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憎恨那些把水不当回事的人，他们让我愤怒，让我浮想翩翩。
在南方不舍昼夜的大江大水面前，我总有一种焦渴的感觉，嘴唇发抖，仿佛瞬间要从人间蒸发。我想起我的先人――那个叫夸父的长腿越野者，他从中国的内地出发，跨越了整个西部大陆，最后死在途中。《山海经・海外北经》和《大荒北经》记载，夸父是
夸父倒在太阳落山的地方，于是他的后人就被天惩罚，活在饥渴中。
我并非在编造一个宿命论的神话而忘记了生态学意义上的水土流失对那片黄土高原施加的作用力，我只是经常听西北人说“皇天后土”，而夸父，正是“后土”的孙子。
1997年前后，是我人生经历中最干渴的一段时期，那两年，天不落雨，春风、谷雨全消失了，日复一日蒸腾，日复一日消失，南坡的松树，那苍翠的精魂都萎了枝叶，把针的锋芒掩藏起来，日日支使着老脸。土地开始龟裂，那粗糙的皮肤，纵然是用最柔嫩的女人的手去抚摩，都能激起肉体深处神经最噬心的痛楚。老祖父抛弃了铧犁，把牛扔到山上，让它自生自灭，人都快熬干了，牲畜更没法活了，不几日，那雄伟的身躯就颓圮下去，老泪掉在地上，只溅起一缕浊尘，就烟消云散了。那些时日，被太阳折磨得没奈何的西京城里的人们，铁绿着眼睛，撬开南门那口封闭多年的古井找水源，城市的自来水系统瘫痪起来，不比纽约股市狂跌的红线让投资人崩溃差多少。
在我的故乡，我的沿着安河迁徙的亲人们遭罪了。地下水源不见了，井干了，有人疯狂挖到二十来米，抓起来，还是一把沙土。人们骚动了，村庄翻腾了，他们担桶拿盆，拖儿带女，踉踉跄跄奔到南坡下的沟里找水源。那是他们的福地，几百年来，有了祸事、匪事，他们总是依靠秦岭山化险为夷，那道大梁不但是中国的龙骨，也是他们的主心骨。那被干旱吓怕了的西北人，那些在土里刨钱的人们，现在把手又伸向土地的表层，进行一种近似仪式的祈求，这次，是为了救命。大山终于没有遗弃她的子民。在历史上，中国人每一次走不下去的时候，只要靠近土地，他们的心灵就是饱满的，他们就不管多难都还总能走下去。亲人们在南坡下的羊山古河道下挖出了一汪黄水汤。
每天打水是这样开始的。清晨五点来钟，村庄第一盏灯亮了，第一户人家担上桶出发了，那时天还麻麻亮，天空辽远，星辰永远静止又永远向前，那人响亮的咳嗽，脚下的黄尘吧嗒吧嗒空响。在他挑出第一担水的时候，另一户人家开始动身，如此重复，于是有的人家到了十点钟了，才挑来了水，烟囱开始冒烟。就那么一汪水，同时打的人多了，水源就消退了，半天上不来，人们自然遵守着规则，保证家家都有水。我的村庄立在两山间的河流冲刷形成的平地里，往往人转过了山脚，声音还扔在很远的背后。有时候，回来的人和去的人在山脚遇见了，都立下歇气，他们的秦腔口音拖着厚厚的喉音，绕过花椒树和宽大的梧桐叶，落到人家的院墙上，让听见的人感到自己体内那一口气也是如此厚实。
后来我上大学了，口袋里有了可以自己操纵的零花钱，我就对那些五颜六色包装里的叫“饮料”的水产生了兴趣，我永远不知道，为什么一杯饮料要一元，而一大桶纯净水却只要三元。我喝了所有我能够找到的饮料，对那些加在水里的各种古怪的物质着迷不已，它们刺激着我的味蕾，让我品尝了水的各种味道。但那一年，我并不快乐。我有一位同学来自甘肃，他和我是半个老乡，陕甘自古不分家。这位从中师考进大学的陇南小伙子告诉我，今年他们那里又是干旱，他的父亲种下了一百多斤种子，收了一百多斤瘪麦子。他还说，麦子还没有熟，就全掉在地里了，有人嫌割麦浪费劳动力，把地里的麦子全都点燃了。那天我很郁闷，抽了一支烟。
我大学时代的宿舍里有我的一位老乡，每次他刷牙的时候我都愤怒不已，他尽情开着水龙头，不让它有片刻停止，直到他完成那道工序。我南方的同学，尽管他们拥有那么多高山大川，也同我一样愤怒不已。他们懂得珍惜。
事后，我想，我的老乡，他可能是被干旱吓怕了，害怕失去水源。
古希腊有一位哲学家叫赫拉克利特，他称灵魂是干燥的，“干燥的灵魂是最智慧最优秀的。”我对此嗤之以鼻，这位苦行主义者，肯定没有见过干旱。但我接着看，他又说：“对于灵魂来说，变湿乃是快乐。”我兴奋起来，觉得这位哲人真是伟大，而我，在南方的湿润里，起了回家的念想，想回去看看那些“干燥的灵魂”。
就在那个夜晚，我的亲人们挑着灯走过秦岭的山道，他们脚步坚实，远处漫游的火光，正记录着灵魂的地址。
（摘自《散文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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