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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大公报》的孩子(外二篇)

2009-12-01 16:04:00 来源:书摘 徐城北 我有话说

2002年,当我踏上香港的土地,来到轩尼诗道上的香港《大公报》的时候,我心中冒出这个问题:“我究竟是谁呢?我怎么会给它写了这些年的稿子呢?”

此际,是我第一次到香港,但此前我给这家报纸写稿已有近二十

年时间了。我,是跟在父亲徐盈、母亲彭子冈的后边给它写稿的。至于我父母,他俩本来就是老《大公报》的人,只不过《大公报》的老根儿并不在香港而在大陆……我父母青年时期进入重庆《大公报》,当时正在抗战,一干八年;此后去了北平,又干到新国家的建立。后来,我父母转移别的单位,这张报纸也一度停刊,惟独在香港它坚持了下来。在我母亲晚年病重之时,是香港《大公报》的费彝民老总,派人把一辆很讲究的轮椅送到北京我们家中,让母亲在最后岁月之中获得了一些安逸……

父母作为一代的名记者,我对他们写作上的特征,却是从他们的老朋友处得到的。十多年前,北京大学的金克木教授就当面指点过我:“你父亲是个学者型的记者,他采访过许多而且是很大的民族资本家,一写就是八千一万字,占报纸大半个版;你母亲呢,则是诗人作家型的记者,今天学她的年轻记者很多,对你父亲似乎是忽略了……”萧乾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认为我父亲三四十年代写的那些经济通讯,其中既有大民族资本家的形象,同时就事件本身来说,也是那个时期金融资本活动的明证。我这么一听,立刻回想自己写作的历程――前期比较注意抒情,因而和母亲比较接近;后来进入到梨园深处,以学术观察世界的时候多了,就觉得和父亲靠近了。上海的音乐家陈钢说自己有三只耳朵,巧了,我还在上海出版过一本《第三只耳朵》的书,我也是赞成多一只耳朵的。但我的说法与他不尽相同,我是希望一只耳朵能够听清作家的声音,第二只能够懂得学者的声音,第三只呢,最好能够学会理解记者的声音。我为自己一辈子没当过一天记者而遗憾。记得幼年时节,第一个目标就是当记者,谁知道高一时碰上了整风反右,父母双双落网。就凭我这出身,在那个年月只能彻底死心。一直到“文革”结束,我的好日子这才到来。我回到北京,是中国京剧院把我调回来的,我不能忘恩,就好好干京剧吧。结果上去了就下不来,就游荡着研究了梅兰芳文化现象直到如今。我很快就退休了,赢得了自由,今后的时间是我自己的,想干什么干什么。我曾试探着给《北京青年报》干过几次,深入北京城改的第一线采访了几次,回来写了一组连载文章。今后呢?我是否把这“兼职记者”的活动范畴再扩大呢?我眼光对准了香港《大公报》,那是我的老家,我也给他们写了十多年的散稿,今后是否能写出更多也更像记者的稿子呢?

《大公报》如今地点在香港,表达方式和国内不同。也正因为如此,我或许反而能写出一些适合它的文章来。原因很简单――我是《大公报》的孩子啊!我这样说,大概有人会反驳我:“你没在报社干过一天,能说清《大公报》是怎么回事吗?”的确,若真问我《大公报》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几个历史阶段又是什么?――对此,我还真可能说不全。可我毕竟在《大公报》那一群老记者的俯视下生活过好几十年,除了我父母,还和至少三五位前辈有过不浅的忘年交。我听过不少他们之间下意识的谈话。虽然是闲谈,但越是这样的无意,反而可能越发地真实和深刻。

记得母亲说过,报社老板“不太管”记者,就让记者满世界去跑。等跑上一个时期了,所有的记者就会形成对比――有成绩的提职加薪水,没成绩的脸上自然不好看,要是再不努力,都不用老板发话,自己就卷铺盖走人吧。这不是很好么,也可以叫做“无为而治”吧。让记者以工作实绩说话,这比什么都好。再一个我以为是经验的东西,就是很注意培养记者在读者中的威信。许多读者就是为了看某某记者的文章而长期订阅的。这恐怕在今天报纸中是做不到的。

我觉得自己能有这样一种“三三制(作家、学者、记者各占三分之一)”的思路,这本身就是一种自觉,三个“三分之一”相加,是会大于一个“一”的;同时也知道在我的余生中,哪些事情是值得干的,哪些事情则是不太值得干的,还有哪些事情虽然很诱人,却是根本无须搭理的。

再说一句:我还是《大公报》的孩子!如今到了香港的轩尼诗道,就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当然,作为职业写手更重要的家,还应该在大陆,在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之上!

你是这样的人

―― 忆张季鸾前辈

作为《大公报》的后人,没有不知道与不尊敬张先生的。但非常可惜,几十年来我从没读过张先生的文章,一篇也没有。一是无从读起,大陆从没出版过他的文集;二是觉得新闻报纸的社评文章,只有共性而无个性,即使再高明,只要时代前进了,又如何能影响后人呢?最近却非常幸运,在《大公报》成立一百零五周年的时刻,出版了张先生的《人民与政府》一书,这让我不仅读到了那著名的“三骂”:骂吴佩孚的《跌霸》、骂汪精卫的《呜呼领袖欲之罪恶》、骂蒋介石的《蒋介石之人生观》(真让我大惊:报纸社评还能有这样的写法);同时更了解到张先生平时的工作状态:每晚九点就在报社看小样与各种电讯,到午夜再看报纸的大样,最后动笔写社评时,就能实现两个清楚:一是对报纸表达的外部世界清楚,二是对自己报纸的态度也同样清楚。于是就自然胸有成竹。他每写一段,就拿到车间排一段,等文章写成,整个社评也就排好了。他总是后半夜两三点钟才能回到家,晚的时候甚至天已亮了。多年如一日的连轴转,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去世时年仅五十四岁。书的最后附录了季鸾夫人回忆他的文章,其中说“季鸾先生晚年的心境”如何如何,不足五十四岁就称进入晚年,也太让读者感到不堪了吧?季鸾夫人如此地回忆夫君,也太让人感到凄婉了。

张先生有一个基本的思想:文章报国。这样的话在今天很少听到了。如果说还有的话,首先也是指大作家大学者,其文章必须充满个性与学识,似乎只有这样的文字才能达到时代的最高峰,才能报国也才能不朽。今天很少说新闻记者认为自己的文字也能报国,尤其是社评,因为它不属于个人,甚至都不署作者名字,只代表报社的一种态度。今天某件事一个态度,明天换个事又一种态度,态度对不对都很难说,谁还计较这样的文字是否能留传后世呢?国家制定政策时,难道还到报纸上查阅一下你的社评么?王芸生回忆张先生时,讲过一个很好的例子。张先生的最后时期,王经常利用星期六去张先生养病的地方看他。这时张的身体已很不好了,但还经常想着如何写社评的事。一次,他忽然从病床上坐了起来,要王当天就写一篇题为“我们正在割稻子”的社评!大意是这样的:因为敌人的飞机近日总来重庆轰炸,弄得我们很被动。(我父母那时也在《大公报》中供职,一遇轰炸,也只好钻防空洞躲避。母亲为了珍惜时间,就在防空洞的油灯下阅读苏俄的小说,以提高写文章的笔法)而张先生此际兴奋地说:你日寇只能炸我们少数的城市,对农村你们就没办法了,而我们正在割稻子,你能炸得过来么?我们有了稻子,就有了对付乃至战胜你们的办法啦……这番话说得王芸生非常兴奋,这是多么通俗又多么雄辩的道理!在这样一位瘦小病弱的身躯里边,怎么能有这样大的爆发力呢?王芸生回去就写了这篇社评,也果然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事实上,我从父母一辈的老大公报人那里,得知张先生并不总是这样亢奋的,他的人缘特好,细语微言中长存大义。即使是能经常见到他的后辈,也总是每回遇到之后再一咀嚼,都能从他的言谈语吐之中学到东西。唱戏的人讲究唱腔要能“挂味”,张先生的言谈语吐很能“挂人儿”,甚至连他晚年时候,《大公报》的大姑娘小媳妇们都很乐于谈到张先生的一言一行。

这才是重要的补充。有了这一侧面,张先生的性格才全面了,他是一个完整的人,他的为人与为文才达到空前的统一。回过头来再看今天的新闻界,尤其是写社评的一些朋友(我认识他们中的一些人),估计他们也与我相似,大约他们此前也是没怎么读过张先生的。如果今天能够补上这一课的话,我相信他们也会希望让自己能有一个转变:让自己的为人与为文尽量统一起来,好让自己的社评也更能“报国”。我想,这是一个善良而又有号召力的愿望,让我们互相勉励吧!

报格与人格

――忆王芸生前辈

对王芸老(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原《大公报》人内部对他的称呼),我是见过的。那时我父母刚买了房子搬了家,他来祝贺,先在南屋吃饭,又到北屋谈话。遇到我奶奶(一个小脚老太太),态度非常尊敬。所有的这些,都一直留在我幼年的记忆中。反右中,他同样也说了错话,但没戴帽子,听说是毛主席亲自保了他。他很顺当地活过了“文革”,晚年在中日改善关系的外交活动中也起到了作用。早就听说他搞中日关系的研究,出版过好大好大的一本书。

北京举办过《大公报》百年诞辰展览,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我参观时,发现母亲当年写的《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一文的影印本,文章的一侧是《大公报》当天的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篇幅与母亲文章的长短差不多。最近,读了王芸老的大作《做一个现实的梦》,其中就收了这篇社评。再深入一看,社评前边还有一篇《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原来,在毛泽东决定去重庆之前,蒋曾三次给毛发电报邀请,而毛则提出朱德总司令刚给重庆回了一电,要重庆对朱德电报表示态度后再予以考虑答复。这才是我们过去不太晓得的“内情”。其时,蒋是非常殷勤要毛去重庆,三次发电报,以此在全国人民面前骗取威望。而王芸老执政的《大公报》,偏偏就哪壶不开提哪壶,时常利用大公报社评的威望,悄悄帮共产党一把。今天看来,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还可以说说王芸老的脾气,这一点与家母是很相像的。家母曾在孔祥熙召开的一次新闻招待会上,刺过这孔院长一次。事情是这样的,孔曾为推进新生活运动而鼓吹一种叫“维他饼”的代食品,其实它是用糠菜制作的,很难下咽。在座的新闻记者,都很烦这位夸夸其谈的孔院长,但也没人敢于公开顶撞。母亲实在忍不住了,就站起来质问:“请孔院长看看在座的新闻界同人,一个个面带菜色,独有孔院长面色红润,是否是服用维他饼的结果?”孔被母亲讽刺一番,最后下不了台,只能自我嘲笑,打着哈哈说“散会,散会”,就此下台。而作为《大公报》总编辑的王芸生,有一次去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发布会,一位少将发言人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不敢公开战场失利的败局,大家敢怒而不敢言,惟独王芸老拍案而起:“这成什么体统?抗个什么战?机个什么密?简直气死人啦!走!大家都走!各位同业跟我走啦――散啦!”于是他就宣布这场发布会到此结束!事后大家都说,也只有王芸老能有这么大的脾气。事实是王的人格在了,《大公报》的报格也就有了。

还有,记得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听说王芸老初进大公报时,是张季鸾提议报端开辟一个谈中国与日本之关系的专栏,由王担任主编。王接受了,此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读者也很需要知道中国与日本到底是什么关系。于是,这一连载就促成了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编写成功,这也成为王芸老前半生的一项力作。直到他在“文革”中挨批的时候,中日恢复邦交的工作正在进行,中国政府要想了解有关事实,也仍然依据王芸生半世纪前编写的书。随后,是毛泽东接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之后,又指示周恩来寻找王芸生参加接待活动。周抓住这个机遇,终于寻找到并安排了王芸生的复出。复出之后,情况依然艰难,王便把精力集中在对《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修订之上。他争分夺秒地工作,终于看到凝结毕生心血之八卷本的出版。回想这部巨著的历史命运,让人联想颇多。它是《大公报》报格的集中显现,也突出了王芸老的人格。试想梳理中日之间的历史纠葛,本来应是史学界的任务,但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要奋起反抗,除了拿起刀枪,也应该并能够以历史为武器,这任务恰恰历史地落在了王芸老的肩头。他勇敢地给予承担,当年适时更卓越地完成了任务。没想到的,是在其晚年又重新进行了修订。我想,一位新闻人能够有这样的历史机遇是不容易的。诚然这需要上天的赐予,同时也更在于本人的努力与争取。王芸老二者都兼顾到了,于是这位《大公报》历史上的“大公王”,也就足以笑对历史而不朽了。

(摘自《直上三楼》,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26.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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