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 思 主编
唐家岭是海淀区最靠边的一个村子，从这里看不出任何京都的气息，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由于环城带地区交通便捷，生活成本低廉，可开发利用的土地相对较多，开发建设速度加快，就业、创业机会亦相对较多，加之这个地区大量合法和违法建设的出租房屋，使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
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来能够保持相对稳定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有一个比较通畅的下层社会向上层社会的流动机制，即自隋唐开创的科举制。每年，数以万计的莘莘学子通过这条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科举制给所有读书人一个以通过科考而非钱财、出身、关系、背景改变自己命运（学而优则仕）的通道。但当今时代，在这权力和人情社会，越是“苦读”的平民家庭出身的孩子，机会可能越少。许多靠近权力的机关和垄断行业里，越来越没有平民和贫苦人家孩子的缘分。父辈的权力和“人脉”，会以某种方式“世袭”。这种情况在“蚁族”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根据我们的调查显示，“蚁族”大多来自农村和县级市，家庭收入较低，他们的父母处于社会中下层。对于“蚁族”成员来说，他们从小被灌输的是好好学习，将来考取大学，从而改变自己的人生。十年寒窗考上大学后，他们仍然为了今后能找到一个好工作而努力学习。但毕业时他们却发现，由于自己没有“硬”关系，只能又回到“村”里。当他们梦想破灭的那一刻，他们会将人生中的种种不如意，归因于整个社会，从而使自己和社会对立起来。可以想象，长此以往，必将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
从名称可以看出，该群体具有三个典型特征：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
该群体是大学毕业生群体，即该群体成员均接受过高等教育。群体年龄主要集中在22～29岁之间，以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为主，“ 80后”占到调查总数的95.3%。
该群体是低收入群体，群体中大多数人从事简单的技术类和服务类工作，以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为主。群体中甚至有的完全处于失业状态，全靠家里接济度日。该群体月均收入为1956元，既大大低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也低于大学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平均工资，因而可将其定位为低收入群体。
该群体呈现出聚居的生活状态。该群体主要聚居于人均月租金377元，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已经形成了一个个聚居区域――“聚居村”。
这一群体的人数到底有多少，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以上。此外，上海、武汉、广州、西安等大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
大学毕业生“聚居村”
“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名称虽然一目了然，但文字过长，不便于记忆。因此，我们采用“蚁族”来命名该群体，不仅指代简单准确，而且抓住了这一群体的本质特征。
大学毕业生 “聚居村”，又称为“蚁域”。它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自然村行政单位，而是指一定行政辖区范围内出租屋相对集中，且房屋出租对象主要为刚毕业大学生的聚居区域。“聚居村”住宿条件简陋，已经形成了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低层级衍生经济圈。无照经营的小餐馆、小发廊、小作坊、小诊所、小网吧、成人用品店和低档娱乐场所等各类经营门店大量集中且无序增加，入室盗窃、抢劫斗殴等刑事案件频发，生活状态堪忧。
大学毕业生“聚居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也是城市管理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难点问题。
产生的原因
（1）大城市的吸引力。根据社会学家芒福德的观点，大城市就像是一个磁体，吸引着数以万计的人才和各种资源汇集到一起，特别是大城市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城市的魅力和吸引力也在不断增强。另外，由于我国户籍制度的客观影响，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大学生都倾向于留在城市工作，这无疑更加剧了大城市的磁体效应。以北京为例，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后，在其巨大的吸引力感召下，京内外的大学毕业生普遍认为在北京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而去外地工作则会增加发展风险，因此更愿意在北京工作。
（2）我国就业形势的变化。2003年初，当时我国首批扩招大学生进入社会，与下岗再就业职工和民工潮汇聚成就业洪峰，造成我国就业压力空前增大。此后，我国大学毕业生人数便连年增加，2004年为280万，2005年为338万，2007年为485万，到2008年达到599万人。据中国社科院《社会蓝皮书》统计，2009年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将在2008年599万的基础上再增加50万左右，达到650万人。而与此同时，我国社会正经历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在我国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必然出现大学毕业生滞留现象。
（3）大学生择业观的相对滞后。1998年开始的大学扩招，使我国大学入学率在短短七八年内达到了21%，到2020年，我国将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0％的目标，按照国际标准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因此这也必然要求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让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进入普通劳动者的行列。但是很多学生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转变。“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
（4）房租低廉、交通便利是“蚁族”形成的客观原因。课题组在“蚁族”聚居较多的昌平区沙河镇调查了解到，该村农业转制基地于2006年10月建设完毕，盖有大量房屋，其主要建筑面积20平方米，一室带厨房、厕所，建成后便在互联网上发布出租房信息，房租为200元左右/月，交通相对便利。
（5）追求群体间的认同是“蚁族”形成的主观原因。大学毕业生刚刚步入社会，熟悉的人群能给其以较大的安全感。因此，他们往往在毕业前夕和师兄师姐联系，希望与他们居住在同一区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聚居村”。这时的“聚居村”就像一个相对熟悉的港湾，毕业生那疲惫的航船要在港湾中抛锚、躲避。许多“蚁族”成员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圈和交往圈，圈子里的人大都是自己的同学或老乡。
（6）对独立生活状态的追求，导致了少量在校生选择在“聚居村”居住。其中，有些在校大学生是出于性格缺陷而在“聚居村”居住。这部分学生或者不善于处理同学关系，或者不习惯集体生活。选择在校外租房居住，既清静又省事。还有些在校大学生是与恋人同居，营造“二人世界”而选择在“聚居村”居住。
心理状况
（1） “蚁族”目前正处于身体状态最好的年龄段，自我效能感较强，导致躯体化、恐怖等分值较低。同时，“蚁族”正处于从校园人到社会人的转变期，社会支持与生活事件对“蚁族”的影响相对较大，导致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敌对和焦虑症状等均分相对较高。与全国成人常模比较后发现，“蚁族”在强迫、抑郁、敌对、人际关系敏感、焦虑、偏执、精神病性等因子上均分高于正常成人值，显示“蚁族”心理状况呈现亚健康水平，心理问题不容乐观。
（2）“蚁族”的工作非常不稳定，许多人都在不停地换工作以追求更好的职位。工作的频繁更换使他们长久保持在一种高唤醒水平状态，对各种学习信息及招聘信息的高需求导致他们对信息非常敏感，从而使他们有规律、强迫地关注某些问题，这可能成为强迫因子分较高的原因之一。同时，他们的收入相对较低，各种社会福利和保障都相对缺乏，这样的状况会造成高焦虑且相对比较敏感的现状。此外，“蚁族”敌对因子得分也偏高，可能是以下原因所致：（a）“蚁族”刚踏入社会，感觉到社会的现实与书本中、自己想象中不相符，难免就会对社会不满，对各种政策各种社会事实带着潜意识的抗拒； （b）“蚁族”大学时是“天之骄子”，但随着高校招生规模逐年扩大，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蚁族”的失落感骤然增强，这种失落感会令“蚁族”的认知和情感趋向负面。
（3）“蚁族”完美主义人格倾向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自我期望较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极高的成就；所定下的目标远远高于周围人群；比较倾向于理想主义。“蚁族”主要是毕业五年内的大学生，刚接触社会，处于为梦想奋斗的初期。尽管“聚居村”的条件艰苦，但他们拥有着较高的目标和期望，仍然愿意留在这里为自己的理想和未来拼搏。这样的心理状态和人格倾向，使得个体在奋斗过程中当期望与现实产生巨大差异时，在心理层面极易产生相对剥夺感，而这种剥夺感会影响到个体的身心健康状况，出现焦虑、抑郁情绪或敌对感等。
在目前的社会现状和背景下，“蚁族”很难在短期内实现他们的理想和愿望，他们会在持续的挫折感中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而“蚁族”聚居生活的状态，很可能会使这样的认识和情绪广泛传播，形成群体认同。如果没有合理的宣泄途径，将会对该群体自身和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4）“蚁族”的个人社会政治控制感高于一般大众水平，即“蚁族”的社会政治态度比一般大众激进或偏激，这与该群体认为自身政治地位较低和对自身民主权利不满意有密切关联。此外，近几年来，我国大学毕业生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不稳定的工作状况导致“蚁族”生活窘迫，人生发展的各个方面都与预期相差较远，这使得他们感受到较为强烈的挫折感。
（5）在生活满意度方面， 对经济收入最不满意，对人际交往最满意。“蚁族”抱怨最多的是经济收入、社会福利，职业声望等，有高达74.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目前的收入与其预期不相符，与此同时，他们对人际交往的满意度较高。
对生活的预期乐观，但对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不抱以信心。79.2%的受访者都乐观地认为未来三年内的总体生活状况会有所改善。但是对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这两方面，大多数受访者（政治地位：55.9%，民主权利：51.3%）则不抱以乐观预期，认为不会有多大改善。
（6）在应对方式上，“蚁族”选择最多的是网络曝光和媒体曝光。“蚁族”作为“80后”社会群体，其对网络的熟练程度是整个社会中最高的一个群体，其在利益表达时会自然而然地利用网络这一工具来进行，从网络上汲取信息然后经过个人加工后再反馈到网络空间中去。2008年网络舆论威力已然显现，作为“草根力量”登上舞台象征的“烟照门”、“考察门”、“六个警察打死一个人”以及2009年的“躲猫猫”事件等也给“蚁族”运用网络手段表达自身利益以很大的想象空间。
目前该群体的应对方式需要引起重视。应对方式是个体面临应激情景时为减少压力或伤害而做出的认知或行为努力，是个体面临挫折和压力时应激性的反应。现今“蚁族”正处于高就业压力和高期望值导致的挫败感之中，如果这种挫败感得不到适宜的调节或合理的归因，很容易导致该群体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因此，应当重视调适“蚁族”的挫折心理，引导他们对目前的挫折进行合理归因，从而保证社会的安定和谐。
综上所述，“蚁族”的总体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消极完美主义特质明显，大多数人对生活状态不满意，社会支持较低，社会政治控制力相对较高，且个体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心理层面的相对剥夺感。这与该群体目前面临的较高的生存压力，频繁更换工作或找不到自己理想工作的现状是密切相关的。尤其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严峻的就业形势及压力，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冲击着他们的内心。因此，应当对“蚁族”心理健康状况给予高度重视。
（摘自《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定价：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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