我不行了”,公开表露他好不高兴的情绪。5月5日,吴冷西到毛主席那边开会回来传达说,毛主席指示,我们这次复信,是针对苏共来信中讲的总路线,提出我们党对国际共运总路线的看法,作为向苏共和各兄弟党的建议。因此,复信中对总路线的阐述,既要有理论的概括,又要结合实际,有很强的针对性,回答苏共来信中和它过去在争论中提出的一系列错误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毛主席要陈伯达考虑大家的意见,在杭州改出一个稿子,然后回北京同钓鱼台秀才们一起继续修改。

当时陈伯达把范若愚、王力留在杭州帮助他改稿,吴冷西、姚溱等返京。5月中旬,陈伯达带着他的修改稿也回到北京。从5月17日起,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在8号楼楼下大会议厅开会,把两个稿子合在一起讨论修改,5月下旬送毛主席和常委审阅。毛泽东接到这个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后,仍然不急于定稿,他提出还要征求在京的外国党同志和一些外国专家的意见。当时被邀请提意见的外国同志中有缅甸党、马来西亚党、泰国党等东南亚一些兄弟党的负责人,还有在中联部等单位工作的外国专家、顾问艾德勒、柯弗兰、爱泼斯坦等。邓小平指示吴冷西和起草小组把这些外国同志的意见综合整理出来,能修改的即时修改,有待斟酌的开列清单分头认真研究。在这之前,毛泽东在杭州曾同新西兰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作过一次谈话,征求他对复信稿的意见。5月底6月初,金日成率朝鲜党代表团、黎笋率越南党代表团来到北京和武汉,毛泽东和中央常委同志同他们举行了会谈,请他们对复信稿提出意见,帮助修改。吴冷西和起草小组去武汉参加了会谈,把朝鲜党和越南党所提意见都记录下来。6月7日,邓小平返京第二天即主持起草小组会议,从头逐段修改在武汉改过的稿子。修改一段,重印一段,陆续送毛泽东和政治局。6月10日,毛泽东返京后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继续修改这个复信稿。6月12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复信。

这个稿子原来题目是《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答复》,在最后定稿时毛泽东提出,题目要改一下,要使人感到这不是一般的复信。他把正题改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副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日期定为1963年6月14日。6月15日,我方把这封复信交给了苏方。6月17日,由《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如前文所述,根据中央的部署,《人民日报》已于4月4日全文发表了苏共中央3月30日给中共中央的来信。)

关于这封复信稿的总体结构,陈伯达的初稿采取了排列为若干条的论纲格式,他在杭州起草的稿子写了二十一条,回到北京在小平同志主持下继续修改,最后经毛泽东审改,发展为二十五条。这是因为想到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是以二十五条组成的。陈伯达对他这个设计被采纳颇为得意。事后他对我说,用排列若干条的格式写论纲性的文章或文件,是有来历的,不仅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采用这种格式,早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初,马丁・路德在维登堡大教堂大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痛斥教皇出卖赎罪券搜括民脂民膏,写了95条,由于那个教堂的名字和那张“大字报”的标题不容易记忆,人们就称之为《九十五条论纲》。恩格斯对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评价很高,说它像一个火花落到火药桶上。恩格斯写《共产主义宣言》采取排列二十五条的格式很可能受了《九十五条论纲》的影响。为此,1963年6月14 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这封复信,我们也简称为“二十五条”。复信二十五条是经过多次调整、补充才定下来的。陈伯达的初稿是把世界矛盾问题放在前边的,最后的稿子则开宗明义地论述我党对总路线的基本观点,并分成三条(即三层意思)放在前边,第四条再提出世界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又分为两条,一条正面阐述我们的看法,一条批评在这个问题上的几种错误观点。第六条分析二战后形势变化的主要标志,讲社会主义阵营问题,这一条写得较长,约两千字。二十五条有长有短,不需整齐划一。关于公开论战问题,原属于复信结尾部分,后来把这个问题作为最后一条。结尾主要讲两党会谈和准备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问题。中间的十几条分别讲在当前国际共运中存在分歧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有一些重要分歧问题在二十五条中没有写进去,结尾部分加了几句话:此外,还有些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也希望在会谈时坦率地交换意见。毛泽东和中央要求这封复信既要有理论分析,又要有很强的针对性,既要采取正面阐述我党观点的形式,又要对国际共运中存在的分歧给予回答,初稿在这两方面都做得不够,因此在历时两月余的反复讨论修改过程中,着重在加强理论性和针对性方面下了不少工夫。

这个二十五条建议,是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当时在为反对和抵制苏共领导在国际共运中推行其二十大的理论路线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而进行的曲折复杂斗争中投下的非常重要的一着棋。

(摘自《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4月版,定价:3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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