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所谓靠“笔杆子”吃饭的人有好多种，学者撰写论文，专家发表著作，作家创作作品，诗人成就诗篇，而公文，许多“大手笔”的人是不屑的。
公文作为一种特定的文体，其起源时间可能与国家和文字的产生相伴，与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学相比，其历史渊源之长可能毫不逊色。然而，历史上妇孺皆知的大作家代代
脍炙人口的传世名作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从《三国志》到《古文观止》都有收录，长期入编中学语文教材。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中称此表“志尽文畅”，为“表之英也”，给了很高的评价。宋代著名诗人陆游在《书愤》诗中有“《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的名句，把《出师表》称为是千载无人企及的名世之作，千百年来都无人可以与其相提并论。其实前后《出师表》都是典型的公文。其用途是下级向上级报告――作为臣下的诸葛亮向后主刘禅报告。所用的“表”之称谓，也正是汉代一种规范的公文体例。《后汉书・卷四四・胡广传・注》引《汉杂事》载： “群臣之书，通于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文心雕龙・章表》中介绍其各自的特定用途为：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表是汉代公文中一种特定的文种，与现代的“报告”很有相似之处。被列为儒学经典的“五经”中的《尚书》(又称为《书经》)就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件汇编。《尚书》以记言为主，“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唐・刘知几：《史通・六家》)。书的主要内容，以号令为本，用来宣示王道的正确含义，对臣下发表言论，所以所载录的都是不同种类的公文：“典”是重要的典章制度，“谟”是臣对君的谋划，“训”是君对臣的训诫，“诰”是君对臣的谈话，“誓”是帝王的誓师动员令，“命”是册封命令或君主的某种命辞。所以《尚书》被称为是“政事之纪”，基本上是统治者的讲话记录或文告，用今天的语言来称谓，就是公文，或者可以说成是公文汇编。由此观之，对写作公文绝不可等闲视之。
在我国古代，许多历史上留下了显赫声名的朝廷大员都亲自撰写上呈皇上的奏折或下达黎民的文告，留下了很多传世精品。秦代政治家李斯致秦王[女]政的《谏逐客书》、西汉名臣晁错致汉文帝的《论贵粟疏》、司马相如发布给巴蜀民众的《谕巴蜀檄》、西晋李密致晋武帝司马炎的《陈情表》、唐代名相魏征致唐太宗李世民的《谏太宗十思疏》、海瑞在任淳安知县时发布的《禁馈赠告示》等。这些名篇，从字里行间反映的思想观点和文风气蕴以及写作时的作者境况来考察，如果否认是亲自秉笔，亲历亲为之作，那是难以想象的。在共产党的历史上，从《共产党宣言》的起草人马克思、恩格斯，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到党的各级干部，亲自动手是司空见惯的事。据曾经长期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事速记工作的李琦回忆，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一文，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一次讲话，当时，只带了由自己亲笔起草的讲话提纲，总共只有两页纸，列了八个标题，带着一本《联共党史》，后来形成的《反对党八股》一文，全是靠速记记录下来又进行整理完成的 (《回忆延安时期党的速记工作》，《书摘》2008年第3期) 。毛泽东在当时虽然不是把文章全部写好再去讲，但根据自己拟定的提纲去讲，内容无疑早已成竹在胸，虽然借助了记录进行整理，但与自己亲自动笔已没有根本的区别。我想，后来从提出要打破“秘书专政”的时候起，可能由秘书代笔就已经开始具有一定的苗头甚至普遍性。现在虽然一再提倡领导干部要亲自动笔，但亲自动笔的领导却越来越少。于是写作公文便成为秘书的专责。领导干部为什么总是做不到亲自动手?工作忙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能否认把工作忙作为借口，正如北大教授梁柱所言：“难道我们比毛泽东还要忙吗?”
（摘自《感悟公文写作》，中国税务出版社出版，定价：2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