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高级哺乳动物也会做梦。杰克・伦敦在《野性的呼唤》中创造的那个艺术典型巴克，就是一只会做梦的狗。当它躺在篝火旁打盹时，梦见自己野蛮的祖先，在梦中挣扎吼叫(barked and wresteled with bad dreams)。当然，这只是文学创造，动物究竟有没有和有什么样的梦境，至今恐怕还无法准确地知道。但是，梦肯定是
但是，梦又决不是单纯的神经生理活动，毋宁说，梦是人类独特的文化性精神活动。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弗洛伊德在写作他的传世之作《梦的解析》期间，自己就做了一个梦。当时友人弗里斯寄来一篇关于生理发现的论文，弗洛伊德颇不以为然，认为文字感情色彩过强。夜里他梦见一句话“这显然是以‘娜拉爱克达尔’文风写成的”。这个“娜拉爱克达尔”的怪词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弗洛伊德想起自己刚刚读过一篇批评易卜生的论文，娜拉是易卜生作品《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爱克达尔则是他的另一部戏剧《野鸭》中的人物。那篇批评易卜生的文章正是认为他的剧中的场景感情色彩太强，而这和弗洛伊德对弗里斯文章的评价是一样的。恩格斯也谈到过同样的心理经历。1881年他研究马克思的《数学手稿》，终日沉浸在关于导数和微分的思考中，结果竟做了一个“微分之梦”：“这件事引起了我极大兴趣，以致我不仅考虑了一整天，而且做梦也在考虑它；昨天晚上我梦见我把自己的领扣交给一个青年人去求微分，而他拿着领扣溜掉了。”
噩梦缠身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按弗洛伊德的解释，梦是欲望的满足。在睡梦中，由于自觉意识放松了检查，潜意识中的欲望，乘机闯入意识而成梦，而被压抑的欲望通过梦而得到释放。弗洛伊德因此说：“梦的解释就像一扇窗户，通过它我们可以窥见精神结构的内部……梦看来常有多种含义。它们不仅可能含有并排的几个愿望满足；也可能把一连串的含义与愿望满足互相重叠起来，最底层一个是童年期最早的愿望的满足。”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弗洛伊德所关注的是梦的消极方面，认为梦的内容必然包含那些童年因受到精神戕害而潜藏在意识深处的变态心理以及精神病的心理性病因。弗洛伊德分析了自己的一个梦：他童年时的一个老保姆在梦中被关在衣橱里，出现又很快消失了。经回忆和对母亲的询问，得知自己小时这个保姆偷家里的东西，被哥哥抓住送到法庭。哥哥当时对年幼的弗洛伊德说：“她被关到盒子里去了。”但问题不在这里。在保姆被抓的前一天，母亲曾失踪过，他因此担心哥哥把母亲也关进盒子里。而那时，母亲还生过一个小弟弟，从他一降生，小弗洛伊德就对他充满嫉恨。这个小弟弟只活了六个月就死了，这在弗洛伊德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负罪的种子。至于怕母亲被关进盒子，其本意则是不愿意母亲的“盒子”里再有别的孩子了。
人不光作噩梦，也有美梦、光明梦，甚至有价值连城的“创造之梦”。有机化合物苯由六个四价的碳原子和六个一价的氢原子组成，但这样的组合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式呢?这可难住了化学家们。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日夜苦思不得其解，1865年，他却在梦中豁然开朗，找到了答案。他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但事情进行得不顺利，我的心想着别的事了。我把坐椅转向炉边，进入半睡眠状态。原子在我眼前飞动：长长的队伍，变化多姿，靠近了，连接起来了，一个个扭动着，像蛇一样。看，那是什么?一条蛇咬住了自己尾巴，在我眼前轻蔑地旋转。我从电掣中惊醒。那晚我为这个假说工作了整夜……先生们，让我们学会做梦吧!”在艺术史上这样的美梦更是令人神往。
1714年，意大利音乐家塔蒂尼(Giuseppe Tartini)在梦中遇见一个魔鬼，他用自己的灵魂换取魔鬼演奏一首小提琴曲，觉得魔鬼的演奏真是美妙绝伦。醒来立即将梦中听到的曲子用笔录了下来，但已比梦中之曲大为逊色。这就是有名的小提琴曲《魔鬼的颤音》 (The Devil’s Trill)，在第三乐章中就有这段著名的魔鬼的颤音。无独有偶，美国音乐家罗伦(Ned Rorem)1963年创作了一首动听的交响诗《梦》(A Dream)，他自己解释说：“20年前，一梦醒来，我写了一首诗，题为‘狮子’”。诗稿早已散失，但这场梦至今还清楚地留在记忆中。我在梦中打开了青春的门户，也从中发现了音乐。这是我们时代的音乐：巴赫、肖邦、柴可夫斯基等都已被打入冷宫，瓦雷瑟、米约等人的唱片，拉威尔、斯特拉文斯基等人的探戈却充斥于耳……现在我把这首被遗忘了的诗篇用管弦乐写出来。”
其实，对人来说，除了真正的梦之外，梦更是一种文化符号，是人类精神的隐喻(metaphor)。梦是人类个体生命有限性的象征。人生苦短，如梦如幻，南柯一梦，一枕黄粱。苏子赤壁怀古，慨叹“人生如梦”；诸葛南阳高卧，长吟“大梦谁先觉”。圣哲如孔夫子也曾悲呼：“甚矣，吾衰矣，不复梦见周公。”以梦喻人生，是一种彻悟。多少柔情蜜意，多少灯火楼台，多少繁华绮丽，多少伟烈丰功，转瞬逝去，情何以堪。此情只待成追忆，世如春梦了无痕。视之如梦，也是一种无奈的解脱。曹雪芹叹道：“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于是才“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不过，梦作为隐喻并不都是消极的。梦是理想的象征，是美丽的憧憬，也是对苦难现实的回击。1925年1月28日，处于“大夜弥天”之中的鲁迅，极度孤独，正在进行无望的抗争。但先生心里仍然充满美好的梦想，他于新年之际写下《好的故事》，写自己在现实中进入了梦境：“我在朦胧中，看见了一个好的故事。这故事很美丽，幽雅，有趣。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像一天的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地飞动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七年后的1932年11月1日，《东方杂志》发起《新年的梦想》征文。主编胡愈之在征稿信中说：“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日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梦。”征文结果收到144个人的247个“梦”，其中最多也是最伟大的梦想是“大同世界”。鲁迅虽未参与说梦，但也表示了相当的理解。在《听说梦》中，他就此说道：“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之真。”
确实，梦是人的伟大权利，是梦推动着历史的车轮。古往今来，人类是通过梦想走向进步的。早在古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的儿子伊卡洛斯就曾装上翅膀，飞离克瑞特，因飞得太靠近太阳，翅膀的蜡融化，坠海而死。像鸟儿一样在天空自由飞翔，是人类多少代人的梦想。1905年6月，威尔伯・莱特和奥维尔・莱特兄弟终于驾驶“飞鸟3型”双翼飞机飞上了天空。中国自古就有嫦娥奔月的美丽神话，飞向广寒是一个美丽的梦。1969年7月21日，格林威治时间3时51分，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指令长尼尔・阿姆斯特朗爬出舱门，4时零7分踏上月球表面，人类登月之梦终于变成了现实。我国已实施的登月计划以“嫦娥”冠名，正是用来表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美丽梦想。梦与现实并非永远不能契合的两条曲线，推进文明进步的历史巨人都是梦想家，梦是一切惊天动地的行动的起点。当今时代，物质文明的进步使人耽迷眼下的感官享受，人类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无梦的时代。倘真如此，那只能是这个时代的悲哀。李泽厚在《世纪新梦》中说：“没有梦想没有意义没有魂灵的欢乐，还会是一种人的欢乐吗……尽管梦中有痛苦，有紧张，有恐怖，但也毕竟有希冀，有愿欲，有追求。”梦是人类面向未来的存在方式。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吟道，“我欲因之梦吴越”，所梦有限；毛泽东推而及之曰，“我欲因之梦寥廓”，梦接无限。人是诗意的存在物，人不能无梦，梦是人的类本质。
梦比真实更真实。
（摘自《孤鹜落霞》，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11月版，定价：3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