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也许是由于喜欢写东西，曾经组织过一个文学沙龙，还在酒后茶余口无遮拦，于是，在那个年代蹲进了监狱。也算是那个年代里间接对文化传承“有所贡献”，大概，正如鲁迅说的：咱萌不了芽，还当不了供天才们生长的泥土吗?那些年头，的确我当的就是最底层的泥土。
那是在河北省饶阳县大狱里。
此前，我从没到过这个地方。这是衡水专区的一个县，这儿属于一个革命老区，老乡至今还记得吕正操、程子华这些当年在这里亮剑的英雄好汉。那时全国、全民都在准备打仗。
于是，一批批我们这种人从北京被押送出来。这些脑瓜子里不对味儿的人中，包括“大小刘麻子”英若诚和他太太吴世良，中央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杨秉荪，据说还有歌唱家刘秉义、郑佐成、王 等等。当然，也包括我和老七这些无名鼠辈。把这些不安分和不可靠的家伙放在老根据地，有利于战时管理。这个地区有革命传统经验。
我前面说这是县大狱，其实是传统习惯说法。确切地说，我们由于还是未决犯，所以关的地方是公安局下属的看守所。
这县公安局看守所老所长，也姓张。他还是老区传统做派：不穿官衣，就爱穿着对襟黑棉袄，一条缅裆裤，手里提着个抗战时期的镜面盒子炮，和当年闹日本那会儿的?饬还一个模样。估计那是他一生中最闪光的年头儿，那年代绝不能忘。
我们这伙人，是1969年底从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就是那著名的K字楼和王八楼)押解到这儿来的。其实不过才三个月左右，已经把我们给彻底饿废了。
人们坐在炕上闲聊，有人发现我们这些人(甚至包括我们中间最胖的李友钿先生在内)紧并着的两条大腿之间都出现了一个横拳那么宽的空隙。大腿上的脂肪理所当然地消耗殆尽。
张郎郎入狱前的照片
北京公安局规定看守所里一人一天八两粮食。每个窝头二两，正好四个窝头，一天两顿。在北京，人们已经觉得饿得前心贴后心。据说，当年批这个定量指标的人，是北京公安局长冯基平先生。“文革”中，他也被关到这儿来了。人们传说，他为此后悔不已。谁会想到，八两粮食怎么这么不禁吃啊?
每天除了这窝头之外，就一碗菜汤。什么菜便宜，就是什么汤。偶尔有点儿肉末儿，那就属于上上佳肴了。当然，逢年过节如果“形势大好”，我们还会有点儿改善。那阵子，我们已经被改造成了这种人――天天想的就是一个“吃”字。除了睡觉时间以外，肚子全天候都在和你较劲。
到了饶阳，每天倒是三顿，定量也是八两。早晚各喝二两粥，中午有两个号称二两的“饼子”。就连当地的农民进来以后，第一次开饭的时候惊讶得眼睛都直了，绝没想到伙食这么凄凉。有人当场就掉泪，也有人用脑袋去撞墙，刚进来的人，胃酸都劲儿大。
当然，这儿也有这儿的好处。北京倒是住楼，还有电灯，还有够分量的窝头，还干燥爽朗，但那儿管得太严了，每天除了改造自己，就是批斗别人，其余时间都得坐在那儿学习，还得坐得笔管条直，你连找个人聊个天，都得和地下工作者那样机警，才能偶尔进行。
这里物质条件差多了，可是根本没人搭理你。你爱看书就看书，爱聊天就聊天，爱干嘛就干嘛，只要你别打架闹事，他们只要求你老实呆着就行了。
我和北京来的小伙子们留在大号里，就开始一起写诗、评诗。
从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到柳永的《雨霖铃》，从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到艾吕雅的《你好，哀愁》等等，我给老七瞎背一气，他就瞎记一堆。
不用几个月，他和王涛，还有景山东街的小亓都背了不少从我这里趸去的二手诗作。后来，把我搜肠挖肚的所有零七八碎都背完了，就只好一起命题自己来写诗，每个人都写。他们各有千秋，全都进步神速。
除夕那一夜，我们都没睡觉。除了留下来中午的一个饼子以外，我们还把晚饭稀饭里的胡萝卜，也留了下来当年夜饭。我们把胡萝卜围放在炉子的火口边，真都烤成了透明的胡萝卜，吃起来有点咬劲儿，还香甜无比。那天晚上，我们约定在一小时内各自写一首诗。
王涛写了一首自由体的新诗，题目就叫我们大为惊叹――《我是流氓!》。他生动热情地标榜自己就是一个流氓，谈到流氓的快乐，流氓的自由，流氓的流浪，流氓的超越。我们纷纷叫好，每个人还都和了一首――《可惜我不是个流氓!》、《我心里就是个流氓!》、《我也想当个真正的流氓!》。
我们轮流朗诵，笑得满地打滚。那时我们非常快乐。我们把这几首诗订在一起，封面上我用美术字写上《流浪者之歌――一群快乐的流氓》。我看大家越来越上瘾了，写作热情高涨，就说：干脆咱们办个报纸，当年在渣滓洞人家陈然还办了个《挺进报》，咱们也在这里办个解闷儿的文艺报，怎么样?
他们三个齐齐喝彩，我就开始主办这个报纸了。其实，每次只是一张大纸，那是我们用粥把几张纸粘在一起。这张报纸只有正反两面，一共两版。我本来就是学美术的，所以我先画好了版样，他们的稿子，也都由他们自己抄写在预留给他们的版面上。我还给每首诗都画了插图。用了两个下午，我们第一期就出版了。
当然，我们很小心。每次出版以后，大家悄悄传阅。当然，只是在我们这几个人中间，多一个人看了，我们被发现的机会就多了不止一倍。不是特别近的朋友，绝不传阅。我们本来商定，看完就毁掉，可是，每次大家还是舍不得，于是就分别保存着。我们说好了，谁的万一被发现了，就说是自己写着玩的，别人就尽快销毁。
大年初二，又调号了。这次我分到一个只住五个人的小号，和杨秉荪分在一个房间，我很高兴。就在半夜他值班的时候，我悄悄地把我保存的那份报给他看了，他看了非常快乐，拼命忍住笑声。不过，他抹抹眼睛，叹口气，说：“别舍不得，快点儿销毁了吧。这地方，这件事就可以算是重新犯罪。安全第一呀。”
我知道他说得对，我就是为这种罪折进来的。于是，立刻把它塞进了火炉，眨眼间，这张报纸就化为一缕青烟。这也是在县大狱的好处，这里没有暖气，冬天只好生炉子，要是在北京看守所要销毁点儿什么就没这么容易了。这里销毁一篇文章之类的东西实在太方便了，原始环境有原始环境的好处。
二
我本来想过两天找个机会告诉他们仨，都销毁了才保险。可计划不如变化。
大年初四(1970年2月9日)，刚喝完早饭的粥，张所长就提了镜面盒子炮上了房，解放军也在房上架起了机枪。这里的犯人们，非但不会为此而紧张――对他们来说这早就是家常便饭了――反而都兴奋起来。人们嘀嘀咕咕：“有戏!今儿肯定有戏!”
老张头看各路人马都布置齐了，在房上开始发话：“田寿鹏，出来!打开库房，叫到名字的人自己把行李搬出来，再到库房把自己东西都拿出来，在当院打好铺盖卷，叫谁谁出来。”人们都兴奋无比，人挪活、树挪死。再不挪，我们耳朵后头该长青苔了。
“索家麟，王涛，宋惠民，朱章涛，田树云，张郎郎……”老张头儿这么挨个点名，接着他还点了我的同案老七等等。我同屋的其他人都对我拍拍打打，表示祝贺，说：好啊，你小子发了，别忘了我们哥儿几个。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发什么发?纯粹是骑驴啃烧鸡――这把骨头指不定扔哪儿呢!”人们纷纷说：挪就好，挪就好。
没过几分钟，被点名的这七八个人收拾好了，都蹲在院子里。然后，老张头一个一个往外叫，间隔大约五分钟。
轮到我出去，到了外院儿一看，头皮顿时就麻了。先出来的那几位都已经加工过了――被砸上了死铐、死镣，傻大黑粗还都带着铁链子，和电影里见过的那些死囚的行头差不离。我被命令坐在地上，两个警察叮哐几下给我砸上了死镣，又给我带上了死铐。我想：也许这是为了押解安全，所以才搞了这么大的阵势。
然后，我们这些人被命令起立，走向大门外。饶阳县城响起一片清脆的脚镣声，打破了清晨的寂静。
没想到我这宁静的20世纪70年代刚拉开幕，就闹这么大一个响动。我们走到监狱大门口，陆续上车坐在指定的位子上。
我们路过冀县，那里也有一批犯人上来。打头儿的是位名叫孙秀珍的女犯，在监狱学习班的时候，我就和她认识了。她可是这儿的第一大美女。后来，我又和她的同案犯田树云大夫关在一起，可以说，我和他们俩都是老熟人了。她和我对视的时候，微微一笑，看来，她在冀县也关烦了，也觉得只要挪动就好。
你别听她这个名字简直俗不可耐，可她那个人，绝对清纯出众。我们进了监狱学习班，第一次集合的时候，她的身影就吸引了我。那时候，我在监狱里已经关了一年了。别看她一点儿不张扬，一点儿不打眼，低眉顺眼，说不出的温柔而迷人。在铁窗水泥块中，更透出了一股不凡。那会儿，多数男犯的目光都被外号叫“馅儿饼周”那位女士给吸引住了。她的确是北京著名老字号馅儿饼周家的嫡孙女。可能因为是回民，所以皮肤白里透红，浓眉大眼，人也爽朗、大方，必然抓住了众人眼球。
当时，孙秀珍的风度与众不同，是典型的知礼小女子。我和老七不知天高地厚，半夜我俩推心置腹，发现我们俩心仪的对象并不重合，都松了一口气。他告诉我：他喜欢的是“馅儿饼周”，我告诉他我喜欢的是孙秀珍。我们俩反复商量如何向她们表白――在铁窗中照样有热烈真诚的爱慕。
有一天开大会。周姑娘带领女犯队伍入场，她是小组长。老天有眼，周姑娘正好就坐在我前面。好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连忙写了个纸条：“周同学，你好：请问，坐在你后面第三位那个女同学叫什么名字，能告诉我吗?张郎郎”我把纸条叠成了团，回头看看没人注意，低声说了一个字“信”，手一垂，就扔到她鞋边儿。她似乎没听见也没看见，直视前方认真听讲，还一边儿记着笔记呢。我心里开始七上八下：糟了，要是她不接这茬儿，我不就现了吗?我心如大鼓一样咚咚响。再仔细一看，那纸条已不见踪影。我松了一口气。老天爷，行，这姑娘真够麻利的。
散会时，她站起来整队，带队退场。路过我跟前，她望着前方喃喃说：“原来意在沛公啊!”哎哟喂，原来已经看了字条，还不大高兴。但愿这误会别让她就此跟我翻脸吧?心里继续打鼓。
直到下一次歌咏活动，路过我身边，她也扔给我一个小纸团。是这样写的：“张同学，你好：她叫孙秀珍。这样通信太危险了。以后，你把信用图钉钉在土箱底下。”回去和老七看了这封信，喜出望外。嘿呀，这孩子真聪明，简直是个天生的地下工作者。于是，我们俩赶紧分别给她俩各写了封信。傍晚倒土，我们俩自告奋勇，抬着土箱把垃圾送到院外的垃圾站。信就钉在箱底儿，把土箱就留在那儿，要到第二天早上才取回土箱。
我们就这样建立起秘密的通信渠道，我和老七天天帮男犯院子倒土。女犯那边呢，是由周姑娘和学生李世 倒土。后来，李世 告诉我，小周很聪明，知道孙秀珍案情严重，而她和小李从进监狱就关在一起，信得过，决定让小李跟她一起倒土。刚开始，小周没想到老七会给她写信，有点儿意外，犹犹豫豫，但老七勇往直前，坦诚热情，很快他们就进入白热化。我和孙秀珍的通信也迅速升温。当然，这一切都在虚拟幻想的世界中。但在那个年代，谁都没想到会在监狱里发生这样的童话故事，我们四个人都非常珍惜。在监狱学习班，几乎所有犯人都发现就我们四个精神抖擞，跟打了鸡血似的，觉得其中必有蹊跷，时不时旁敲侧击。而我们俩只能装傻充愣。
那时候在监狱，早已告别了社会上的生活与身份，交换这柏拉图式的情书，我们都很愉悦，读得脸红心跳。那是黑暗的日子里最艳丽的一道晨光，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
可惜，在一号通令下，我们并没被分配到同一个地方。
她从冀县上车来，举手投足还那么风韵万般，她见到我的时候还有些害羞，脸微微一红，低头笑了。依然那么天真，那么动人心魄。
然后这车就撒开了往北开，路边的城镇飞速后退。深州、安平、献县、河间……我知道了，这车离北京越来越近了，我兴奋了起来。一直到凌晨2点，我们的车才开到北京。又开回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半步桥四十四号。在队长们的指挥下，我们稀里哗啦地走向操场的西北角的小门。
我顿时明白了：今天的“戏”是要命的戏!
在北京看守所半步桥这个大院里，西北角的这个小院儿是死刑号，也被犯人称为“枪号”。
我关押在看守所里学习班的时候，有机会出去劳动，也来过这个小院里干活。一次是去清理房间，就是拉一个小车把刚刚腾空的枪号里所有东西都堆到小车上，推到库房那个院子里。据说，事后会有犯属来这里领取遗物。当我看到那双皮鞋，心里就感到非常别扭，因为我知道昨天这双鞋的主人还活着，而现在，说没就没了。
还有一次，是帮这儿的警察冲洗死铐、死镣。上面确实有主人生前留下的血迹。冲洗干净后，帮警察装箱，留给后人用。干这些活儿的时候，我万万没想，竟然会轮到自己。
在去饶阳之前，我被“扭送”到北京公安局已经一年半了，被提审了几十次了。一会儿说要宽大，一会儿说要从严。时间长了，人也就皮实了。后来知道了，无论他们和颜悦色还是横眉竖眼，无非是要我交待背后“长胡子的人”。逻辑很简单，我讲的那些笑话和“反动谣言”，如果交待出“谣源”，我的罪过不过是个传谣者。如果交待不出来，我就是个造谣者。我自己很清楚，如果我是个传谣者，也许只判个三年五年。如果我是造谣者，就可能判个无期，最少也得二十年。这年头儿数字，对我说来都差不多。要是为了从宽，交待出别人来，我关了三五年出去，照样还是个现行反革命，还得内疚一辈子。再说，在里面二十年也不一定比在外面难过，何况，二十年后指不定怎么样呢。所以，无论他们来软的还是来硬的，我还是那样，我心里有底。每次，我都会自问：最坏又能怎么样?自己触触底，心里反而踏实了。
这次，我又想用以往模式那样来思考，最坏又怎么样?突然发现，心里没底了。最坏?那就是玩儿完了。杂耍要收场了――没戏啦!”
三
我在死刑号关了近一百天，在这生死一线的剃头刀刃上滚了一百天。
一天，我突然被提了出来，又走向预审楼。
那天，阳光格外明媚。
那天，我就是从水底挣扎浮起，飞出水面，看见了太阳，苦海有边，那边就是我生命的地平线。
出来后，听老七说：有关方面两次都决定枪毙我们了，最后还是周恩来写了“留下活口”四个字才救了我们。平均俩字一条命。而那位把我从死刑号提出来的人，就是当时的公安部长李震。可惜，等我出狱的时候，周恩来先生和李震先生都走了，苟活下来的我都不知道该去谢谁。
（摘自《七十年代》，三联书店2009年7月版，定价:4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