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金性尧，笔名文载道，别号星屋，1916年5月5日出生于浙江定海的一个殷实之家。
父亲一辈子读书、爱书、编书、写书，是个纯粹的读书人。性格率直，不谙世俗，并始终保持着传统文人的本色。尤其到了晚年，更是生活简朴，淡泊名利，只以文章为知己，视写作为生命，笔耕不辍，直到88岁出完最后一本文史
家世
曾祖父金祥绶是养子，20世纪10年代时，他先是在上海推销颜料，后来和人合开了一家名为“公和来”的颜料店，同时销售德国进口颜料。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颜料短缺，奇货可居而致富。富裕后的曾祖父先是在老家购地百余亩，又在老屋地基上造起了一座精美的金家大屋，由此名声大振，被列为民国时期定海工商户“八大家”之一。
金家大屋建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一座前后三进三道，朱漆卷棚廊子，雕梁镂窗，呈“回”字形的两层砖木结构大楼房。第一进屋为五开间正楼三厢房的走马楼，据老定海说，此屋的走马楼为定海建筑之首。可惜如此漂亮且具有建筑及文物保护价值的走马楼已于1998年初在旧城改造中被拆除，剩下的第二、三进房屋，2002年5月20日被列为舟山市“市级文物保护点”，却已破旧不堪，满目苍凉。
祖父金炳生也是养子，1933年，祖父为继承曾祖父的事业，率全家迁居上海。1936年左右，在今北京西路(时名爱文义路)1110弄开始建造14幢石库门房子，并以祖母名(甘葆壬)称之为“葆壬里”。1939年初，全家搬进了弄底的17号那幢房屋，这便是我们姐弟五人出生与成长的地方，也是父亲在此读书写作耕耘了一辈子的住所。“孤岛”时期，《文汇报・世纪风》编辑柯灵曾邀集在沪作家举行“星期聚餐会”，父亲在家中设宴招待过这些作家。其余的13幢房子则用于出租，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后，由国家房地部门统一出租管理。
祖父希望父亲早日到洋行做事。哪知父亲畏商如畏虎，一心只想读书作文，到上海后，即使遵父命去了洋行做事，也仅勉强做了几天便不告而别。几个回合斗争下来，祖父只得作罢。祖父也喜爱文学，在定海金家大屋中藏有许多书，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幼年的父亲。
父亲与祖母的感情尤其深切，这大半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扫地出门后，他们曾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蜗居在8平方米的斗室中相依为命、相互体恤的缘故。祖母90虚岁那年因股骨胫骨折后感染病逝，父亲悲痛欲绝。
因议论“蓝苹”得祸
上世纪60年代初，出版社实行的是每周四干部下厂劳动制，即编辑、校对要到印刷厂去包扎书本、整理铅条、搬送印件等，有时也参加厂里的“毛校”。
大约在1963年前后，父亲到苏州河畔的一家印刷厂劳动。中午在食堂门前等候时，父亲和另一位同事闲谈，谈到电影，又讲到旧日的蓝苹，父亲用极平淡的口吻说了这样一些话：“我在抗战前曾经见到她一次，当时各界正在开展营救七君子运动，在锦江饭店的楼厅里召开座谈会，她也参加，衣着倒很朴素，穿着一件蓝布旗袍，戴了一副白手套，不像电影明星的样子。”父亲确实是个简单的读书人，自以为这番话对皇天后土也可以说的。当时的他，根本不知道对旧日的蓝苹，是连半个字也不能说的，更不知道有的“同事”、“朋友”，在关键时刻是不会把你当同事、朋友的。
“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本已进了“牛棚”，再加上“同事”揭发交待议论蓝苹之事，境遇更是雪上加霜，造反派疑心父亲既然说起蓝苹，便必然说到“前夫”，说到“前夫”，就会想到“后夫”，于是就逼问父亲。即便没有说过，只要是脑子里思想活动过也是反革命行为。他们让父亲写情况说明，继而开始大字报围攻，还先后四次抄家，把父亲积攒半生的珍贵古籍、字画、文物等全部抄走。因为此事，父亲和另外五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小集团”，父亲也被造反派勒令到农村干校养猪，接受改造。
“服劳役”接受改造的地点是在奉贤海滨的干校饲养场，分配给父亲的具体任务是倒泔脚、拾菜皮、找木材(燃料)。父亲每天推着一辆特制的大型泔脚车，按户倒清每个宿舍前的残汤剩菜缸，还要去食堂装淘米水。水盛在很深的水泥柜子里，要俯身用铅桶接盛到泔脚车中。父亲每天凌晨五时起床，冒风霜空着肚子去食堂。因用手套干活不方便，只得赤手用铅桶装好淘米水后又飞奔至饲养场，烧热后供猪早餐。严冬腊月，每当父亲将车拉回饲养场时，双手早就冻得僵硬，他就赶快将手浸在热水盆里，以取些微暖意。不多久，自然手上长满红肿僵硬的冻疮。“文化大革命”那几年中，父亲的手已经红肿僵硬得不能握笔写作，当然形势也不允许他乱写乱动的。
视写作为生命
父亲一辈子爱书如命，唯一的嗜好是买书，最大的欲望是写书。尤其到晚年，写作的热情越来越强。
1978年底，父亲退休。此时“文革”刚结束，百废待兴，政治气氛也宽松了很多，父亲压抑多年的写作欲“蠢蠢欲动”。于是，父亲再次找回青年时代的作家身份，积数十年的编辑经验及古文功底，开始真正地做“学问”了。
最先问世的，是《唐诗三百首新注》一书，紧接着的是《宋诗三百首》、《明诗三百首》，为父亲奠定了在唐、宋、明诗研究方面的领先地位。
80岁以后，是父亲文史随笔创作的高峰期。数十年的编辑生涯，十余年对唐、宋、明诗的注释研究，使他感悟颇多。他要写作，要表达，正如早年的笔名“文载道”，他常说：“有感悟就要表达，表达的方式就是写文章，如果不让知识分子写文章，就好比不让人吃饭一样，我会感到很难受。”
父亲的写作，实在是克服了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种种困难而坚毅地进行着的。正因为这样，日积月累，从80到86岁这六年中，先后出版有《伸脚录》、《一盏录》、《不殇录》、《土中录》、《清代宫廷政变录》、《清代笔祸录》等十余本文史随笔集，最后一本《闭关录》，也于2004年由父亲原先工作数十年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父亲的文史随笔，往往由读书的感悟出发，论诗谈史，也有相当部分为“怀人之作”，有对亲人，如母亲、妻子、长女的悼念，也有对朋友同好，如阿英、陈望道、苏青、何家槐、金祖同等的追忆。
晚年的父亲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父亲亲手将自己发表的文章剪贴成册。有一次，我曾问过父亲，为什么您只收集自己写的文章，而不收集别人评论您的文章?父亲的回答是：“我只要我自己写的，别人评论我的，写得再怎么样我也无所谓的。”这就是晚年的父亲，既淡泊名利，却也恃才清傲。
最后一两年，父亲大部分时间是卧床休息。在他的枕头旁还是堆满了书，夜半睡不着时，还会不经意地摩挲这些书。
晚年的痛苦
父亲的晚年生活，大部分是在孤独和痛苦中度过的。88岁以前的岁月，虽说也是孤独，但毕竟还能写作，能写作就能消遣、发泄，因此，从精神层面上来说，父亲基本还是充实的。
平时双休日，全家有时也会团聚一起，那时的父亲虽然因耳聋话已很少，但他喜欢在一旁津津有味地观看，看子女们说话聊天，看孙辈打闹游戏，尤其喜欢让孙辈陪他下棋，从最初的常胜将军渐渐地耍些小花招，悔棋、赖棋等，从他的返老还童般的笑容中可以读出他的快乐、满足。而假期一过，他照例又进入繁忙的写作生活之中。
金性尧
父亲在88岁出完最后一本随笔集《闭关录》之后，便再也提不起精神写作了。这时的父亲，真的是进入心的孤独和痛苦了。
那时我每次回家探望父亲，看到他因白内障加深而日益浑浊且呆滞的眼睛，心中不免一阵阵发紧。每次的问答总是这样的：
“这两天好吗?”
“不好!”有时还说：“大不好!”
“啥地方不好呢?”
“心境不好!”
“啥事体心境不好呢?”
“讲不出，苦就苦在自己也讲不出啥地方不好。”
接着，只能是一阵沉默。 庄子曾说“寿则多辱”，父亲在晚年多次提到此话，并说：“巴金是英明，他早就说过，长寿不是一件好事，是一种痛苦。我现在就是觉得痛苦。”每逢这样的时刻，我除了老调重弹诸如“侬福气介好”之类的话，又能说些什么呢?
最后一二年，父亲的老年性抑郁症和焦虑症在加重，好几次对我说：“我不想活了，我想死，我想自杀，但又怕连累你们子女，怕人家以为是你们没服侍好我，但我活着真的很痛苦。”最后一年，有一次，有两位他平日最思念的朋友来看他，他病卧在床，正是焦虑症发作心烦意乱的时候，板着脸连连对他们说：“你们走吧，你们回去!”看他病成这样，两位朋友只得红着眼圈离开了我家。第二天，父亲精神略好些后，又赶紧打电话给他们道歉，非常后悔错过了这么好的见面机会。
2007年2月13日，父亲因“慢阻肺”加剧住进瑞金医院，他人生的最后五个月就是在这里度过的。这时的他思维有时清醒有时迷糊，每天问来查房的医生、护士及探望的子女的第一句话便是：“我啥时可以出院?我要回家。”得到的回答总是“还有三天”。他倒也从不怀疑这三天怎么永远都过不掉，只有一次他说：“怎么昨天说还有三天，今天哪能还有三天?”父亲恋家、恋书房，他晚年曾在《星屋小记》文中提到，“将军死在阵头上”，老书生只希望长眠于书房中。
最后几个月中，我是真正地感到了父亲的痛苦。父亲的思维常不由自主地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一次，我从单位过去看他，他一脸惊恐地问我：“你好吗?”我说：“蛮好。”他又问：“单位里好吗?”我说：“也蛮好。”他又说：“你要当心点，外面风声蛮紧的。”我说：“你不要瞎想了，外面一切都很太平。你只要多吃点下去，人就会好起来的。”他不做声了。我知道，父亲的思维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当中。这场运动给人的创伤太深了，以致父亲在走向天国的前夕，大脑中本能地再次重现他当年受迫害的情景。这是父亲在“文化大革命”结束30年后依旧消除不了的心底深处的痛苦。他痛，我更痛。
2007年7月15日，父亲终于舒缓地吐出了最后一口气――解脱了，既解除了疾病带给他的身体上的痛苦，也解除了“文化大革命”遗留给他的精神上的痛苦。
毛泽东曾经说过：“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那么，是否还有另外一种死，是介于泰山与鸿毛之间的呢?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如父亲母亲之类，在解脱了多年的疾病与精神痛苦之后，平平安安地走向了另一个世界呢?
（摘自《星屋杂记》，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定价：3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