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1966年间，主编的频繁更迭成为《人民文学》编辑部的重要特征。
主编在更迭过程中有一种趋势，即主编级别随更迭逐渐降低。1949―1953年间，主编茅盾的地位最高，既是文化部长、文联副主席，又是文协主席，属于《人民文学》所在系统内的最高领导。以1953年文协改为作协为界，开始发生了重要变化
这一趋势是否意味着《人民文学》的地位在下降?由主编地位降低的表面来看，似乎如此。事实上，这一趋势意味着《人民文学》被全面、系统地纳入体制，也折射出那一时期文学界的派别斗争。在1949～1953年的新民主主义时期，文艺上的“统一战线”色彩还很明显。文协的上级组织文联隶属于文化部，中宣部对文协的领导还只是经由党的系统，并非掌控文协的全部。此外，主管文协的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不属文坛中人，不卷入文坛之内的派别纷争。于是，由非党人士茅盾任《人民文学》的主编，所传达出的信息是：《人民文学》很可能兼收并蓄。1953年文协改为作协，并非只是名称上的变更。这是一次文学体制更彻底地学习苏联作家协会的行动。同时在文学、音乐、戏剧、电影等领域的全面整风，与日丹诺夫1946年由《星》《列宁格勒》等杂志发起的整风极其相似。
派别斗争也渗透到1953年之后的历次变更中。1952年文艺整风中风头最强的丁玲对文学显然有更大的控制权。她不仅与胡乔木共同领导文艺整风，而且随后成为《人民文学》的执行副主编。文联最核心的理论刊物《文艺报》、中国最高级别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都归冯雪峰领导。此时，周扬正在毛泽东的亲自批示下去参加土改。不久，胡乔木解散文联的建议、冯雪峰起草的第二次文代会报告受到批评，周扬重新回到了实际领导作协的岗位上，加强了周扬对文艺的实际控制力。随后，经过“《文艺报》压制小人物”事件、开展批判“胡风派”等事件，丁玲、冯雪峰开始失势，而刘白羽在作协，张光年在《文艺报》，林默涵在中宣部文艺处，楼适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地位日隆。经由这些长期盟友所筑成的各种管道，周扬对文学的意旨开始在新中国各个核心的文学生产机构畅通。
因此，《人民文学》主编地位逐渐下降的趋势，不等于《人民文学》自主空间的扩大，而是表明《人民文学》更深入地融入体制之中。次第降低的主编级别，不再是权限大小的分别，而成了同一权限内的业务分工。
只有清楚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把握主编更迭对《人民文学》影响的原因所在。在《人民文学》主编更迭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条由政治到文学状态的连锁反应线索，可以发现人事更迭对《人民文学》发表作品取向的影响。
1.《人民文学》主编的更迭，与文艺界以政治运动进行的批判有直接的关联。这些批判运动许多是由最高领导人发起的。这样来说，主编层人事更迭甚至是最高权力者意志的反映；《人民文学》发表什么样的作品，从这最远端也可找到根源。
2.主编层的更迭几乎每两年发生一次，这种不连续性，使《人民文学》很难长期坚持一种编辑思想。一个刊物的个性之所以形成，不仅需要编辑的智慧，也需要时间的培育。因此，《人民文学》即便一段时期内显示出独立的色彩，但长期的个性化难以形成。
3.高频率的变动，将使主编们陷入一种意识到变动的不可避免、但又不知何时变动的惶恐心态之中。这种心态加重了编辑个人与刊物的精神分离：刊物不再是个人精神的投射，所有的作品都值得防范，都要严格把关。所有的作品在发表之初，在主编那里首先要被确认为是非危险品。由此，《人民文学》无论独立色彩或个人情感再鲜明的作品，都要经过预先的涤滤。
4.人事更迭与“问题作品”的出没呈现一种循环特点。每一任主编在位时都曾有“问题作品”。新一任主编在上任之初，往往从直接配合政治运动的作品开始，但不久就重蹈前任的覆辙。这既显示出主编在工作与文学理想之间的矛盾性，又显示出《人民文学》在1949～1966年的悲剧性。激越的配合与沉静的文学交相辉映，构成《人民文学》寒热交替的历史状态。
5.几乎是追惩制，人事更迭成为规范《人民文学》的重要手段。其时的追惩制，不仅决定着主编个人的政治前途，而且更切实地危及主编的职位、权力、生活环境，甚至人身安全。这就使主编们形成一种“摸动向”的习惯。于是，某些作品发表之前须进行修改或临时撤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人民文学》的栏目设置也势必参考某种动向。1963年，上海开展了故事会运动，用讲故事的方式对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进行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中宣部文艺处派人考察后写了《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的材料，刊登在1963年12月9 日编印的内部材料《文艺情况报告》上。12月12日，毛泽东在这份材料上作出批示，称，“各种艺术形式……问题不少，……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一批示并没有批给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宣部、文化部负责人，而是批给了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彭真和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这一动向在《人民文学》执行副主编李季那里引起了连锁反应：“这个批示是批在中宣部文艺处编的一份动态刊物《文艺情况汇报》上的，这期报道了柯庆施在上海抓革命故事，受到群众欢迎的情况……为什么批给彭真、刘仁同志呢?我们……推测可能是因为彭真当时是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之一。再则可能也包含北京落后了要向上海学习的意思。因之李季立即在《人民文学》版面上定了“故事会”新栏目，并派人去上海组稿。“故事会”从此第一次登上了《人民文学》，并成为1962年后《人民文学》上一个非常显眼的栏目。
类似的“摸动向”在《人民文学》每一任主编那里都存在过。它甚至成了《人民文学》避免追惩、力保安全的不二法门。
（摘自《〈人民文学〉十七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10月版，定价：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