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诗坛风云变幻，新人辈出，但大多是过眼云烟，领得三五天风骚后便无影无踪。我曾经对诗人影响力的大小进行量化，结果发现，能够被人记住五首者寥寥无几，大约也只有北岛、于坚、西川、伊沙、海子、韩东、欧阳江河、王家新等少数几个。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上面这份名单堪称“大师级”人物了。
“大师
有的诗人才华横溢，但充其量只能称为“聪明”，而西川的聪明接近了智慧，他的诗不仅仅是诗，还是文化和思想。渊博的学识和雍容的风度构成了西川与其他诗人迥异的面貌，使其披上了“博尔赫斯式图书馆馆长”的色彩。
一
1982年10月，西川第一次读到北岛等人编印的《今天》杂志，深为喜爱。同月，他加入北大“五四文学社”，开始了现代诗创作，还由此认识了骆一禾。1983年春天，西川又通过“五四文学社”诗歌组组长沈群而结识了海子。后来，“北大三剑客”的名声响彻全国，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1984年4月，北大举行第二届未名湖诗歌朗诵会，西川报名参加，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波折。对这段经历，西川曾进行过风趣而详细的回顾：“我去报名的时候，中文系的张颐武不许我登台，他说我有不良情调。张颐武当时是研究山药蛋派的，而且是五四文学社的一个类似评委的小头目，最后社长还是让我上了台。”
这次朗诵，西川一炮打响，获得了创作一等奖，朗诵二等奖。会后，贺敬之和柯岩的儿子、北大八零级学生贺小雷要走了他的《秋声》，但贺敬之夫妇读后，认为写得很混乱，便叫儿子退回给西川。这首诗除了被老木收录进《新诗潮诗集》中，再没有正式发表过。
同年11月，西川参加第三届未名湖诗歌朗诵会，朗诵自己创作的《人说……》，再次获得创作一等奖，朗诵二等奖。
有了如此良好的开端，西川对于写作已经欲罢不能了。北大32楼前有一个咖啡馆，每天晚上，宿舍里的同学熄灯入睡后，西川就赶到咖啡馆里写诗。二百余行的长诗《雨季》就是1985年三四月间在咖啡馆里写出来的。这首诗被担任《十月》杂志编辑的骆一禾拿去发表在该刊1987年第一期上，并获得了当年度“十月文学奖”的诗歌奖。
《雨季》给西川带来了不小的荣誉，也带来了不少麻烦。一时之间，各种怪人闻风而至。在《疯子・骗子・傻子》一文中，西川记录了许多趣事。
“圣诞树被人砍走了!”某个中午，一个自称是西安诗人丁当的二十多岁男青年迈进了西川的家门，第一句话就把西川弄得晕头转向。西川便留他吃饭。这家伙吃饭非常利索，而且爱惜粮食，吃完后伸出舌头把碗舔了个干净。
更让西川惊讶的在后头：对方用舔过的饭碗盛满开水，兑点酱油喝了一口，赞一声“鲜”，然后把碗端到西川面前，问他要不要尝尝。这一举动，让西川感觉自己似乎不像个真正的诗人。
临走时，西川送了一册《倾向》杂志给他。他收下《倾向》，又问西川要照片，说要带回西安让朋友们看看西川长什么样。西川只好找了一张照片给他。
没过几天，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给西川打来电话，说他们扣住一个自称是诗人陈东东的骗子，那骗子有西川的照片，还拿出一首刊登在《倾向》上的诗证明他的身份。偏巧西川也送过一本《倾向》，几个证据对照，这个假丁当、假陈东东当场露馅。看在此人也算文学青年的份上，大学生们没有难为他，将《倾向》和照片没收之后便把他放了。
也许是因为诗人单纯、好客，像这样冒充诗人招摇撞骗的事时常发生。一天晚上，骆一禾接到云南《滇池》编辑米思及的电话，询问西川是否在云南，因为编辑部来了一个自称西川的人。骆一禾赶紧告诉米思及，西川在北京，没有去云南。最有趣的是，一个骗子以诗人陈东东的名义“云游”到了内蒙，在和当地一个女孩发生了一段或浅或深的故事后，留下了陈东东的地址。有一天陈东东接到了这个女孩子的信：“东东你还记得那天我冒着大雨送你上火车的情景吗?”
除了诗坛骗子，有一个可爱的傻子也让西川记忆深刻。80年代后期，西川和唐晓渡一起参加了北京的一个改稿会。讲座结束后，一个面容姣好的山西女人拿着几首诗向西川请教，又问西川要了地址。在离开前，这个女人掏出一个钥匙链送给西川。半年以后，西川忽然收到这个女人的信，上面写着：“本女王现诏你进山西，封你为伯爵。”西川把信的内容讲给唐晓渡听，唐晓渡说，他也收到了这女人内容相同的信。西川提起半年前这女人曾给他送过钥匙链，唐晓渡说这个女人当时也送了他一个钥匙链。于是两个“伯爵”大笑不止。
其实，当时的西川也有点“疯”和“傻”。1988年9月，“十月文学奖”在北京复兴饭店举行颁奖典礼，西川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工作服去参加，被饭店门卫拦住不让进。西川很认真地对门卫说：“这个会，那些穿得衣冠楚楚的都是来看的。我，是来领奖的。”
二
1985年6月，西川从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进行过一次漫长的旅行。先是随北大“智力支甘服务团”赴甘肃兰州、酒泉帮助当地培训英语师资一个月，然后赴嘉峪关、敦煌，青海西宁、哈尔盖。此间新华社同意接收西川，于是西川在8月份返京，到新华社国际部报到。没几天，便作为新华社实习记者赴山西太原，然后旅及五台山、运城，陕西米脂、绥德，河南洛阳、登封，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四川成都等地，历时半年，整个行程超过三万里。
在去青海之前，西川与几个同学打定主意要去看青海湖。他们在地图上发现青海湖离一个叫哈尔盖的地方很近，谁料到，下了火车，才发现四处空空荡荡，只有几个揣着刀子的藏人在站台上游荡。在当地人的提醒下，西川一行找到了驻扎在那里的部队。第二天，在部队一个连长的帮助下，西川等人坐上了去青海湖的卡车。
我们的车在荒原上开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上了一个高坡之后，青海湖突然展现在我们眼前，大鸟像飞机一样在头顶盘旋，那种感觉真是太好了。从青海湖回来，我们住到火车站旁边的一家小旅店里，夜里我出来，抬头一看，又傻了眼：满天的星斗啊!世界上除了大地就是星空，和这个小火车站，然后我就写了《在哈尔盖仰望星空》。
正如西川所说，那一趟旅程对他“太重要了，完全是做了一次自我教育，眼界一下子就开阔了，我开始了解不同人的生活，体会到贫穷，还有贫穷本身蕴涵的生命力。我意识到我要摆脱学生腔，写作必须容纳地平线”。而西川的诗歌，也是从《在哈尔盖仰望星空》之后逐渐走向成熟的。甚至有一些诗人认为西川80年代的作品在质量上要高于90年代以后，因为它们简洁而机智，不像90年代以后那么纷繁，那么“学者化”。
事实上，西川也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表示“不喜欢”早期的作品，另一方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又不无得意地说：“有人知道德令哈，是因为读了海子的《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有人知道哈尔盖，是因为我写了《在哈尔盖仰望星空》。”这样看来，西川“不喜欢早期的作品”不过是谦虚之辞而已。
三
写西川，不能不提及海子和骆一禾。近二十年来，西川默默地整理了亡友的大量作品，为出版他们的著作奔波劳碌，呕心沥血。
曾有人认为西川后来赢得大名，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海子与骆一禾。事实并非如此。尽管骆一禾比西川年长，但他和西川的创作一直是并列的，西川甚至比骆一禾早一年参加“青春诗会”。而海子在世时，西川无论从发表作品的数量、获奖档次还是在诗坛上的影响，都遥遥领先。西川的《体验》、《在哈尔盖仰望星空》等名作的创作和发表时间，也要早于海子的大多数代表作。而且，很少人意识到西川对海子的影响。
海子的诗歌《秋天的祖国》有一句“秋雷隐隐，圣火燎烈”，这个“圣火燎烈”是海子从西川的诗歌《雨季》中借用的。即使是在后期，几个朋友之间仍然密切地关注对方的写作，海子的长诗《太阳・弑》中有一段《摘棉花谣》，就得自于西川，而这首诗的标题，则得自于骆一禾――海子的原作标题为《太阳・弑君》，在骆一禾的建议下把“君”字删去。由此，也可以看出“三剑客”相互扶持与帮助的友情。
1989年3月26日，海子卧轨自杀，骆一禾和西川在巨大的悲痛中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处理善后事宜，为海子募捐，整理海子的作品……同年5月14日凌晨，骆一禾因劳碌过度，触发隐疾，在天安门广场突然昏迷，5月31日下午1点31分，在北京天坛医院因脑血管突发大面积出血而去世，年仅28岁。而在他昏迷前一天晚上，他刚刚写完纪念海子的文章《海子生涯》。
三个月内，西川连续失去两位挚友，“三剑客”仅余其一，这一打击之巨大可想而知。多年以后，西川谈起海子和骆一禾，仍充满感伤与怀念。他的工作，也从最初整理和联系出版海子作品增加为整理和联系出版海子和骆一禾的作品，以及处理一系列与两位挚友身后相关的事情。现在我们看到了，西川没有辜负人们的厚望，他不仅全力促成了《海子的诗》、《海子诗全编》、《海子诗全集》、《骆一禾诗全编》等书的出版，也正是挚友的去世，让西川对生活与生命有了更深刻的洞察，他的诗歌不再单纯，而是走向了丰富与复杂。
海子去世后，西川接待了大量来访者，其中有好几个想写《海子传》。但经过接触，西川发现这些人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关心自己胜于关心海子，他们错把海子当成了他们自我幻觉的载体，因此西川对他们十分反感。在西川看来，这些所谓的“崇拜者”是在败坏诗歌的名声，正是这些人使诗人成为世人嘲笑的对象。
一天，一个山东青年找到西川，说要写《海子传》。西川一看他的名片上印着“我是宇宙的大门，我是天地间惟一的沟通者”两行字，就心存疑虑。这个海子崇拜者问西川练不练气功。西川说不练。“不练气功你怎么能理解海子?”山东人说。西川回敬了一句：“我对海子的理解至少比你多。”山东人很不高兴地说：“要不是看在海子的份上，我非揍你一顿!”西川哭笑不得，说，如果你看不到我头上在冒紫气，你就动手吧。“他被我说蒙了，忽然意识到他功力不够，因为他看不到我头上的紫气。于是他缓和下来，又回到气功与诗歌写作的话题。‘不练气功你就不可能参悟宇宙天地。’他说。‘那么看来爱因斯坦也是个气功修练者，不知他练的是哪门功?’听我此言，他转身摔门而去。”
在新华社工作，由于媒体人和诗人的双重身份，西川对诗歌创作以及生活的本质有了深刻理解。诗人身份使本职工作不再枯燥，而媒体人的身份，又无形中纠正了诗人身上的某种偏颇，这也许是在很多诗人都走向偏激和疯狂之后，西川仍一直能够保持开阔和理智的原因。
1993年6月，西川调到中央美术学院工作。西川曾在《水渍》一书的后记里透露过他离开新华社的原因：“最简单的一个就是海明威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搞文学，那么你应该受到过新闻训练，但是新闻训练的年头不能超过九年’。”那个时候，西川在新华社正好工作了八年半，所以他想换个单位。
拿海明威的话来说事，自然有玩笑的成分，在我看来，西川是意识到了新闻工作的思维模式和文学的内在要求有冲突，才决定调到高校工作。调到高校之后，西川那些天马行空的长诗纷至沓来，不知道是不是高校的环境让习惯了新闻工作的诗人感到空前解放的缘故。而此前他的作品除了《致敬》等一两首长诗，其余的基本上都是比较严谨的短诗。
仅就著作的出版而言，1997年是西川最为辉煌的一年。这一年的前八个月，西川出版了五本诗文集和由他编选的《海子诗全编》，差不多每月一本。在后来的十多年中，每隔两三年，西川都会有著作出版，但再也没有发生过一年出版六本书的奇迹了。
（摘自《读库0905》，新星出版社2009年10月版，定价：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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