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亦代先生的《悔余日录》在多年前出版时，并没有引起读者的注意，现在拿来一读，发现书中蕴藏着冯先生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据说，此书是冯亦代先生主动要求出版的，一个老人在即将走到自己生命尽头时,愿意把自己一段隐蔽的经历公诸于众。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一个人的生活道路不可能笔直又笔直，不可能不犯错误，
把一些高级统战对象打成了“右派分子”，他们心里究竟服不服，还会不会进行新的破坏活动，这是令人不放心的事。必须随时掌握他们的动向。这样，就有必要在一些大右派身边安插耳目。已经知道的一例是冯亦代。他是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副主任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又是民盟北京市委的副秘书长和北京市的人大代表。1957年7月30日《人民日报》上以《冯亦代阴谋篡夺外文出版社》为题刊出长篇材料，宣布已经将他划为“右派分子”。
冯亦代留下了一本独一无二的著作《悔余日录》。这是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以悔恨的心情写的一本日记，其时间从1958年7月15日开始，到1962年4月18日为止，将近四年。下面，我们将要摘引这本日记中的一些材料。在引文后面的括号里用六个阿拉伯数字表示日期，例如(590128)就是1959年1月28日的意思。从这本日记中可以看到，作者在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痛悔自己的“右派罪行”，真诚地认罪悔罪，决心改造自己，立功赎罪，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做人。例如，日记中说：
我衷心感谢党给我的援救，没有这次反右，我的发展如何，不能预料，但自绝于人民一途则是有其必然性的，因为参加革命以来不努力改造自己，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罪恶之被揭露是迟早间事，越迟危害越大，后果更不堪设想了，现在悬崖勒马，及早回头，真是祸中得福。(580731)
我深自痛恨去年的向党疯狂进攻，从而自绝于人民。我今日所得的处理完全是咎由自取。另一方面，我还是感激党的，因为党给我的宽大处理，使我还能在工作中向人民赎罪，因此我应该抓紧这个机会，好好工作。(580818)
当时《北京日报》社论《共产党员应有什么样的志愿》发出了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号召。冯亦代把社论中的一段话抄在日记本上，“以帮助我的随时反省”。在这一年的除夕，他在日记中自励说：
亦代，努力呀，又是一年了，你赎了多少罪?你立场改变了多少?你自我改造了多少?必须永远保持住党给你的清醒的头脑，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跟着党走，做党的驯服的工具，为人民真正地忠实地服务。(581231)
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基础，冯亦代就被招募为秘密保卫工作者了。“反右”之前，他已经是一个知名的文化人，划右之后，他就正好以这个身份在上层“右派分子”中活动，以帮助有关方面随时了解这些“右派”头面人物的思想、言论、交往和行动。他最重要的工作对象是章伯钧。他在日记里详细地记载了他被安插到章伯钧家里卧底的事。在他这本日记中出现的右派分子，有章伯钧、李健生夫妇，有罗隆基、叶笃义、费孝通、潘光旦、浦熙修、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储安平、丁聪、吴祖光、黄苗子、董乐山、刘王立明、陶大镛、李景汉、吴景超、张志和、谭惕吾、钱端升等等许多人。而他的重点对象是住在地安门的章伯钧。
除了章伯钧、李健生夫妇之外，他还有“几个对象”(601130)，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对象，就是住在大佛寺的刘某。他原来并不认识这刘某，于是给他创造条件，将他们两个人同时安排到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而且安排住在同一间房。他在日记里记下到社会主义学院报到的事：“到校时已十时，报到手续很简单，就是写一个名字。我分配在第八组，组里大都是民盟的成员，住在27号，和刘同室，他已先搬来，可惜人不在，否则倒可以先识庐山真面目了。”(600508)
可想而知，冯亦代必定利用这“同学”的机会努力去接近他，果然同他交上了“朋友”。以后就经常去大佛寺登门拜访了。这刘某大约也把他看做知己，多次请他到大同酒家吃饭。
不知道这刘某是个什么人。看他被安排到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应该是一位有一定档次的比较高层的统战人士吧。冯亦代原来并不认识他，可知他不会是文化界的头面人物。他或者是个旧官吏、旧军人吧。可想而知的是，对他很不放心，设法在他身边安上个耳目。冯亦代接受了这任务，就常去他家了。日记：“16日晚和刘夫妇在大同酒家吃晚饭，18日晚与刘夫妇去莫斯科餐厅吃晚饭。”(600320)“上午去大佛寺看刘某。同至大同酒家午饭。”(600827)“上午找刘某，同去北海画舫斋看北京市第四届书法篆刻展览会，好字无多，郭老的字越写越怪了。中午与老刘同志通了一个电话。下午再找刘某，和他家人在大同酒家吃晚饭。九时回。”(600831)中午他将上午谈话的内容向领导上汇报了，领导上很感兴趣。要求再作一些补充，于是他下午又去找刘某了。谈话回来，连夜写成书面材料，第二天就“清晨送了封信给老刘。”(600901)“晚上去大佛寺看刘某，谈了一个多钟头，他谈不出什么来，还是那里去吃一顿的老一套。如何深入下去呢?应该更好地考虑考虑。”(601028)“去大佛寺找刘某。后又去二道栅栏。”(601107)他是去该地汇报刚才谈话的内容吧。“下午去看刘某，他又吐血了，这老头儿这样吐下去可不是事情!我对于自己工作进行缓慢感到心焦。”(610518)“晚八时去看老刘，对于工作他提出了一些意见，认为应该在家里所给的范围内，灵活运用，其次则是对一些人如刘某就必须提高警惕，见缝插针，一直追下去，他也给了具体的指标，要在三季度内完成LL的方面。”(610726)看来领导上要求他从刘某那里挖掘出某项材料的任务还很不容易完成。
至于冯亦代在章伯钧家的工作看来是很有成效的。章诒和在《卧底》一文中说了冯亦代是怎样走进他们家的：
冯亦代是母亲(李健生)在民盟北京市委一起共事的朋友，与父亲并无往来。反右刚结束，大概是一九五八年的春季，在民盟市委的一次学习会上，母亲见他一个人呆在旮旯儿，无人理睬，很可怜。散会后，二人一前一后走出西四羊肉胡同。母亲快步走近他，问：“亦代，你好吗?”
冯亦代说：“李大姐，我能好到哪里去呢?”
母亲又问：“安娜呢?”
他答道：“忙自己的事，她又不是右派。”
那落寞的神情，让母亲很同情，分手时对他说：“亦代，有空来家坐坐，伯老(指章伯钧)欢迎你。”
回到家中，母亲把冯亦代的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说：“好呀，请他来呀。”
他很快便来了，不仅章伯钧欢迎他，全家都欢迎他。
冯亦代就这样走进了章伯钧的家。大约也就是在这前后，他被招募到章伯钧家作卧底了。从这本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和章伯钧一家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例如：“十时半到了章家。一直到三时半才离开，看了他的日本画的收藏，都是复制品，但印刷是十分精致的。他收藏了一本歌德的《浮士德》，是19世纪印刷的，所有的插版，都是腐蚀铜版印的，画得十分朴素，但刻工十分精细，看了使人爱不释手。”(590321)可以想见，这天他是在章家共进午餐之后，又一同欣赏主人珍贵的藏品。又如：“接到章的电话，上他家去吃午饭，二时回。”(590504)“上午十时去章家，一直坐到五时才回来，中间还在沙发上打了一个多钟点的午睡，真是奇怪的生活。”(590509) “下午去地安门(指章伯钧李健生家)，即在章家吃晚饭，借得一百二十回《水浒传》下册回，并归还刻本《随园诗话》一部。”(600927)“晚上李(健生)章(伯钧)请看北昆剧院的《吴越春秋》，并不如我理想的好。”(610506) “晚去李(健生)章(伯钧)处喝蛤蚧酒，这是好酒，一杯下肚周身发热。”(611224)
想来冯亦代也得说一些章伯钧愿意听的话，才好去吃饭、喝酒、看戏、借书。可是心里对章的敌意是很深的。例如，他和章同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时候。他在日记中说：章“见了我寒暄一番。说‘都怪我没有领导好，使你们出了偏差’，还是当时副主席的派头!”(581216)“下午去章家，听了一下午的废话。”(590218)“晚上去章家，听他的废话，到十时半才回家。”(590424)“上午十一时去章家，一直到下午五时才回来。我真讨厌他的资产阶级面目，但为了工作，我必须处理得好，同时这也是给我的反面教材，对我改造有好处。立场党性就是在这种方面得到考验。”(600126)“晚去地安门，瞎谈一气。”(600902)
对其他一些“右派分子”，冯亦代也是敌视和鄙视的。日记中说：罗隆基是个“资产阶级右派的典型代表人物”(581213)。“谭惕吾这一类的预备带着花岗岩脑子进坟墓的人”(590204)“张志和很糟，他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没有区别清楚。老油子是做不得的，对自己没有好处。”(590223)李景汉“一脑子资产阶级的教养阻碍了他，虽说是社会问题的所谓调查专家，那真是钻在云雾里看人间，若有所得，实则莫名其妙。”(590303)“下午看了李景汉，关于他写的那本北京附近农村调查，我提出了意见，全书的基本立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所谓超阶级的客观主义立场，事实上就是反动的立场。不用阶级分析，不提党的领导，抽象赞扬社会主义制度，却在缺点方面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实质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590323)
他每次从章家出来，都把谈话的内容写出来，立刻汇报。困难的是对象漫无条理的瞎谈又不能当场作记录，事后的追记，又怕记不清楚。他日记中说：“下午去章家，遇到陈铭德，谈了一下午才回来，写了封信给老彭。必须练习自己的记忆力，而且在记忆言语中能够有所分辨，这是做好工作的关键。”(590210)“从上午九时半出门，十时到达，一直到下午，全在章家，听他谈话，要记住这些话真困难，是前后不连贯。但也有一根无形的条，那就是不满意。但不是那么明显的。”(590303)这也真难为他了。幸亏他是个长于驱遣文字的著名作家，任务还是很好地完成了，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这也怪那时技术条件落后，50年之后的今天，录音机只有打火机一般大小了。
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的《干部反应与社会舆论》一章中，有这样一段：“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如邵力子、史良等，也都对去年‘大跃进’和当前市场供应紧张情况，有批评性的看法和忧心忡忡。章伯钧、罗隆基、龙云等，发表了许多尖锐的、讽刺性的意见，即许多‘右派反动言论’。章伯钧说，1958年搞错了，炼钢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了，大办水利是瞎来。罗隆基说，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现在人民怨愤已达极点。共产党说唯物，实际上最唯心。龙云说，解放后只是整人，人心丧尽。内政还不如台湾。全国干部数量，比蒋介石时代成百倍增加。陈铭枢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于学忠说，共产党的政策忽冷忽热，‘大跃进’的成绩全是假话。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章伯钧(或者还包括罗隆基)说的这些，大约就是冯亦代从他听到的大量废话中筛选出来的吧。至于龙云和于学忠他们，大约身边安插了另外的线人。
为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冯亦代很注意研读相关的书籍。日记中说：“去东安市场逛书店，买了一本《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回来即一口气读完，十分有兴趣。”(590406)“读苏联小说柯兹洛夫所写的《在克里米亚地下》，其中有段写到他装扮成一个农民，但一见别人有西红柿，便急着买了吃，险些暴露了自己，给我的启发很大，一个做工作的人，必须随时注意自己的行动，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否则便要危害工作。”(600131)“看了一本好书，是索菲诺夫的《捷尔任斯基生活的片段》，值得重看，对于契卡一段，更须好好研究，从中吸取教育自己的材料。”(610313)
冯亦代是以“右派分子”的身份在“右派分子”群中活动的，1960年初他摘掉了“右派”帽子，为了便于工作，是不是以暂时不公开宣布为好。“下午四时和老杨及老刘同志见了面。领导上因为我学习就要完了，回社去工作，考虑到我的摘帽子是否公开的问题，我自己认为只要对工作有好处，公不公开不成问题，但领导上却想得十分周到，想到我和群众的关系，生活的问题等，要我在各方面做好工作，使一旦公开不会在工作上发生影响，同时可以更有利于工作。对于党的这样亲切的关怀，我真是说不出的感谢。”(600702)
冯亦代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保卫工作者”(600817)，他认为自己“是在第一线作战”了(601207)。“我这一行工作要有一天发给一个勋章报上刊登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样不啻是告诉别人自己是个什么人，而且以后就不用再想干这一行了，想到解放前地下工作的同志们为了保卫党的利益而牺牲一切幸福，甚至生命，则今天在极端顺利条件下工作，又怎能把个人利益提高到党的利益之上呢!想到这些，我也就释然了。”(610819)“我想今后的时间应当这样安排，首先是家里的工作，其次是盟，有多余的时间，就是文学，包括翻译和研究两方面。”(610920)这里要作一点名词解释：“盟”指中国民主同盟，这时他已经调到民盟当专职干部了。“家里”指给他布置任务的部门。不知底细的公众只知道他是一位知名的文学家，而在他本人，却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把文学排在最末的位置。
有关部门也很重视做他妻子郑安娜的工作，使她完全赞成并且支持丈夫干这一行。他的日记里记有：“晚上安娜回来了，把我工作的情况大致告诉了她。她说‘这是党给你的又一次考验，你必须小心工作，不要再蹈覆辙’。”(590131)“晚上在全聚德吃饭，老王、老彭、老刘三位，还有安娜，我喝了许多茅台，虽知多饮不好，但在这样一个欢欣的时机，组织的鼓励，同志们的亲切的帮助，我又怎能不开怀畅饮。结果是大吐而归。但我的心情很好。”(600123)第二天的日记说到安娜：“特别是昨晚上的一顿饭，席上同志们的话，对她的帮助很大。”我“把这事跟安娜谈了，她倒是同意我去搞更直接的政治斗争的，她说这样更可以多得锻炼，更可以得到提高，更有利于改造，当然她还是从一方面看的，但这还是正确的。首先应该是工作第一，保卫党的工作第一”(601120)。“晚上张同志和老刘同志找我和安娜在全聚德吃饭，喝大曲，微醺，回家即睡。”(610819)两夫妻同心同德干起这个活来了。
冯亦代也不是无偿劳动。他日记中说：“晚上和老刘同志谈了将近两小时，把工作研究了一番，家里给了我一些费用，老刘同志说有什么个人的花费，也可以用。不过我总觉得能够不用家里的钱最好。”（f610807)不知道这一回给他的经费是多少。我倒宁愿以为，他未必是为了这些钱才来干这些活的。他是完全相信了那些说教，认罪悔罪，才这样努力立功赎罪的吧。
看了这本日记，我不禁为章伯钧捏一把汗。如果在反右派斗争之后，他有什么出格的言行、出格的交往，那就不免会落到几年前张东荪那样的境地了。
让“右派分子”到“右派分子”群中去活动，以收集情况，恐怕各地都有这样的需要。冯亦代未必是仅有的一例。
（摘自《悦读・13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9年9月版，定价：1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