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时节，张学良曾经对人说过：
人呀，失败成功不知道，了不起的人一样会有失败。我的一生是失败的。为什么?一事无成两鬓斑。
张学良的政治生涯是不同凡响的。尽管为时很短，满打满算不过十
他的人生道路曲折、复杂，生命历程充满了戏剧性、偶然性，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他的身上充满了难于索解的谜团与悖论，存在着太大的因变参数，甚至蕴涵着某种精神密码；他的一生始终被尊荣与耻辱、得意和失意、成功与失败纠缠着，红黑兼呈，大起大落，一会儿“鹰击长空”，一会儿又“鱼翔浅底”。1930年9月18日，他一纸和平通电，平息了中原大战，迎来了人生第一个辉煌，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然而，时过一年，同是在9月18日这一天，面对日本关东军发动的侵略战争，他束手退让，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辉煌之时，拥重权，居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举国膺扬；落魄时节，蒙羞辱，遭痛骂，背负着“民族罪人”的十字架，为世人所不齿。
他的一生从始至终都与“矛盾”二字交织在一起，可说充满了悖论：
他自认是和平主义者，有志于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但是，命运却偏偏搬了个道岔，厌恶打仗的人竟当上了领兵的上将。他说：
我本来是不想当军人的，想要做一个自由职业者，画画呀，当医生呀什么的，随随便便，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我喜欢跟女人在一块堆儿玩，我想自自由由的。可是，老帅偏偏让我冲锋陷阵。
从政从军，就意味着放弃自我，服从组织，同自由随意搭不上边。挥师临阵，难免在战场上杀人；有时还会滥杀无辜，以达成其政治需要。1926年，名报人邵飘萍因著文抨击奉系军阀军纪太坏，即被他以“取缔宣传赤化”为名，绑赴天桥枪决。同年在内蒙古处理金佛事件中，盛怒之下，枪毙了大批官兵，落下了“嗜杀”之名。包括他断然处决的杨宇霆、常荫槐两位重臣，也是“有可杀之理，而无必杀之罪”的。
他对吸食鸦片原本是深恶痛绝的，主政之后即发布《禁止军人吸食鸦片》令：“查鸦片之害，烈于洪水猛兽，不惟戕身败家，并可弱种病国，尽人皆知，应视为厉阶，岂宜吸食!”孰料，时隔不久，他本人就因忧患缠身，寻求慰藉，以致吸毒成瘾，形销骨立，几于不治。
他访问过日本，结交了一些日本朋友，与法西斯分子本庄繁私交不错；游历过欧洲，对墨索里尼、希特勒推崇备至；可是，却怒斥军国主义，坚决拒绝受日本人操纵，直到多次请缨，最后兵谏逼蒋，誓死要为反法西斯战争献身。
百岁诞辰，张学良夫妇与牧师程嘉禾夫妇合影
他一生憧憬自由，放浪不羁，不愿受丝毫束缚；却身陷囹圄，失去人身自由长达半个多世纪。而绝意拘禁他、发誓“决不放虎”的独裁者，恰恰是他多年矢志效忠、有大恩大德于彼的金兰结拜的“把兄”。
他热爱祖国，眷恋乡土，向往着落叶归根，直到弥留之际，还“乡梦不曾休”；却始终未能还乡一望，在晚年竟然定居海外，埋骨他乡。
……
其实，这也就是命运，亦即人的生命主体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在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生存状态。
“本来是要驰向草原，没曾想却闯入了马厩。”这种动机与效果恰相悖反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性的复杂和机缘的有限。生活在现实中的各色人等，伟人也好，常人也好，都不可能一切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清人胡大川《幻想诗》中有这样两句：“天下诸缘如愿想，人间万事总先知。”既然叫“幻想”，就不可能成为现实。实际上，世间任何人的愿望、追求，都不能不受制于他人，都无法完全摆脱环境的影响。
“人是环境的产物”。在终极的意义上，或者从总体上说，个人的命运是由环境决定的，其中社会环境的作用尤其不容忽视。
对张学良来说，最关键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环境，换句话说，与他关联最密切、影响他整个一生的客观对象，一为他的父亲“东北王”张作霖，一为他的顶头上司蒋介石，一为他的死对头日本侵略者，再就是最后“化敌为友”的共产党与红军。这四个方面决定了他一生的成败、荣辱、得失集于此，功过、是非亦集于此。
父亲为他的起飞铺设下必要的基石，而且，给予他以巨大的、直接的影响。他说：
我是可以做些事，确比一般人容易，这不是我能力过人，是我的机遇好，人家走两步或数步的路，我一步就可以到达。这是我依藉着我父亲的富贵权势。我为什么不凭藉着这个，来献身于社会国家哪?这使我决心抛弃了那安享的公子哥儿生活，走上了为人群服务的途径。
他从小就生活在日本军国主义虎视眈眈、垂涎欲滴的东北，亲历“草根阶层”所遭受的践踏与蹂躏。他从小就痛恨那些气焰嚣张的日本军人、“晃着肩膀、耀武扬威”的鬼子顾问；对于出没沈阳街头、扮演着侵华别动队角色的日本浪人和“穿着浴衣、花枝招展地招摇过市”的东洋荡妇，厌恶至极，视为“社会的疥疮”、民族的耻辱。及长，国恨家仇集于一身，心底深深地埋下了反抗的种子；主政东北伊始，为了摆脱日本对东北的控制，他无视田中内阁的蓄意阻挠，毅然实施东北易帜，他以“我是中国人”这掷地作金石声的壮语，回绝日本特使许愿拥戴他做“满洲王”的诱惑。当他得知族弟张学成阴谋叛国，私通日本时，他大义灭亲，就地枪决。在推行强硬的反日政策的同时，他大力开发建设东北，修铁路，建海港，鼓励官民兴办煤矿、织厂、窑业，开发教育事业。可是，难以理解的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国难当头之际，他却听命于蒋介石，不予抵抗，致使东北大好河山沦于敌手。真是咄咄怪事!
对于蒋介石，他一贯忠心耿耿，惟命是从，“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从东北易帜到调停中原大战，为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东三省沦陷，又代蒋受过，身被恶名；尔后，日军进犯华北，热河失守，为平息全国愤怒浪潮，他又慨然答应蒋介石的要求，交出军权，下野出洋；旅欧归国后，他又把所接受的法西斯主义影响化作实际行动，积极拥戴蒋氏为最高领袖。可是，时隔不久，还是这个张学良，竟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果断地实施兵谏，扣蒋十四天，逼他抗日。这也大大出乎国人的意料。
他同共产党、红军的关系，同样充满了戏剧性。当时，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受到严重削弱，初到地瘠民穷的陕北，困难重重。按照张学良的初衷，他是想要“通过剿共的胜利，取得蒋之信任，从而扩充实力，以便有朝一日，能够打回老家去”。但是，实际接触之后，特别是从损兵折将的深刻教训中认识到，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他们的主张“不但深获我心，而且得到大多数东北军特别是青年军官的赞同，我开始想到，我们的政策失败了。为此，开始与中共及杨虎城接触，以谋求合作，团结抗日”。正所谓“不打不成交”，结果，由拼命追剿的急先锋一变而为患难相扶持的真诚朋友。最后，反戈一击，临潼兵变，强迫蒋介石“放下屠刀”，停止“剿共”计划，挽救了民族危机，帮助了中国革命。这一切同样也是始料所不及的。
张学良的性格特征极其鲜明，属于情绪型、外向型、独立型。正直、善良，果敢、豁达，率真、粗犷，人情味浓，重然诺，讲信义，勇于任事，敢作敢为。在他的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那种胸无城府、无遮拦、无保留、“玻璃人”般的坦诚，有时像个小孩子。而另一面，则不免粗狂，孟浪，轻信，天真，思维简单，容易冲动，而且，我行我素，不计后果。
他说：
我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毁也就毁在“轻信”二字上。要是在西安我不轻信蒋介石的诺言，或者多听一句虎城和周先生的话，今日情形又何至于此!再往前说，“九一八事变”我也轻信了老蒋，刀枪入库，不加抵抗，结果成为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1933年3月，老蒋敌不住国人对他失去国土的追究，诱使我独自承担责任，结果我又轻信了他，下野出国。他算是抓住我这个弱点了，结果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
他说：
我从来不像人家，考虑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地，我不考虑，我就认为这个事我当做，我就做!……孔老夫子的“三思而后行”，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我是“要干就干”，我是个莽撞的军人，从来就不用“考虑”这个字眼。
农村旧时有“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俗谚。张学良的顽皮、捣蛋，无拘无管，“和尚打伞，无发无天”，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可说是从小就养成了。一次，父亲以玩笑口吻对他说：“不喜欢你了!”他立刻扑上前去，把老帅的长袍大襟一把扯了下来。看到村里人跳神、求仙，祈祷、算命，他就当面向人家问难，表示强烈反对。有一回，家里请来了一个巫婆跳大神，他趁大人没注意，故意把西瓜皮投掷在大仙附体的巫婆脚下，使这位大仙摔了个仰面朝天，他却在一旁拍掌大笑，说“你看大仙灵不灵”。闹得最严重的是，帅府设宴请客，筵席上，酒、菜已经摆满，宾主正在举杯称觞，他发现席上没有自己的座位，便钻到桌子底下，猛然用头一顶，登时杯盘满地、酒肉翻飞。
长大以后，更是胆大、冒险，无所顾忌。他说：
我可以把天捅个大窟窿。你让我捅一个，我非得捅两个不可。
我对于中国的传统礼教，接受得不大多。自幼就具有反抗的性格，反抗我的父母，反抗我的老师，甚至反抗我的长官……凡不得于心者，自以为是，辄一意孤行，不顾一切。
在担任东北航空处总办时，他请来教官教他驾驶飞机。这天早晨，他趁教官没有在场，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独自将飞机发动起来，飞向远方。吓得身旁的人惊骇万状，不知所措。正是这种为常人之所不敢为，一意孤行、不计后果的冒险精神，为日后的处理“杨常事件”、发动西安事变，奠定了性格上的基础。
他有一种将生命置之度外的自我牺牲精神，为了得偿夙愿，绝不顾惜一切，包括财产、地位、权力、荣誉直至宝贵的生命。他有一句口头禅：“死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搬个家罢了!”他崇拜英烈，看重名节，有着坚定的信念。有一次，父亲问他，历朝历代最喜欢哪些人物，他说：“我喜欢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丁汝昌。”张作霖听了，十分高兴，情不自禁地双手重重地抓住儿子的肩膀，赞叹道：“好小子，有种!”
当被囚十年届满之日，种种迹象表明，如果他能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对发动西安事变低头认“罪”，违心地承认是上了共产党的当，就有获释的可能。但他坚持真理，不讲假话，绝不肯以出卖人格做政治交易。“我张学良从来不说谎，从不做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事!如果为了自由，无原则地接受三个条件，我还是张学良吗?”自由诚可贵，名节价更高。张学良渴望自由，却不肯牺牲名节而乞怜于蒋介石。结果，又被监禁了四十四年。
这使人想到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由于触犯了雅典人的宗教、伦理观念，陪审法院要对他判刑。按照当时的法律，他可以向法官表白愿意接受一笔罚金，或者请求轻判，处以放逐。可是，他拒绝那样做，因为那样就意味着承认了自己有罪。这种坚定信念、刚直不阿的态度，被认为触犯了法院的尊严。许多陪审员被激怒了，纷纷投票判他以死刑。对此，苏格拉底有个表态发言，说：
我所缺的不是辞令，缺的是厚颜无耻和不肯说你们最爱听的话。你们或许喜欢我哭哭啼啼，说许多可怜话，做许多可怜状。我认为不值得我这样说、这样做，而在他人却是你们所惯闻习见的。
舍生取义、宁死不屈的个性，就这样决定了苏格拉底悲剧的命运。
这里，坚定的信念，闪光的个性，构成了人生的宝贵精神财富，成为人性中最具魅力的东西。纵观历史，“死而不亡”的不朽者，代不乏人，而后人对他们的记忆与称颂，除了辉煌的业绩，往往还包含着独具魅力的个性。大约长处与短处同样鲜明的人，其风格与个性便昭然可见。
张学良是其中的一个显例。
(摘自《张学良人格图谱》，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7月版，定价：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