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友》画报，一段并不美妙的经历
“紫兰花片”是周瘦鹃出任《良友》画报主编(第5~12期)前所编辑的一本月刊的名字，刊行于1922与1924年之间。《紫兰花片》，因为刊发的都是周瘦鹃的各类个人文章，极像今天的“博客书”，因此也被称为“周瘦鹃个人小杂志”。这本杂志停掉后，周
《紫罗兰》创刊号
周瘦鹃在《良友》画报的这段经历并不美妙，没到聘期就被“扫地出门”。这给周瘦鹃留了一个“名不副实”或者“徒有其名”的“尾巴”。回过头来反观一下《良友》最初的编务情况，应该说，其实周瘦鹃起到了一个过渡性主编的作用，他之于《良友》的工作只能说是不适合，而不是不胜任。
周瘦鹃当时已经声名鹊起，而伍联德（《良友》第一任总编）在聘请他的时候，不可能不知道周瘦鹃是《申报・自由谈》的主编；也不可能不清楚，周瘦鹃不仅是在为他做事，而且也在为大东书局做事，为诸多报刊写稿。周瘦鹃在《良友》画报第5期中，也有一段直截了当的“编辑漫谈”――“在下本来挑着几副担，已挑得曲背伛腰、筋疲力尽了，如今又平白地加上了一副，如何应付得来。但是伍君的一片厚意，又不可孤(辜)负，且把肩背上挺一挺，试试这副担的重量。一面请诸文友助我一臂，免得使在下压死在重担之下。”
而伍联德看中周瘦鹃的原因，应该不少于四个：拥有足够的名气、拥有完备的作者网络、拥有专业的编刊经验、拥有和整个社会阅读氛围相契合的创作和编辑能力。
要知道，20世纪20年代初的上海文坛，“鸳鸯蝴蝶”派进入了新一轮的“复兴”，尽管这种复兴与其在1912至1916年间独霸文坛的形势不可同日而语。但“鸳鸯蝴蝶”派在当时的上海出版业中，是最大的一股文化势力，他们的核心作家不仅占据了巨大的市场资源，而且是当时最大的内容提供群体。
但是不是请到“鸳鸯蝴蝶”派的主将担纲主编，就能够获得想要的市场效益和社会影响呢?恐怕未必。
周瘦鹃兼职的《良友》画报，会比他主编的《紫罗兰》更好?还是会比更多的“鸳鸯蝴蝶”派的报刊更有效益?这大约是伍联德矛盾的所在。他显然无意于复制“鸳鸯蝴蝶”派的成功。更何况，《良友》画报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被伍联德寄予了别开生面的期望!
周瘦鹃的离去应该是“良友”走向文化创造之路的一个必然，但也应该说明的是，周瘦鹃还是以多种方式“完成”了他作为一个过渡性主编的使命。确切地说，他将伍联德首创的一个杂乱无章的“小报集合”，变成了一本中矩中规的刊物，使《良友》画报拥有了一本刊物应该起码拥有的面貌。有关《良友》画报第1至4期的杂乱无章，马国亮在一篇叫做《〈良友画报〉第一期》的文字中有非常清楚的描述。
但周氏的“改变”相对于伍联德的期待并不具决定性。周瘦鹃未能提供给《良友》画报一股清新之气，而是在陈腐与新潮之间不断地徘徊，这样一种刊物的操作策略或态势，的确不是伍联德所想要的。而造成这种态势的原因却非常复杂，与周瘦鹃本人身上隐藏着的尴尬息息相关。
旧文人向新文化人转变中的尴尬
周瘦鹃的尴尬究竟在哪里?是什么构成了这些尴尬?
这与周瘦鹃本人的多种形态的“跨界”有关。
周瘦鹃在晚年有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叫做《姑苏书简》，其中有一篇《笔墨生涯五十年》，提到了他主持《申报・自由谈》时的“工作状态”：“1919年，我得意洋洋地走马上任，跨进汉口路申报馆的大门……我在那时的工作倒是轻松愉快的，每天编辑这一份《自由谈》只需要二小时的工夫，连小样大样都不要我看，自有他人代劳，真可算是个神仙编辑。这样一来，我就尽多余暇，可以兼任其他编撰工作。”
而这一时期，他从一个高产的“文字劳工”(自称)，变身为著作者与职业编辑的双重身份，这种跨界，使他从一个“旧式”文人逐步转化为一个“文化人”。
周瘦鹃在紫兰小筑
由之而来的复杂性也相应产生。作为“文字劳工”的他，要以文字换银子，以至于女儿在吃饭时夹起一块肉，他都会有吃掉我多少行字的感慨。与之相互关联的是，他也不得不执行报刊老板的意图。1924年9月15日的《晶报》第3版上，曾有“自由人”撰写题为《一半不自由的周瘦鹃》来挖苦他：拿文字卖钱的人，意思很自由，意思要怎样，笔就可以怎样，却是身体反不能自由。例如谈自由的周瘦鹃先生，他最不自由的时候，就是晚上谈自由的时候。 作家叶兆言在一篇论及周瘦鹃的文字中说得深入浅出：“早在鸳鸯蝴蝶派火爆的日子里，新文学阵营就对其进行过围剿，火气旺盛的鲁迅，以平和著称的周作人，还有茅盾，包括我祖父，都写过文章痛斥。文化围剿有时候还是必要，鸳鸯蝴蝶派似乎从来没有失去过群众基础，它依然能够流行，大量印刷，但是写这类小说的人，一个个都显得信心不足，自惭形秽。没有一个严肃作家希望自己的小说和鸳鸯蝴蝶派有瓜葛。连写这一类小说的人，也逮着机会就说自己其实不属于鸳鸯蝴蝶派。无论怎么辩解，鸳鸯蝴蝶派的小说都有它非常庸俗的一面，格调不高是致命的弱点。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家骨子里还是些旧文人，譬如包天笑，譬如周瘦鹃，这些人都曾经向新文学阵营靠拢过，只是身上的旧东西太多了，怎么也新不起来……在现代文学史上，新旧两派泾渭分明。新派想通过文学来革命，来改变人生，旧派却认为小说不过是给平民百姓看的，越是庸俗低级趣味，越会有人欢迎。新派将文学抬得太高，旧派则是降得太低。新派小说家像革命党，旧派小说家像失意文人。失意的旧文人写小说永远不会有责任感，因此他们也不太看重自己的那些小说……我顽固地认为，周瘦鹃移情花木丛中，和意识到鸳鸯蝴蝶这一派的小说没有太大的意思有关。周瘦鹃不继续写小说，应该说是一件好事。”
而在另一个向度，海外学者李欧梵则一直把王云五的《万有文库》和周瘦鹃编过的《良友》画报等量齐观，把它们都视为中国现代启蒙工程的一个部分。
周瘦鹃同意接手新派画报，和新派画报最终提前丢弃周瘦鹃都只能是个必然的结果。根本上说这是“脑子”的问题，而不是能力的问题。
移情花木,三段“舒服”时期
有关周瘦鹃在离开《良友》画报之后的个人命运，其实也如前面他所遭遇的尴尬一样，尽管他做出了拥抱新事物的努力，但骨头里的旧文人气质还是在最后“断送”了他。
反观周瘦鹃的一生，他人生当中有三个比较“舒服”的阶段。
一是1912年到1916年，他作为旧文人意气风发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他在包天笑的提掖下成为小说名家，是当时“青年小说家中最负时誉的一个人”，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娶妻生子，一扫早年生活的阴霾。
二是1935年他归隐苏州守护紫兰小筑时期。是年他以多年积蓄在苏州城东凤凰街王长河头买下一个面积约四亩半的宅园，此处是大书法家何子贞裔孙何维朴所购的宅园，原名“默园”。周瘦鹃买下后更名为“紫兰小筑”，园中散落着一丛丛的紫罗兰，许多建筑景观的题名也都与紫罗兰相关。“紫兰小筑”以早春赏梅、仲夏赏荷、金秋赏菊，闻名吴中。据说“建园之初，周瘦鹃便在苏州各园圃中多方搜求盆景，并且经常出外游山玩水，从岩壑、溪滩、田野、村落以及崇山峻岭之间，寻觅奇树怪石，带回来亲自培养加工，制作盆景。日积月累，多达六百余盆。由于主人胸有丘壑，腹有诗书，因此他制作的盆景更是不同凡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流派。
当时，上海承办了一个国际性的中西莳花会，周瘦鹃因同学蒋保厘为该会会员而被介绍参会。1939年、1940年间，他四次参加上海中西莳花会的展赛，三次压倒西人，获得荣誉奖状、全会总锦及英国彼得葛来爵士大银杯，一时名动业界。
三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园艺专家将旧情致发挥至极致，甚至企图与新社会新思潮融合的阶段。周瘦鹃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受到的礼遇确实有些匪夷所思，仅仅从领导人的“拜访”和召见中即可窥见一斑：1953年6月19日，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登门拜访，当周瘦鹃全盘否定自己过去的写作时，陈毅称：“这是时代的关系，并不是技术问题。”1959年4月，周瘦鹃出席全国政协第三届第一次会议期间，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1962年4月，周瘦鹃出席全国政协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在中南海单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就是这次接见，毛泽东给他点了一支中华烟，留下了“半截香烟”的后话)；1963年1月31日，周恩来和邓颖超专程莅临周家花园看望周瘦鹃；1964年1月10日，朱德访问周家花园，送了两盆兰花；在此前后，到过周瘦鹃家的还有董必武、陆定一等六位副总理，陈叔通、班禅副委员长以及刘伯承、叶剑英元帅等，其中叶帅三到“紫兰小筑”时，曾挥笔题词：“三到苏州三拜访，周园盆景更新妍。”
而周瘦鹃也在积极尝试融入到新社会中，他有一系列的举动。这些举动在今天判断很难说是出于一种生存智慧，还是他真的想彻头彻尾地进行自我改造，由衷赞美与感谢新社会。这里面有传闻也有事实：
传闻：1962年4月，他出席全国政协第三届第二次会议时，忽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约他于4月15日下午三时至新华门等候。他翌日按约定时间到新华门，有接待人员引至会客室，告诉他主席正在接见外宾，稍后即来，接见时间为十五分钟，请注意掌握。此时毛主席步入会客室，与他握手寒暄，并亲自为他点燃香烟。周瘦鹃先说了一些颂扬的话，毛主席即问他写作的情况。周说：“解放后搁笔不写了。”毛主席说：“可以写嘛!风花雪月的文章也可以写嘛!我看过你过去在上海写的东西，我愿意再看到你写的文章。”谈话间，周瘦鹃频频看表担心超过时间。毛主席说：“不妨，再谈下去!”于是他们又谈了约一刻钟，临行时毛主席对周瘦鹃说：“我等着看你的文章哟!”周瘦鹃感动地答道：“谢谢主席的鼓励，我一定写；写了一定送呈主席指教。”为纪念这次会见，周瘦鹃把毛主席请他吸的中华牌香烟留了半截，缚上红线，放在玻璃盒中珍藏，成为爱莲堂内最引人注目的陈列品。
事实：1956年10月5日，周作人以周遐寿的笔名在上海《文汇报》发表《鲁迅与清末文坛一文》，回忆当年他和鲁迅共读《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周瘦鹃译)时的欣喜情形以及他们一起拟定评语给予颁发“乙种”奖励的过程。周瘦鹃在几年内连写四篇文章――《永恒的知己之感》、《我翻译西方名家短篇小说的回忆》、《一瓣心香拜鲁迅》和《悼念鲁迅先生》作为“详解”。作家叶兆言分析认为：因为鲁迅已经逐渐被神化，让他骂过或表扬过，可以给当事者带来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这种机会必须抓住，因为谁都知道，写鸳鸯蝴蝶小说的人不入鲁迅的法眼。
遗憾的是，也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无论他怎样“改造”与“奋斗”，都改变不了他曾经作为旧作家与旧文人的身份，恰恰是这个身份，让他无论怎样期待“先进”，努力“前进”，最终都只有一个结局――落入尴尬和两难。而这种尴尬和两难最极端的写照，莫过于他被迫害至死，所有关于他的死的证实与传言也一样耐人寻味：
证实一：1968年8月21日，74岁的周瘦鹃在自家花园中投井自杀。
证实二：其女周蔷回忆，“文革”开始后，周瘦鹃花园中的盆景屡遭摧残，此时周又跌断了右手挠骨，但他在被批斗回来，还是要亲手灌浇。
传言一：1968年3月，张春桥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对苏州的造反派说，你们那三只“老蝴蝶”不可以再搞搞吗?特别是那个周瘦鹃玩盆景，腐蚀革命斗志嘛!什么爱莲堂，臭不可闻的地方。许多大人物感兴趣，我就不去。
传言二：作家叶兆言在“香港版”的《闲话周瘦鹃》一文结尾时说：临死前，周瘦鹃悄悄来到上海，请了几位老友，在馆子里吃了一顿，算是告别。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之际，周瘦鹃似乎很平静，老友们并不知道他去意已定，大家都是自身难保，有此聚会，唯有喝酒，尽兴地喝酒。酒喝完了，周瘦鹃的故事也就到了尽头。
传言三：1968年8月20日，苏州开明大戏院开批斗大会，周瘦鹃不过是主角之一，一排人弯腰站在台上，右手举着红宝书，恭迎红卫兵小将训诫。周旧有“卫生间作家”之谓，喜坐在马桶上写作，久而久之，造成了容易脱肛的毛病。这次弯腰站久了，毛病又犯了，不自觉地就用手中的红宝书在裤子外顶住已经脱出的肛门。这动作是什么性质，将带来怎样的肉体和灵魂拷问，不问可知。
传言四：据说，老人临终前曾双膝跪地双手高举，大声喊道：“毛主席啊，毛主席!”
（摘自《天下良友》，青岛出版社2009年5月版，定价：29.00元。小标题为本刊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