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拥有一间私密性的小书房
1949年以前，我父亲是个商人，坐镇上海，公司叫“大安贸易商行”，把上海厂家的日用商品批发到江西，勉强算是个富商，在上海根本排不上号，但在南昌百货行业却有排名。
1949年年初，父亲在南昌马家巷口买了一家破落的酿酒厂，准备推倒，
建于清代末年的百年老屋即成了我家安身的一处带天井的建筑空间，左右对称，四间，共用一个35平米的厅，我家占两间，另两间出租。
前房约25平米，我母亲、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合住，后房约10平米，是我的卧室兼书房。――这是我母亲的特意、精心安排，因为我是长子。
1952年我家开始用上电灯。我终于拥有一张小书桌，很简陋，灯泡只有15瓦，比豆油灯要强得多，但比煤油灯好不到哪里去，不过毕竟方便不少。――照明(光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侧面。我有幸经历过该侧面的好几个阶段：豆油灯、煤油灯和电灯，这对我后来的思考是有益的。
1953年冬天南昌下了场大雪。暮色苍茫时分，我还在小书房做几何习题。
“仔呀，别读书?，吃夜饭?!”这是母亲用南昌向塘乡的方言叫我去前房吃晚饭的声音。
当年家境已是清贫，只一个菜：冻豆腐炖卷心菜。一家五口，围桌而坐。平常我们在客厅吃，遇上雪天后，北风从天井吹进屋，我们便把餐桌移至前房。冻豆腐炖卷心菜的热气腾腾不仅增加了室内温度，而且也把人世间的天伦之乐推向了高潮。
当年的我，并没有意识到那顿晚饭才叫幸福。只是55年后的今天，我在回忆、总结往事中，才有这份感悟、体认或觉察。
这也是今天我眼中的那间小书房兼卧室的美好、温馨和安康。
1955年8月，我考取了北大，告别了母亲、弟妹和我那间卧室兼书房。日后许多年，住集体宿舍的痛苦使我越来越看重、珍惜我老家那间完全属于我的、私密性的书房兼卧室。尽管只有10平米，而且幽暗，但于我却是幸福的保证之一。
住集体宿舍的痛苦
刚进北大，我住过好几种类型的集体宿舍。因为入校新生多，屋子没有造好。我住过教室(12个人一间)、统铺(16人一间，类似于车马店)，后来才比较正规：4人一间，6人一间，8人一间，上下铺。我总爱住上铺，因为有种安全感，多了点私密性。
开始，住集体宿舍是件很开心的事。因为“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还没有开始，班上同学住在一起不仅新鲜，而且亲密。但自1957年反右后，气氛和人际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尤其是1958年“批白专道路”、“批只专不红”和“拔白旗”运动。每个同学人人自危，都受到监视。没有人敢进图书馆!大图书馆空荡荡的，只有三五个同学还在那里坚持读书，这要冒接受批判的危险。其中一个便是我。记得晚上九点，我从图书馆回到集体宿舍，为了掩盖我是读书回来，只好把书藏在棉大衣里，好像是个“地下工作者”。――那是一个荒诞和非理性的年代。按这种逻辑发展下去，1966年初夏“文革”爆发是不奇怪的。
马克思说过：
民族的意志，正如个人的意志一样，不能超越理性规律的范围。非理性的民族则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合乎理性国家的组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316页)
有一回我在下午提前回集体宿舍。走进房间，班上团支书李某正在我的上铺搜查她脑子里的、推测中的“反动日记”这类东西。我突然回屋，出乎她的意料，她面孔刷地一下红了，说：
“我是在检查你的铺位有没有臭虫!”
从这一刻起，我发觉被监视了!当然，不止是我一个陷入了这样的处境。当年整个政治生活都处在这种极不正常的环境中。
从那天起，我开始打心眼里憎恨集体宿舍，突然怀念起我在老家曾拥有过的那间私密性的小书房兼卧室。半夜里，我母亲常从前房走来替我盖好被子。――只有在后来的回忆中，我才懂得母亲为我盖好被子原来是人生的一大幸福。
1961年8月我毕业离校，去中国农业科学院报到。又是住集体宿舍。三人一间。当年因为全国在挨饿，换来的是政治气氛比较宽松，同屋的人际关系也不那么紧张，火药味不那么浓烈。
当大家刚能吃饱，报纸上便出现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很快，火药味便吹进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集体宿舍。比如在我的书桌上便不敢明目张胆摆上《唐诗三百首》、《杜甫传》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而要把本《毛选》放在上面做掩护。
有一回，单位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在业余时间少看资产阶级哲学书，多看《毛选》，这有利于思想改造。
从中我知道，这是我的同屋把我在宿舍的情况向领导一一汇报的结果。――我意识到，我在集体宿舍的一举一动(包括读什么书)都被监视了起来。
１９６１年６月毕业时，我在北大西校门的留影
有一回，我的两个同屋都要去河北石家庄农村参加“四清”，期限是一年。得到这个信息，我特别高兴，心想：这下可好了，我可以自由自在自如一年，一个人拥有一间房!机会难得，千载难逢。
两个同屋走后的第二天，办公室周主任找我谈话：
“领导决定，要你搬到对面403去同刘源甫同住。”
“为什么?”我问。
“便于管理!”
43年过去了，今天我还记得“便于管理”这句话。――这四个字把极左时期集体宿舍的本质披露得一清二楚。
牧羊人的小土屋
小土屋地处辽西兴城海边，时间是1969年至1975年。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六年。
1969年7月1日，我们下放到兴城干校。一开始我在大田干农活，也在果园除草。
果园养了一百多只羊，目的有两个：
1.果树需要施羊粪有机肥；
2.每年秋天要杀十几只羊，改善职工生活。
一般来说，下放的“五七”战士不愿去放羊，不到十天，便吵着要回场部，派别人去接替。主要原因是怕寂寞和孤单。因为日夜见不到什么人，只能同羊群厮守在一起，觉得十分单调、枯燥、乏味。而且还要动手做点玉米粥。有一天，何队长对我说：
“赵鑫珊，还是你去东头放羊吧!”
听后，我是满口答应。理由有两点：
(一)脱离革命群众的监督。我喜欢在蓝天底下、大地之上同羊群在一起。这样，可以专心冥想我乐意去思考的事物。――“天文地文人文神文”这个大框架。
我不但不怕孤独，反而热爱天地间的大孤独，根本性的孤独。“世界哲学”需要大孤独，需要大孤独的氛围；需要大孤独来营养；需要山川寂寥、其意萧条来滋补。
人会伤害我，加害我。大自然则不会。
(二)离羊圈20米便是牧羊人小土屋，很简陋，但不丑陋。也不漏。――这点很重要。
我这一住便是六年。两间并排，加起来约28平米。前头那间有灶头，烧开水，煮玉米粥，冬天烧炕取暖。
有电灯，但常停电。我买了一大把蜡烛。没有厕所，到附近林子里去就地解决。左侧有口井，供人畜共用。
最让我满意的是，我拥有两间私密性的房。不久，我便弄到了一张只有三条腿的桌。我用几块砖叠加起来做第四条腿。
可惜，当年我没有相机，也没有想到有必要把这张书桌和整个土屋拍下来，作为留念。
说实话，这个建筑空间和那张破桌在我一生中是重要的。在我的人生之旅中，它是一个大驿站，不仅时间长达六年，而且我在这里经历了不少深刻的事情：
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苏轼《新居》)
是的，在牧羊人小土屋，我只做了一件我最乐意去做的事：
通过做一千多道高等数学习题和二百多道物理习题，我是在“寄我无穷境”。
不做这些习题，“世界哲学”是空洞的；“寄我无穷境”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这样，在“寄我无穷境”的烛光之夜，便是我的幸福时刻。
当年读人文科学的书会遭批斗，因为那是“封资修”的毒草。我只能偷偷地读数学和物理。当然在我的破书桌上也摆了几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几卷和《毛选》。
有一回军宣队的李指导员来羊圈视察，看到我桌上有本《数学分析习题集》(苏联吉米多维奇著)，便说：
“你还在看这种书!”
“我打算将来去中学教数学。像我这种没有改造好的人，只能教教2+3=5，因为2+3=5没有阶级斗争。”
“不，只要有人的地方便有阶级斗争!”
有一年冬天深夜，室外估计是零下15度左右，我突然听到有狼的嚎叫声从远处传来，我抬起了头，侧耳倾听，连忙走出土屋，去查看羊圈的门窗，加倍警惕、预防饿狼来袭击。我知道，前些天附近的沟屯便有三只羊被狼咬死。
狼和羊的故事常常是古老童话和寓言的内容或主题，我有幸亲身经历过。这也是福。回到小土屋，我继续做下列四道习题，狼的嚎叫声随着山谷里的风时有传来。三十多年一晃而过，今天我还记得当年的情景。当时，我便有一种幸福感，尽管物质生活条件极差，一个月几乎见不到菜里头有几颗油星。但精神上是充实的，奋拔的，狂热的。――为数学真理、为自然哲学的最高智慧而狂。“一物能狂便少年。”
林彪出事后，“五七”干校的氛围比较宽松，我在牧人小屋开始读人文科学方面的书，包括英文小说。
1975年1月，我接到上调通知书，回北京原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那天我的心情非常复杂。送我去火车站的小毛驴在牧人土屋旁边的小路上等着，最后我用双手摸了摸那张破桌，看了看桌上剩下的半根蜡烛，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六年来，这简陋的小屋空间收容了我，安顿了我的身心，它无疑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时期之一。六年等于我读了两个研究生院。
（摘自《赵鑫珊自传：我这一生幸福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定价：3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