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生论》的广告词
张中行翁说《顺生论》是他最用力写的一本书。他那时每周二、三、四是住在沙滩人民教育出版社里，写字(书法)而不写作(文章)；周末回北大家里过，有时是三天，有时是四天，基本是用于作文。开始写作《顺生论》，记得约是在一九九一年五月以后，他每周能在家写
我与张中行先生
《顺生论》出版后，我给日本汉学界的老前辈波多野太郎先生寄去一册。太郎回信云：“私思张氏《顺生论》，可谓一部近代社会《论语》。”行翁对此评价尤为得意。后来，我就把这句话，用做了《顺生论》的广告词。顺便说一句，太郎还对我极力称赞过章怡和女史的文章，这是我所会到的，第一个说章文章好的人。
三两肉饼忆香河
去年末往访天津市委副书记刘胜玉同志，聊天时提到了张中行翁。胜玉同志随口就说，张先生是武清人。我听后颇感惊讶。中行翁一九?九年生于河北香河一中产偏下的农家，他出生的村子现今已划归天津武清县，所以说他是武清人也是不错的。我没有想到胜玉同志对中行翁如此了解。不过，中行翁只是在遇到刘炳森的时候，才承认自己算是武清人，因为刘出身武清。他们会面后，行翁很高兴地告诉我，刘炳森来看他了，而且亲自驾车接他出去吃饭，两人认了同乡。刘炳森是二??五年二月十五日殁的，享年只有六十八岁。我回北京后的居所距他家不过百米远，有次在附近的超市碰到他的夫人，由亲属搀扶着出来遛弯儿。刘夫人一身素服，神情呆滞。我没有过去问候，恐怕引起夫人的伤感。刘炳森为桑梓做过许多事，亦为武清引为骄傲。
中行翁却对武清有些对立情绪。他的老家划归武清后，老乡劝他说：“您可要站稳脚跟，不要改变立场。”行翁答说：“不改。”其实，他在老家已经没有太近的亲戚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他连续几年都每年回老家一二次，但仅是在香河县城住上一晚。我没跟他回过香河，只是总听他说起，香河的侯县长很尊重他，每次都要招待他。故乡父母官的款待，令行翁尤感温暖。
为了说明他的故乡的好处，行翁常约我到北海后门对面一家小饭铺去吃他家乡的京东肉饼。那家小铺仅有三四张方桌，且不洁净。行翁却像献宝似的，逢人就向人推荐。他每次去，固定是三两肉饼，一碗小米粥，一两二锅头。有次我大概是饿了，竟吃了八两肉饼，把行翁高兴坏了!此后他再介绍小铺，广告词就是：“靳飞吃了八两肉饼，再努努力，我看一斤没问题!”行翁作有《狐死首丘》，用他的话说，那是他的一篇重要文章。
偏疼《留梦集》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五年一月版《留梦集》，其实是字号为朝阳文化教育书店的书商李之昕兄所为。之昕的母亲是张中行先生教过的学生，之昕的“墨缘斋”书店又是北京最早的张氏著作专卖店，以此渊源，行翁决定将集子交给之昕来印。我手头还存有一封之昕来信：
“几天前先生来电话说，辽宁有报社要介绍《留梦集》，需要文字东西，我立即说‘交靳飞写吧’。先生说‘那当然’。”这句“当然”后面，一是那时老先生身边的这类活儿，基本是由我包揽的；二是他以为在熟人里，我算是懂得他的心思的一位。我所懂得的他的心思，都写进了《留梦集》的新书广告：
“中行先生曾说，假如每本书就如同是自己的一个孩子，那么，《留梦集》是他众多孩子中最为偏爱的一个。为此，中行先生特别邀请范用、张守义两位装帧权威设计版式和封面，出版家亦选上好纸张力求印制精美。应该说，《留梦集》是集中了张氏得意之作的选集，而且是张氏著作中极具收藏价值，也是极应予以重视的版本。”
简单说，《留梦集》虽然没有多少新文章，却是为行翁所偏疼的。付梓前我曾提议印一批毛边本，行翁和之昕皆以为然，所以这又成为张氏著作里唯一有毛边本的一种。我近水楼台先得月，至今还存着几册。书中收文章五十篇，其中有三四篇是与我有关的，特别是那篇《关于美人》。我对行翁说：“成天总是这位是大美人，那位是大美人的，干脆就写篇关于美人的吧。”我又约了徐城北大兄，连我自己亦算一个，凑成了老中青三篇《关于美人》，交给《星光》杂志发表。这原是一时的游戏，未料在这册《留梦集》里，恰做了点睛之笔。
幼儿之教育
张中行翁《说梦楼谈屑》里有篇《幼儿之教育》。文章的题目是罗素用过的，行翁要说的，也是重复与阐释罗素文中的意思：“日积月累，让孩子领悟：他也是常人，只有做好事的自由，没有胡闹的自由。”此文在行翁文章里不算是重要的，可于我个人却有些重要。
文章写于一九九一年。那时北京市教育局办了一份报纸《北京教育报》，调我去负些责任。报纸一周仅一刊，共四版，我管一版要闻与四版副刊。我的兴趣当然是在副刊，文化界的熟朋友们也都来给我捧场，如李铎、韩作黎、蓝天野、牛星丽、王玉书诸位。行翁说：“你编报纸，我哪能袖手旁观啊。”他说着话，就拿给我这篇一千两百字的文章：“这篇跟教育有关。”我说：“够仗义的。平时是不催不写，这次很主动啊。”老先生笑说：“咱们差不多天天见，我要是不主动点儿，你天天来找我要文章，我可受不了。”
我拿了文章随即发稿。哪知此稿到了我的顶头上司常务副总编辑手里，竟遇到麻烦。这位上司找我谈话，提醒我说报纸新创，不好总发熟人的文章。我辩解道，我跟此老固然熟识，但以此老在学界的资历来给我们这样的小报写文章，亦是我报的荣幸。上司默然无语，我也就告退了。待到校样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此文仅剩七百字了，忙去找上司交涉；上司冷笑说：“什么老学者啊!我已经了解过了，他就是人教社一个退休老编辑。给他发了就不错。”我正是年轻气盛之时，听了这话顿时就翻了脸：“我有两点意见，第一是我代表老先生收回文章，不发了；第二，这份工作我不要了，你这种水平不值得我伺候。”我从此就脱离了所谓“体制”，至今再也没有在国内的单位工作过。行翁知道我为此文而辞职的消息，跑到我家来劝我：“不就是一篇文章嘛!你有困难，就退给我不就成了，何必置这个气呢。”我答：“上司的水平是我无法改变的，不出这事，以后也会有别的事。”现在我仍不为当时的决定后悔，可是，想到今天仍然有许多人是冲着种种的“帽子”来看文章，如此的风气，岂是一个两个人辞职所能扭转的呢。更说句得罪人的话，赫赫如《随笔》杂志，起初也退过行翁的稿，并且附了封用平易近人的语气写的信，说希望行翁能“写点儿有意思的文章”。单自文章而言之，不顶着“国学大师”的帽子，行翁的文字大概也就是个退休编辑的投稿吧。
解味翁周汝公
忘记了是哪一年，我去解味翁周汝昌先生家串门的时候，脑子一热，就放大音量替张中行翁喊出几句肺腑之言。我说：“中行先生走红，您有首倡之功!感谢您!”汝公虽然耳沉，这句话却是听清楚了的，我看到他脸上露出笑容。坦诚地讲，我很爱汝公的文雅。以前我们住得很近，只相隔着一条名义叫河的臭沟。黄昏时分，有时在沟边能看到汝公散步，面庞清秀，白发飘飘，衣着整洁，步履因盲而显得格外飘逸。那样的书生风度，时下是见不到的了。
张周二老相识较早。周汝公，才子也。成名早，乃是张伯驹的朋友，在《春游社琐谈》里号称“玉言”；名气大，大到名震庙堂，且至今仍不时成为话题人物。中行翁之得誉则是迟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了。行翁《负暄琐话》印出，汝公率先作文为之介绍，戴上世俗的眼镜来看，这就要算是提携了。朋友间或许不必说过多客气话，但行翁最初的著述，确实从汝公那里得到许多鼓励。他们的交情，记录在行翁《说梦草》里。行翁诗有《拙作负暄琐话重印解味翁再以诗题之即步原韵却寄》云“执笔仍多事，还珠又几人”，这是把汝公视作知己的意思。
但是，至《负暄续话》付梓，行翁却做了篇很特别的文章《得失寸心知》。其缘起是，汝公来信盛赞《汪大娘》，曰：“不遇张中老，谁传汪大娘”，又称“以为此堪压卷，其他即不复读，亦无不可也”。汝公更是“兴之所至”发言，说“《药王庙》一则不及他篇精整，亦乏精彩，可算败笔”。彼时行翁正在“出山”的兴头上，周之兴碰了张之兴，行翁便不客气地对解味翁说了“得失寸心知”的话。
糖火烧的交情
最近迁居京郊的通州，想到四位古人。一位是我不熟的，明末李卓吾，其晚年住在通州，坟在离我不远处的北关。另三位，是我很熟的张中行、新凤霞和刘绍棠。新凤霞，我称她凤阿姨，行翁称她凤大姐；其身世不详，据她说，她的出生地的可能之一是通州。刘绍棠与我的姨夫梁绍成是一生的好友，刘是通州人，又写了一辈子通州。行翁则以通州为第二故乡，他在这里读了六年师范学校。行翁对通州念念不忘的，是大顺斋的糖火烧。大顺斋是清真铺，所做的糖火烧特别讲究，油是本地产的小磨香油，桂花是天津的甜桂花，红糖是产自广西梧州，芝麻酱是细白芝麻所制。上世纪三十年代有名的故事，伊斯兰教徒去朝圣，所带食品在途中都发了霉，只这糖火烧连味道都没变。据说印度总理尼赫鲁来华时，点名要吃大顺斋糖火烧。
行翁在《虚增实减》文中道：“我们老夫妇早点吃的糕点，孩子问买什么样的，必不假思索就答：‘要大顺斋的。’”“还买了赠人，如果是亲手赠，还要以一句话为媵，是：‘这是我的第二故乡通县产的，你尝尝!’”我搬到通州即去寻找大顺斋，心下想着的是，买点糖火烧，用于祭奠这几位的时候。大顺斋是找到了，那里却竟然不卖糖火烧了。绝了。
还记得九十年代初，《民主》杂志要开刘绍棠杂文研讨会，刘希望我代约中行翁。我对中行翁说：“您跟刘绍棠是大顺斋糖火烧的交情。”老爷子遂欣然而往。那天会是在文采阁开的，还吃了饭，同席的有楚庄、叶君健、金开诚诸位。说的话则完全跑题，只说了几句关于刘的杂文的，就转到京戏，转到马上要拆的吉祥戏院，拽都拽不回来。金开诚说，六十年代初正在饿的时候还去吉祥看戏，路过药铺，灵机一动，进去问：“哪种药丸子个大?捡个大的来几丸。”卖药的说：“您得说有什么病啊。”金答：“就是饿。先填饱了再说。”说此话时，大家脸上都是一脸苦笑。这是行翁与刘绍棠唯一的一次会面。
（摘自《沉烟心事牡丹知》，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定价：27.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