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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困境中更要发愤求进

2009-12-01 17:43:00 来源:书摘 华罗庚 我有话说

数学大师科学巨匠华罗庚

今天,我就给在座的好多先后同学谈谈我的经历,也就是我的学历。我的经历,或者说我的学历,讲起来也简单,也不简单。说简单,就是三个字:靠自学。

说不简单,就是一生中,遭受过许多次“劫难”。

现在,我们大家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如果从“劫”字谈起,那么我这一辈子碰到过三“劫”,我准备讲一讲我怎么度过这三场“劫数”的。这样,同学们也可以对比一下,把现在的环境,同我从前的那个环境对比,看哪个环境更有利于我们的发展,如果今天的环境确实比我们以前的那个环境好,大家就可以更有信心地走到前面去。这就是我讲话的目的。我不是要在这儿宣扬自己,而是把我的经历给同学们作借鉴。

先说第一“劫”。这一“劫”就是从我们这所学校开始的。你们现在叫金坛县中了,我们当时叫金坛初中,最高班是初中三年级。在国外有时人家问我什么学历,我说,我的最高学历就是初中,金坛县初中毕业。人家问我有什么文凭,我说,我有一张文凭,就是初中毕业的文凭,除此之外,没有了。一直到去年才发生了一个变化,法国给我荣誉博士证书,现在总算有头衔了,以往都没有。我初中毕业是多少岁呢?我只有十五岁。后来又到上海进了一年职业学校。尽管那个学校给了我免交学费,不过还是交不起饭费,后来只好回家呆着。我的家,就在大桥那边,现在叫南新桥,从前叫大桥。我就住在桥东。在家怎么办呢?要是现在的话,没有机会上正规学校,也会有许多其他求学的机会,像电视大学啊,函授大学啊,我们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个方便,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图书馆,我只有一本大代数,一本解析几何,还有一本很薄的50页的微积分,我就啃这么几本书。那时候我当然也不知道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感觉我们应该为国家出一点力,争一点光。我就这样开始钻研学问了。也许有人要说这是笑话,念了几年书就谈钻研了。那不是笑话!钻研并不是迷信,并不一定大学毕业才能钻研,也不是非有齐全的条件不可。实际上,真正肯钻研的人在什么场合都可以钻研。这是大约1925年到1926年的事情。我记得,后来大约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又有机会回到这个学校里面来了。到这个学校来做什么呢?当会计兼事务。那时我的老师王维克,预备提拔我一下,预备搞一个初中一年级补习班,让我去教书。但刚有一个计划,不幸我的母亲在那年死了,我也生了重病。我病在床上六个月,腿就坏了。要是在今天,我的腿是不该坏的。现在都知道,如果生病睡在床上睡久了,不翻身会发生组织坏死,所以不管疼不疼要翻几个身,那个时候我们既请不起医生,也没有哪一个人告诉我这个常识,所以病后起来,就不会走路了。本来嘛,不生病,身体好,还可以多参加一点体力劳动,可是我的腿坏了。我家里原不宽裕,我一生病,那就更穷了。亏得那位王维克老师,在我身体好些后,还是让我参加工作,让我在那个补习班教了一个月的书。但结果有人告了我一状,说什么王维克校长任用不合格教员华罗庚。王维克校长是法国留学生,做初中校长,未免委屈,他一听有人告状,就不干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几乎没有办法了。继任的校长叫韩大受,他说,旁人上任要带会计来,我不带,就让你干,不过书万万不能教了,因为前任校长就是为了你任课而被告了一状的。这样我总算当了一个会计。有了一点办法,我就继续钻研下去。不久,清华找去任职,那大约是1931年。到了清华,他们碰到一个困难:怎么安排我的工作?这是个麻烦,因为,要在清华当助教,应当有大学毕业的资格,否则又是不合格的教员。

后来清华安排我当数学系助理。所谓助理就是管管图书,管管公文,打打字,办点杂事。助理已经很不错了,我继续抓紧学习。

过了一年半,他们让我教微积分。这一关是非常难过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资格啊!清华的教授会为此特别开会通过,让我教微积分。这等于说,清华大学承认我了,我可以抵得上大学毕业了。从初中到当大学教师,我前后大约用了六年半时间。通常初中到大学毕业要用八年。从这一点同学可以看到,学习要自己努力,努力就可以很快上去。

到1936年,我就到英国去了。1938年我从英国回来,因为那时候抗战了,有好多事情要做。回来后,清华就让我直接当教授了。从助教到教授,前后又是七年。现在有的人,身在研究机关,自己是大学毕业生,环境很好,又有书,又有杂志,又有导师,更重要的还有党的领导,但就是对赶世界先进水平没信心。要知道,到2000年还有20年啊,能不能赶上呢?从我的经历里面,同学们可以算一笔账,只要一点简单的算术知识,就可以得出解答。

以上是我早年碰到的困难。同学们可以想一想,在旧社会,又没有书,又没有钱,又没有老师,甚至没有灯光,电灯黄黄的,一点儿光,看不清。今天,在党的关怀下,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请同学们对比一下,一方面要珍惜现在的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强信心。现在很多人没有信心:能不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啊?四个现代化能不能搞得成功啊?等等。从我的体会讲,我觉得有信心,赶得上。不过做个懒人可不行,要加强努力,才赶得上。

现在,再讲我生平第二“劫”。抗日战争期间,我从英国回来,当时后方条件很差,回到昆明以后,吃不饱,饿不死。那个时候,有句话叫“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记得有这么个故事:教师在前面走,要饭的在后面跟,跟了一条街,前面那个教授实在没有钱,回头说:“我是教授!”那个要饭的就跑掉了。因为连他们也知道,教授身上是没有钱的。

在那个时候,日本人封锁我们,而且还轰炸。在那种困境之中,许多教授不得不改行,有的还被迫去做买卖,他们跑仰光,去买点东西到昆明来卖。我住在昆明乡下,我住的房子是小楼上的厢房,下面养猪、马、牛,晚上牛在柱上擦痒,楼板就跟着摇晃。没有电灯,就找一个油灯使用。油灯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一个香烟筒,放个油盏,那儿没有灯草,就摘一点棉花做灯芯。就是在这种微弱的灯光下,我从1940年到1942年完成了我的《堆垒素数论》,后来又跨入了矩阵几何。

抗战胜利了,我到美国去了。当了“洋教授”。我当“洋教授”也比较困难。别人是又有博士头衔,又有大学毕业证书,我却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人家还是让我当了教授。所以同学们可以看到,第一次在昆明的艰苦环境,由于坚持不懈,有了成果人家还是不得不承认的。

第三“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是“臭老九”,当然不能幸免。去年,外国又来邀请我去讲学,有的老朋友很关心,也有点担忧。他们说,这次华罗庚出国,可能要摔跤,可能要露底了。为什么呢?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图书馆我也不能进,十几年不上图书馆了,还能不落后吗?不但如此,大家都知道,那时候我一方面是各处跑,搞统筹优选,是很忙的;另一方面,背后还要防“四人帮”的冷箭。虽然时时提防,还是被射了不少,甚至在1975年被射倒过。所以,有些朋友的关心、担忧是很自然的。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有一个上算的地方,就是“外通里国”。什么叫“外通里国”呢?就是外国知道我的名字,有书出版就寄一点给我。这样不通过图书馆,也可以知道一点国际行情。而且,他们不了解,我始终没有放弃理论研究。那时候,我身体还好,白天紧张地搞优选法,有时上午跑四个厂,下午跑三四个厂,一天跑七八个厂。尽管这样紧张,我没有放松理论研究。我的理论研究是晚上进行的。做我的助手也不容易,说不定晚上一点钟、二点钟被叫醒,来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怎么搞。所以他们是很辛苦的。不过那个时候搞了理论研究还不敢说,因为如果哪一天我们暴露出来,有人就要说:你看这个华罗庚,用统筹优选作幌子,他实际上怎么不忘搞他的理论研究。这种人后来一看形势变了,他又改一个手法,说华罗庚就只搞统筹优选,不搞理论研究。反正这种人理论不多,实际也不高,但他有一种本领,手里有一根棍子,你搞理论他就打你的理论,你搞实际他就打你的实际。那时期我们的帽子当然不少?,“唯生产力论”的帽子也戴过了,“以目乱纲”的帽子也戴过了。但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我只知道统筹优选对人民有利,我要搞;我知道,没有理论就搞不出优选来,所以理论也要搞。

不过,我刚出国的时候,心里终究也不很踏实。为什么呢?因为十几年中虽然搞了一些理论研究,但毕竟遭到了损失,许多手稿也抄的抄了,偷的偷了,而且研究成果大部分没有写下来,或只写了一点草稿,在脑子里像散沙一样,像乱麻一样。如果出国以后,立即让我上台讲演的话,我还真有点担心。亏得去了以后开了两个学术性会议,会议后刚好暑假到了,有三个月时间,我就利用这三个月的时间,把研究成果部分整理了一下。整理好之后,我给了他们一个单子,单子提了十个方面。一般讲演提几个专题就够了,拿自己最擅长的专题就够了。可我们提了十个方面,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要在外国人面前炫耀一下,表示学问广、精、深,数学十个方面都可以讲?这不是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是,到一个地方去,与其讲我自己所长的,不如讲我自己所短的。讲自己所长的好不好?我在这儿跟同学们讲一下哥德巴赫问题好不好?好,为什么呢?大家都听不懂。你们会得出个什么结论呢?华罗庚的话,大家都听不懂,一定是有学问的。可我自己有收获没有?我自己没有,得不到东西。所以我的想法是,提出十个方面来,好让人家自由选择。让他们选,他们一般选他们最好的东西,最拿手的东西。好,我就到你那儿讲你们拿手的东西。中国古代有个说法,切忌班门弄斧。可我的看法是反过来:弄斧必到班门!你要耍斧头就要敢到班门那儿去耍。在旁人面前耍,欺负人家干啥?你到鲁班面前耍一耍,如果他说你有缺点,一指点,我下回就好一点了;他如果点点头,说明我们工作就有相当成绩。俗话说:下棋找高手,找一个比我差的人,天天在那里赢他的棋,赢得每天哈哈大笑好不好?好是好,但你的水平提不高。如果你找高手下,每一次都输给他,输这么半年下来,你的棋艺能没有进步吗?所以我主张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这一次,我跑了四个国家,好几十个城市,做了好多次报告。反映怎么样呢?我给跟我出去的同志们说:你们向上面汇报,第一,人家给我讲的好话,你少吹点,如果要说一点的话,最好是有书面根据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外国人对学问还是很严肃的,不瞎吹瞎捧别人,不过我们也不得不防备一点,因为我这个七十岁的老头儿到那里去,人家大多是我的学生辈,你又是借了新中国的威信,又是科学院的副院长,人家捧你一两句会不会呀?我想是会的。所以我们情愿估计我们的差距比人家大一点,而不要估计我们比人家好。我们经常说,我们的文章达到了世界水平,可能某篇达到了世界水平,可整个加起来呐,我们的差距还是很大。因为差距是指面上的差距,不是说我们有几个个别的人,他的数学很好,或者他的某一门科学很好,我们中国的科学就很好了。我们是一个面上的差距,是整个的差距,所以领导上再三强调,要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实际真正的水平是整个民族科学文化的水平。当然也不排斥我们有若干特殊的人先搞好,搞得好。这次我在国外,也同国内一样,“人民来信”多得很。我只想给大家念一封信。有一位美国学者在荷兰听了我的报告,他是这样写的:“您在安呐本的演讲,是真正令人赞叹不已的。您向大家证明了,好的学者即使是在最恶劣的逆境中,仍然可以做出出色的成绩,您使我们这些生活在安逸和稳定环境中的人们,只能感到羞愧。”这个人我不认识他,他给我写了这封信。

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即使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也不能把我国人民压倒。由于我们能够坚持工作,结果还是做出了成果。这个成果还得到世界上学者的承认。而现在是“四害”除掉了,我们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过了,同学们想一想,现在环境这样好,我们应该不应该有信心呐?我想,你们是会作出叫人欣慰的回答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还会有困难呢?困难肯定有的。不过,现在看起来,就是有困难,也决不会比从前我们遇到的困难更严酷。

就是再有困难,我们还是可以克服的。我们应该有勇气,有志气。对我个人讲,是不是还会有困难呢?当然是会有困难的。除了其他困难,眼前就有一个是,自己有成果了,满足于现在的成果,甚至骄傲自满;国外有声名了,国内也有了,我可以歇口气了,可以不要学习了;而且我这个人年纪大了,就指导指导人家搞研究,自己少吃点苦吧。如果这样想,那就是一个危险,这是自己造成的困难。比如今天我在这里跟同学们见面,以老同学的资格给大家谈自己的经历,就很容易产生满足的思想。所以我要警惕。满足的思想是不能有的。因为学问是没有止境的,科学是实事求是的,是精益求精的。科学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更加多的劳动。所以,我顺便在这儿给同学们把自己的思想暴露一下,讲了之后,对我自己可能有好处的。

我为了经常提醒自己,所以我给自己写了几句话,叫“树老怕空,人老怕松。不空不松,从严以终。”像我这样的年龄,是很容易“松”下来的。当然并不是说年纪轻的人就不会松呀!年轻人如果要松起来,对不起,我就要以老学长的资格打他的手心啦!总之,搞科学,做学问,要“不空不松,从严以终”。要很严格地搞一辈子工作,为人民服务一辈子。我常常对自己说:以前三次浩劫,都没有把我打垮,说不定很可能最后从我自己的思想上,在已经有收获的时候,自己打垮了自己。我一定要警惕。

现在的学习环境和条件,比我从前碰到的情况好多了。我走的是自学的道路。自学嘛,就得靠自己勤奋努力。有的同志要我谈谈这方面的体会。很系统的一下子讲不出,我想:一、自学最起码的一条要踏实。从自己水平出发,不要好高骛远;二、自学要有周密的计划,要经常检查;三、在自学过程中要多想多练;四、要以长期性、艰苦性克服自学中遇到的困难。要知难而进,锲而不舍。我曾写过这样四句话:埋头苦干是第一,发白才知智叟呆。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

  (摘自《华罗庚诗文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定价: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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