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
我读小学时，低年级开国语、算术、常识三门课，高年级取消了常识课，增加历史、地理、自然三门课，实际上是常识课的扩展。在所有这些课上学了些什么，我几乎忘光了，
常识课好像是根据内容由不同的老师教的，教生理卫生常识的是一个有了点年纪的女老师，样子和说话都比较粗俗，总在课上讲一些真正属于老百姓常识的东西。例如，有一回她告诉我们，预防感冒的最好方法是经常把脑袋浸在冷水里，这在当时的我听来完全是惊人之谈。不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这类东西，并且实际上和她的教学无关。在一堂课上，她把一张人体解剖图挂在黑板上，我不记得她讲解的内容了，但清楚地记得这张图给我带来的震惊。从这张图上我仿佛发现了人最后会死的原因，就在于身体里充满这些恶心难看的内脏。我对自己说：我身体里一定不是这种乱七八糟的样子，而是一片光明，所以我是不会死的。这说明那时我已经意识到自己也会死的，并为之痛苦，所以要寻找理由抵制。
令我难忘的另一堂课是一节历史课，一位男老师给我们讲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的生平。我听着听着，眼前出现了一幅生动的图景。不知为什么，在我的想像中，佛祖是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男孩，和我一样为死亡问题而苦恼。我看见他怀着这种苦恼离家出走，去寻找能让人摆脱死亡的极乐世界。我还看见他躺在草地上冥思苦想，终于大彻大悟，毅然抛弃尘世的一切欢乐。在这堂课之后，同样的情景在我脑中不断重演，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和释迦牟尼一样的男孩，我对他怀着无与伦比的同情和理解，深为不能与他同时代并相识而憾恨。每每在这样的遐想中，我发现自己已经热泪盈眶。
现在看来，对死亡的思考在我童年时已经植下了种子。这倒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常常观察到，四五岁的孩子就会表露出对死亡的困惑、恐惧和关注。不管大人们怎样小心避讳，都不可能向孩子长久瞒住这件事，孩子总能从日益增多的信息中，从日常语言中，乃至从大人们的避讳态度中，终于明白这件事的可怕性质。他也许不说出来，但心灵的地震仍在地表之下悄悄发生。这正是当年在我身上发生的情形。我的女儿四岁时，就经常问这类问题，诸如她生出来前在哪里，死了会变成什么，为什么时间会过去，并且一再表示她不想长大。面对这类问题，大人们的通常做法一是置之不理，二是堵回去，叫孩子不要瞎想，三是给一个简单的答案，那答案必定是一个谎言。在我看来，这三种做法都是最坏的。我的做法是鼓励孩子，夸她提出了这么棒的问题，连爸爸也回答不出，爸爸要好好想一想。其实我说的正是事实，因为问题的确很棒，而我也的确回答不出。当然也不妨与她讨论，提出一些可能的答案，但一定不要做结论。完全不必担心孩子会陷在某种令人痛苦的思绪中，不会的，孩子毕竟是孩子，生命的蓬勃生长使得他们决不会想不开，他们的兴奋点很容易转移，生活依然是充满乐趣的。现在我的女儿正是这样，当年我自己想必也是这样。让孩子从小对人生最重大也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保持勇于面对的和开放的心态，这肯定有百利而无一弊，有助于在他们的灵魂中生长起一种根本的诚实。
（读者赵世英摘自《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定价：2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