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家”反映着大革命失败后我们的党对敌斗争的真实故事。它反映着共产主义者不分男女均能机智勇敢地应付敌人。这是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典型之一。
――徐特立
一
几个朋友，安闲地在室内谈笑，突然窗口会飞来一阵枪弹，人们在血泊中呻吟着倒下了。而第二天，反革命的报纸上却会出现这样的消息：“共产党于某地密谋起事，为自卫团获悉，当场击毙多人。”
一个年轻姑娘，仅仅因为扎着一条红头绳，会被当作“共产党的密探”，而被真正的密探架走。没有多久，人们就在河边发现她的尸体。
元宵节，一个住户门前挂着红灯，据说那是“起事的信号”。警察闯进来，主人被捉走了。以后，每年这一天，也就成为这一家祭奠死者的日子。
反革命匪徒造下无穷无尽的罪恶：灾祸，死亡，可以随时随地闯进每个普通人家，到处流着善良人们的鲜血……
党的活动完全转入地下了。我来不久，党组织决定让张浩、龙大道和梅生（作者的先生――编者注）几人，在汉阳成立县委机关。
我们在龟山脚下安了家。县委机关就设在这里。因为我们孩子多，地方又偏僻，出出进进，不会引人注意。
我是主妇，担任掩护同志的工作。从此，生活，战斗，我和梅生都在一起了。
光看外表，这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大家庭。而我做主妇的，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保护“家庭”的安全。同志们睡了，替他们望风。深夜里听见可疑的脚步声，马上爬起来，先检查收藏密件的地方，再到屋前屋后转上几遭。哪个同志出外，我要等门，不回来，就坐到天亮。就是洗衣、做饭，也觉得有了新意义、新内容：“这是革命工作！”
孩子们都没有入学。立安在家里，像影子一样，处处跟着我。屋里开会，我站在门口，他就跑过来悄声说：
“妈妈，你走吧，让我看着。”
“看什么?”
“看有没有人来。”
去收藏文件，他又不声不响地站在一边，给我“放哨”。外边有人叫嚷，他三脚两步跳出去“打探”，不一会儿回来说：“没事，卖菜的短了秤，跟人吵架呢。”做完一件这样的事，他就眉飞色舞，絮絮不休。
“你这样毛手毛脚，会把事情搞坏的！”我抱怨说。
“妈妈，怎么爸爸不给我任务呢?”他委屈地说，“再不给我，我可要跑了。”
“又去当工人?”
“不，我得去革命！”
“任务”真的来了。一天，梅生把他叫到跟前，问道：
“这里有两封要紧的信，派你去送，办得到吗?”
“办得到!”孩子又惊又喜，“一定办得到!”
“这可不是打弹子。路上不要贪玩，不要多事，天黑以前赶回来。你知道去鹦鹉洲的路吗?”
“我知道。”儿子点点头。
爸爸告诉了地点和接头人的名字，才把包糖纸大小的信件拿了出来：
“遇见盘查，要把它毁掉，不能落在外人手里。你打算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帽沿里行吗?”孩子说，“赵大叔就是放在帽沿里。”
他说的赵大叔，是常来送信的交通员，昨天被敌人抓走了。
“不行，”爸爸说，“放在这块糖里，遇见敌人，就吃掉！”
收拾停当，儿子大踏步走了。
孩子一出门，我就有些后悔。外边这么紧张，不该让个孩子闯来闯去。出了危险，可怎么办?梅生却说：
“现在大人的行动，更引人注意，况且一时也找不到交通员。信还能不送?”
话是这样说。可是，到吃晚饭的时候，还不见立安回家，他也沉不住气了。
“我出去看看！”我说。 ．
“等一等，”他一边听着门外的声音，一边制止我。“是谁跑得这么急?”
脚步越来越近：咚，咚。
“可回来了！”我一下子就听出是立安的声音。
“送到了！”他进屋就说，累得直喘。
爸爸皱起眉头。
“说说吧，怎么才回来！”
“又杀人了!路上不许通行。我是绕路回来的。晚了吗?”他一边抹汗一边说。
“晚了，”爸爸脸色和缓下来，给他倒了一碗开水。
显然，第一次出去，就没有按时回来，很叫孩子惋惜。他不像往常那样多话了。
晚上，他坐在灶下帮我烧水，还是默默不语，一肚子心事。
“回来晚了，并不怨你。”我鼓励他。
“妈妈呵，真太惨了！”孩子有自己的心事，“他们杀的是什么人?一个妇女，还怀着孩子。妈妈砍死了，婴儿还在肚子里颤动。过路的人见着也哭了。”
我也黯然了。
“他们作孽的日子长不了，总有报仇的一天。”我对孩子说。
由于小孩子不大引人注意，立安成了“正式的”交通员了。每天，他把党报和文件送到指定的地点。我把“大江报”折成很小的长条，围在孩子的棉裤腰上，用绳子捆结实，外面着棉袄盖好，一次可以捆八张，分送到八个地方。
冬天，寒风刺骨，大雪没过脚踝，孩子在冷风中，来回几次渡过汉水，到江那边的鹦鹉洲，把报纸和文件送到工人住宅区。一天得跑十几里路。孩子对鹦鹉洲一带非常熟悉，每所房子几乎都进去过，跟每个工人都打过交道，成了那里最受欢迎的客人。每次回来，都带回一点好吃的东西，糖果啦，麻花啦，……那是工人送他的。他舍不得吃，又带回来给弟弟妹妹。只有一件礼物，他自己留下了，那是王叔叔送的一对小斑鸠，褐嘴巴，黄眼睛。他编了一个竹笼，把它挂在屋檐下。
可是，下回再去，王叔叔已经不在了。推开虚掩的房门，就听见有人吆喝：
“站住，干什么的！”
墙角冲出一个人，用枪比着他。孩子愣住了。不过他马上镇静下来。
“把豆腐钱给我吧！”
“混蛋！谁欠你豆腐钱！”匪徒打来一个嘴巴。
孩子哭着嚷开了：
“你不讲理!我爹病了，叫我来收十八号的豆腐钱，呜呜，你不给，还打人！……”
“妈的!你瞎眼了，这是十七号！再不滚蛋，老子崩了你！”
孩子趁势退了出来。
他怕再遇见敌人，忙跑到僻静的岸边烧了文件。随后，悄悄回到十七号门前，在墙壁上划了个警号。
“做得好!遇见敌人就得随机应变!”爸爸听完儿子的叙述称赞道，“万一落在敌人手里，打死也莫说实话！交通员都是这样的！”
孩子得到鼓励，高兴得满脸放光。可是一抬头，正看到那对斑鸠，他叹了口气，打开笼子，把它放了。他想起了王叔叔。
二
我们机关门前正对着黄鹤楼，后门通着龟山；山上草木萋萋，在乱草丛中，可以寻到蛇蝎盘据的古老炮台的遗迹。秋天，还偶而有些乞丐去捉蝈蝈，平常就连顽皮孩子，也不愿去玩耍。我们的同志来来去去，总是走山路。在屋里开会，听见警号，大家溜出后门，就上了山。
一进冬天，市面上更紧张了。匪军拉夫抽丁，见人就抓；码头工人，人力车夫，躲都无处躲；四五天内，拉走五千多人。于是县委组织码头工人，搞了一次小小的“暴动”。
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到了了短兵相接的程度。头一天，敌人在纱厂门前杀死了三个十多岁的小姑娘；第二天，告密的工贼就被赤卫队员打死在广场上。戒严布告的旁边，贴着号召暴动的传单。敌人把净街的时间提前一个半小时，天还不黑，就断绝交通；然而半夜里，却有人从暗处冲出来，用麻袋套上巡逻兵的头，夺走了枪枝。
这个城市，就是一座火山。在苛捐杂税的重压下，店家纷纷关门，工厂倒闭，工人店员不拿钱也无活干；连“公务人员”也只领到一小份可怜的“米贴”。罢工、请愿接连发生。农村的武装斗争搞得更是轰轰烈烈。但是总的来说，当时革命是处在不利的形势下，整个党的组织需要的是正确的退却，而不是继续进攻。党的领导机构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局势，反对退却，要求进攻，因此陷入“左”倾盲动主义。在这种错误的影响之下，省委下来指示：举行年关暴动。汉阳县委的工作更紧张起来了。
大雪天。我正在屋里衲鞋底，张浩同志闪进来了。他从来都是从后门进来的。他的突然出现，吓了我一跳。
“你好!”他一边扑打身上的雪，一边问候。
“你怎么走前门了?”我责备地说。
“天下雪了。把我的脚印留在山上，谁给我扫掉呢?你这个细心的主妇，怎么忽然粗心了。”他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张浩同志一向是这样细心，似乎跟他高大魁梧的身躯不大调和，但他做事确实又很果敢。听说三年前上海五卅惨案那天，他领导工人游行示威，被巡捕一刺刀砍破了头壳。当时血如泉涌，他还冲上讲台。讲了几句，就昏了过去。工人们抬着他，一天换了好几个医院，怕叫敌人逮着。以后留下头痛的根子。这真是个“智勇双全”的人物。他四下里看了看，说；
“梅生不在家吗?”
“刚从码头上回来，大概在屋里睡了。”
“我大概没睡，”梅生笑着，掀开门帘钻了出来。一边问：“有什么消息?” ．
“外边有谣言说共产党要调五十万农民军团攻武汉，贺龙拿来盒子炮三千只，机枪四十架，叫工人暴动……”
“我们还没动手，敌人就吓慌了!”梅生说。
“这就是问题!”张浩同志说，“看来敌人有准备，这对暴动很不利。……但是上级已经做出决议，只有坚决执行!不然，我们自己就先乱了步伐。可惜贺龙运来三千盒子炮不是真的！”
开会的人陆续到齐了。张浩同志说，今天的会很重要，要我注意戒备。同时，他也告诉到会的人，不要抽烟，不要在屋子里留下任何痕迹。
外面雪下得正猛。立安拿着扫帚，不住气地扫着，扫过一层，又落一层，门前没有留下一个脚印。可是，他巳经变成个白人儿了。
“你去歇歇吧!我来扫。”我说。
“没人走路，用不着扫了。”立安头上直冒热气，额角也流汗了。随又悄悄说：“妈妈，你留心后门吧，这里交给我!”
可是，我一转身，他就高声叫起来：
“妈妈，把铁锨拿来!”
这是警号!屋子里即刻鸦雀无声。但我仍然把铁锨往墙上通了几下，叫里边注意；然后才往外走。我一眼看见甲长往这边来了。
“徐甲长，什么事呵?大雪天也不得休息。快到屋里坐!”我一边铲雪，一边打着招呼。
“不麻烦你!”他在门口站下了，“上边下来命令，叫每户准备一口大缸，两盏油灯。说共产党要大暴动!”
“要大缸做什么呢?”我恨不得他快走，可是还搭讪着。
“装水吧?装米吧?管它呢!公事公办，你预备下就是了!反正家里也得用。”
甲长走了，沿门挨户，传达同样的通知。
这个会从下午一直开到次日天亮，我和立安在前门后门紧守了一夜。孩子又累又困，不住地用雪团擦脸。可是，到大家一个个散去的时候，他又精神焕发了。忙领着几个小的去铲雪，堆雪人。好像干完一场紧张劳累的工作，现在正需要做些轻松的游戏代替休息。
暴动计划定好了：夺取电灯公司、电报局，割断电线，控制交通要道，同时攻打军警机关。但当前最重要的是搞武器，这是一切计划的关键，没有武器，便全完了。
事前，梅生已经和兵工厂工人接过头，讲好起事前，从厂里运出二十条步枪，两挺机枪。偷运武器的任务，交给了赤卫队员杨兴发。为了有个照应，临时又派老黄协助他。
临走，梅生拿出兵工厂的两个工人符号。
“你们戴上，从工厂后门进去，那里的警卫有自己人。枪放在废铁堆里，用席子卷着。到时候，有人帮你们抬。万一遇见别人，就说是废铁。工人偷点废铁，算不了什么。你们想想，还有什么问题?”
“一定完成任务!”杨兴发快人快语。
“那么，祝你们顺利!”
……开头还算顺利。他们把武器运上小船，向鹦鹉洲划去。谁知刚靠近码头，却被敌人发现了。两个巡逻兵跑上船来搜查，再也遮掩不住了。杨兴发举起船桨打倒了巡逻兵，自己跳到江里。但武器被敌船拖走了，老黄也在船上。
江岸上，枪声响了。
杨兴发一个人逃了出来，当他来到机关的时候，浑身上下都结了冰，嘴唇冻得发青。
“老黄呢?”张浩同志急切地问。
杨兴发冻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不住地摇头。
我连忙找出一身旧衣服，给他换上，又熬了一大碗姜汤灌进去，半晌他才缓过气。 。
“我没有完成任务。”报告了经过，他沉痛地说。“老黄叫敌人抓走了，我跳到江里才逃回来。”
他自幼生在江边，水性好，能在水上走路，还可以连续在深水里停留很长时间。
“我对不起党!”这个粗大的汉子难过得流出了眼泪。
“这哪能怪你，”张浩同志安慰他说，“要怨也只怨我们对形势估计不足。可是抱怨对一个革命者毫无用处，我们还得再干下去。”
根据情况估计，老黄装成“船老大”，贩运私货，不会有生命危险，组织上可以花钱救他。只是，到哪里再弄武器呢?
“我们自己造炸弹，坚决干到底!”张浩同志斩钉截铁地说。
可是这也失败了。一天深夜，张浩夫妻空手从后山上逃到我们这里。他们在家赶制炸弹，不料雷管爆炸了，惊动了街上的巡逻兵。夫妻俩在敌人包围上来以前，从后门跑了。他们出世不久的小女儿，留在床上，也没来得及抱走。张浩同志的爱人涂俊明同志手被炸伤了，跑到机关，还在不住地流血。我给她裹了伤，腾开床铺，让他们歇息。但是张浩同志硬不肯睡。他在思索暴动问题。
我们就这样坐了一夜。
三
腊月初，党中央决定取消两湖地区的年关暴动计划，并且派人到武汉传达了这个决定。但是好多地方的准备工作已经受到挫折，好多重要机关被敌人破坏。敌人疯狂地捕人杀人。马路上，巡兵和包探比市民还多。除夕夜晚，听不见一声爆竹，看不见一盏红灯。街头巷尾，骑警的马蹄得得，一片粗野的吆喝。
夜已深了。张浩、龙大道和梅生对当前的情况交换了意见，决定由梅生向省委写紧急报告。他俩默默守着炭火，也不肯去睡。
龙大道似乎有些焦急，几次起来，想撩开窗帘，看看雪住了没有，可是马上意识到这是夜间，又走开去。这个黑窗帘是我特意缝的，免得深夜漏出去灯光，引起巡逻兵的注意。
“找到没有?”我小声问张浩同志。
“没有!”他知道是问他们的小女儿，“孩子已经不在了!”
从那夜逃出来以后，他们找到一个新的住处，再没敢回原先住的屋子。他说，有个同志化装成黄包车夫，去门前查看过，屋里住了警察。
我叹了口气。
“革命总免不了牺牲，”他好像是宽慰我，“每人都可能遭到不幸，也有悲哀。但是，这没有什么。一个革命者，总要看到将来。这是最重要的。有一个最伟大的人说过：‘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将来哭鼻子的，决不是我们!”
这话说得真好！悲哀不是结局，因为我们有伟大的将来。
“你去睡吧!今天我自己站岗!”他说。
“我养成习惯了，有人在家，就睡不着。”我说。但我怕打搅他们，同时想到夜也深了，应该熬些粥给他们吃。便到厨房去了。
大概是过于疲劳吧，梅生脸色难看得很。不住叫我换冷手巾，给他捆在头上。捆好又写。看得出，他是在勉强支持着。劝他歇一歇，只是不应。报告写到最后一页，他晕倒了。
我们赶忙抬他上床，帮他活动手脚。梅生半晌才缓过气来，可是依然双目紧闭，脸色涨红，呼吸急促，神智昏迷。我完全慌乱了。
“不要着急，快送医院。”张浩同志沉着地说。
龙大道喊醒立安，去外边找担架。可是孩子一出巷口，遇见巡逻兵，只得退了回来。五点多钟，还没有解除宵禁。
我们守在旁边，等待街上放行。
担架来了。
几个人把梅生抬到担架上，上面盖好了被子。
“你和大道送梅生去医院，家里的事交给我。你放心好了。”张浩同志说。
我拿不出一点主意，不是他在一旁指点，我真不知道该做什么好。
雪不下了，却起了大风，吹得电线呜呜叫，积雪满天飞。张浩同志叫我围上头巾。我跟着担架，深一脚，浅一脚，穿过旷地，又过摆渡，不知经过哪些地方，也不知道走了多远。
正午，赶到汉口协和医院。经过急救，梅生仍旧不省人事。
护士让我们离开病房，她说，病人患的可能是脑冲血，需要绝对安静。
我周身几乎麻痹了，弄不清护士的话是什么意思，只是“呵呵”应着，却又在病床边坐了下来，龙大道同志把我搀出病房。
“梅嫂子，你镇静一下，不要着急。”
我望望他，还是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我们坐在走廊上，这里静得吓人。雪白的墙壁，雪白的门窗，什么都是白的，好像没有任何实物。我觉得恐怖。
“妈妈!”
这是立安叫我吗?他背了小妹妹双林来了。一手还提着汽油炉子和小锅；可是为什么要这些东西?
“给爸爸煮粥吃。”立安说。
门开了，护士递来一张纸条，冷冰冰地说：
“办理后事吧!”
现在回想起这句话，我还禁不住浑身战栗。这怎么可能！仅仅昨天夜间，他还坐在炉边，和同志们讨论工作，起草报告。他怎么能丢下我们，忽然死去！
蒙着白罩子的担架，从太平间里抬出来了。我扑上去，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
我不记得怎样回到家，怎样将死者入殓；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棺木已经停在屋子中央，梅生安安静静地躺在里面，好像是睡着了。张浩同志喊我最后来和遗体告别。
“梅嫂子，再看看梅生吧!”他说。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自己的生活中，发生了多么可怕、多么残酷的事!我战栗了。我怎么能离开他，孩子又怎么能离开他!我把着棺盖，头磕得流血，嗓子也哭哑了。张浩同志强着把我拖开。
梅生就葬在龟山脚下。好多日子，我都不能习惯这种生活环境。处处是梅生留下的痕迹：床头还没看完的书本，墙上挂的出门穿的衣服，桌上零乱的诗稿，都还在那里。就像他并不会离开我们。在吃钣的时候，不知不觉也总是多摆一副碗筷。而当想起我们的亲人已长眠在地下的时候，就不禁放声痛哭。
“你要坚强些，梅嫂子，”张浩同志常常来劝勉我，“梅生死了，光悲痛也无用！党会照料你们的生活。他的家庭，也是我们的家庭!”
我永远忘不了党对这个孤苦家庭的关怀。对于一个普通妇女，丈夫死了，她和她的孩子也就跟着毁灭了。可是在我遭到不幸的时候，党第一个向我伸出扶助的手。……
梅生死后不久，一个远房亲戚，按辈分说，该叫他姑夫，大概是出于怜悯吧，写信叫我回湖南。他说：“你还年轻，又拖着一群孩子，流落异乡，何以为生?不如返回本土，免致冻馁。”我很感谢他的好心，但我拒绝了。梅生生前已经给我指出一条路，这就是跟着党走。我不能在他死后，背弃他的信仰！战士倒下了，未死的应该接过旗帜，再向前进！
我找到张浩同志提出要求。
“给我工作!”
他亲切地抓住我的手，笑了。
“我知道你会这样的!陶承同志!”
他还是第一次喊我同志，这使我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党需要你这样的人，你还继续住机关吧！”他说。随后，拿出二百块钱，放在我手里：“你先好好安排一下生活，该做什么，会随时通知你。”
我把钱放回桌上。
“钱我不需要，困难可以克服。党不必特别照顾我。请你们不要只把我看作是朋友的妻子，应该把我当作自己的同志！”
（摘自《我的一家》，工人出版社1958年10月版，定价：0.2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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