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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知道的台湾往事

2010-02-01 17:36:00 来源:书摘 廖信忠 我有话说

蒋经国继任与“十大建设”

1978年,蒋经国就任了。

台湾人熟悉的那个画面――每年蒋中正穿着军装,在“双十节”阅兵时那挺拔的身姿和强有力的口音“军民同胞们……”变成蒋经国那亲切的挥手以及谦虚的致意“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不变的是那浙江口音,

但敏感的人似乎从这句话里听到了些弦外之音――时代开始改变了。

蒋中正“崩逝”(是的,当时的报纸用的就是这个充满了皇权帝制意味的封建字眼)后,“副总统”严家淦继任,但实权却在“行政院长”蒋经国手上。严家淦可说是虚位“首脑”,当时都叫他“YESMAN”。虽然两年后蒋经国的接班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事,但还是有不少人不太满意,不知道蒋家王朝还有多久。当初有个政治笑话是这么说的:蒋介石去世后,不可避免地在天堂遇见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孙中山非常关心“中华民国”的状况,于是问老蒋――

“我死后,‘中华民国’有没有‘行宪’啊?”

蒋介石马上回答:“有啊!有‘行宪’,有‘行宪’啦!”

孙中山又问:“那第一任‘总统’是谁?”

蒋介石回答:“是我。”

孙中山心想,老蒋一统江湖,确实当得,又问:“那第二任呢?”

这时老蒋不太好意思说还是自己,可又不太想说谎对不起“国父”,于是回答:“于右任(余又任)。”

孙中山高兴地说:“不错不错,书法家当‘总统’,文学治国。那第三任又是谁呢?”

蒋中正脑筋一转,机智地答道:“吴三连(吾三连)。”

孙:“嗯,舆论界有人出任‘总统’,也好。那下一任又是谁?”

蒋:“赵元任(照原任)。”

孙想了一想说道:“很好,语言学家当‘总统’。那第五任呢?”

蒋:“是……是赵丽莲(照例连)。”

孙中山开心地说:“太好了,连教育家也做‘总统’了,真是越来越进步了。”

其实,蒋中正的影响力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还存在,在我小学时都还要背“蒋公遗嘱”,音乐课也要学唱“蒋公纪念歌”。而每次老师一提到蒋介石或“国父”孙中山先生时,大家都要正坐或立正一下表示尊敬。

在此前一年,中山高速公路也通车了,这是一条纵贯台湾南北四百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也是台湾第一条高速公路。

当初建成时,许多人批评这根本是一条超大型的养蚊场,因为根本没多少车子在上面跑,是富人专用的。但事后几十年证明,这条高速公路对台湾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让商品货畅其流地在台湾西部三大港间流通。甚至到了后来,台湾私家车变多后,这条高速公路根本不敷使用,整条高速公路变成一个大“停车场”。

因此,后来当局又建了好几条方向重复的高速公路,以减轻车流负担。但高速公路在台湾除了交通功能外,还有很重要的战备功能,在某些路段上,是特别设计来供战斗机起降的。

那几年,“十大建设”陆续完工,分别是:核能发电厂,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台中港,中山高速公路,大炼钢厂,大造船厂,石油化学工业,苏澳港,北回铁路。在“十大建设”中,有六项是交通运输建设,三项是重工业建设,一项为能源项目建设。当时台湾经济尚处于起飞初期,当局是没有经费的,后来通过找沙特借款才得以解决。可以说,台湾经济完全起飞是在“十大建设”之后。

金庸被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金庸小说被禁了好几本,读者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盗版书。就拿《射雕英雄传》来说,当初在台湾叫《大漠英雄传》,原因在于“射雕”两字出自于毛泽东诗词,所以就被迫改了。

据说更早以前,不是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嘛,问题就出自“东邪”,在东方的桃花岛上,有暗喻台湾的意思,所以也被禁了。

在台湾,以前这种事件还不少。台湾有个作家叫陈映真,因为一些政治因素也被抄家。警总人员从他家里搜出一堆马克・吐温的小说来,就说:“马克・吐温不是马克思的弟弟吗,你怎么会有他的书?”所以,同理可证,当初很多马克思・韦伯的书也都遭殃。

甚至连法国作家佐拉(大陆一般翻译为左拉)也逃不了。明明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翘楚,只因为这位外国作家姓名发音接近“左”,被打入左派,书也成了禁书。

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局陷入了这种幼稚的“恐共”症里,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被放大,比如要查人们是否使用简体字或不使用“中华民国”的年号,或者忌讳用葵花或葵花图案,因为葵花“向太阳”。曾经有个报社排版工人,大概是眼花了,在捡铅字时,因为央、共两字是排在一起的,所以,不小心把“中央”两个字捡成“中共”印了出去。这可非同小可呀,一路从记者、编辑、主编、印刷厂通通查下去。

那些1949年跟着国民党当局来台的老兵们

当年的一个引起市井小民兴趣的话题是李师科案。这也是台湾治安史上第一件银行抢劫案。

李师科是个1949年跟着国民党当局来台的外省老兵,跟所有外省老兵一样,打过抗战,退伍后没什么谋生技能,只能开出租车维生。这些老兵,尤其是下级的士官,几乎都是典型的中国农民,他们在少年时经历国乱、家贫,远离家乡,青春与战争为伴。原以为他们是国民党的忠诚部队所以才来台,后来才知道有相当部分人并非真正有着“为国牺牲”的想法,只是被国民党强拉入伍而已。

在国民党来台后的几十年里,他们陆续退伍,台湾称他们为荣誉国民,简称“荣民”。有很多荣民,跟着当局的开发政策“上山下海”,进行一些艰苦工程的建设。比如横贯台湾东西、经过中央山脉的中横公路,号称是“完全用手工雕出来的”――因当时没有重机具,只能靠他们在与世隔绝的崇山峻岭中,用人工慢慢凿出。对这些转战过大江南北的退伍军人来说,开这些路就跟打仗一样,随时有生命危险。

许多施工人员,等工程结束后也就留在山上,做些经济作物的种植,更多的荣民退伍后或工程结束后,只能散布到社会最基层,做些最不起眼的工作,比如清晨或深夜的街角点心小贩、清洁队员或保安工友等。

在台湾经济进步的脚步中,他们仍然是被牺牲的一群,大部分晚景凄凉,少有人关注。几十年来他们的肉体虽然在台湾,但心灵仍然寄托在那遥远的家乡。虽然过了几年开放大陆探亲,但很多人已经等不到那时候,连魂都归不了故土了。

台湾宣布“反攻大陆”无望

1987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年,对台湾人来说,许多根本不可能、想都没想过的事都在这年发生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是“自由的灯塔”、“反攻的堡垒”;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军民同胞都在为“反攻大陆”作准备。所以在早期的台湾,这种信念被当做金科玉律一样,很少有人敢质疑。

所以,这个“反攻大陆”的标语满街贴,信封、香烟、米袋、火柴盒上,生活中处处可见。

蒋介石提出的计划是“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但老实说,这对台湾本地人实在没什么吸引力,因为大多数台湾人也不知道大陆是什么样子。不过当初跟着国民党来台湾的人,一直都以为他们很快就会回去了,不会在台湾久留,可是没想到,这一留就是几十年。

几十年过去了,政治的环境是现实的,“反攻大陆”的口号越喊越弱,当然也越来越少被提起。有点儿思想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没人敢明说。

最可怜的就是本来以为很快就会回去的那些人了。这些人中,属于统治阶层的人,觉得台湾不是他们的家,自恃身份而有些优越感,跟这个地方格格不入,但还是因为身份和地位而能保有一定的既得利益。有许多人认为,“反攻大陆”一直没人敢怀疑,就是因为他们不让人去怀疑,利用这个信念来维持他们的统治正当性。但凄惨的就是军队里的那些中下层军、士官,他们很多人半辈子都只会打仗,有些甚至是被强拉来当兵的。当局允诺并发给他们一张“战士授田证”,里面详细记载未来反攻大陆后,会给他们在什么地方分多少亩田地耕作。

几十年来许多人都是依靠“反攻大陆”这个信念活下去的,这也成为一个没人敢挑战的“神主牌”。所以当这一年台湾当局承认“反攻大陆不可能”时,就可以想象会引起多大的震撼了。

开放大陆探亲

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逐渐开放,外省老兵问题开始浮上台面,而长久思乡的煎熬开始渐渐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威权的体制愿意退让,开放返乡之路。

大陆探亲的开放,了却了许多人几十年来的心愿,但毕竟两岸分隔了近四十年,人事景物都跟当年不同,随之而来的更多现实问题产生了。最常见到的问题就是有些老兵在家乡已结婚生子,来台后觉得回乡无望,又在台湾结婚了。开放通信及探亲后,台湾这边的老婆才赫然发现丈夫在那边已经有了“原配”,由此引发了不少家庭问题,惨一点儿的大闹离婚,有些妻子碍于人情,只好隐忍下来,看着丈夫越来越往“原配”那边倾斜。其实做丈夫的何尝不痛苦呢?一边是故乡年轻时结发的妻子根本没改嫁,一直在等他,心里自然会有极度亏欠的感觉;而另一边,当初台湾本省人讨厌外省人,台湾的女孩想嫁给这些外省汉子免不了是经过一场家庭革命而为爱出走的,胼手胝足几十年,突然之间让她从大太太变成小老婆,更是情何以堪。那时讨论的最热的话题,恐怕就是,这到底算不算“重婚”,后来还有赖法律的解套,这些“宝岛夫人”才有了合法的地位。

解 严

1987年的解严,解除了在台湾长达38年、号称全世界最长的戒严令,一时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当时参与各种抗争的分子,从基层的计程车司机、农民、工人、老兵、少数民族,一直到牧师、作家、教授等,社会上不管什么阶层,似乎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压抑已久的各种力量顿时激荡而出,各种反对运动、社会运动突然有了宣泄的窗口。让人眼花缭乱的议题,从民主一直到劳工、环境、人权与女性等,每一个议题看起来都是那么让人血脉喷张。上街头的人士也陶醉在革命般的激情中向前冲。那是一段警察与抗议者对峙、棍棒与乱石齐飞、拉布条抗议及举牌警告的年代。

旧秩序已经崩解,但新观念还没开始建立,所以每天电视一打开,看到的尽是这些混乱的场面,给过惯旧有保守稳定环境的人一种社会失序的印象。

虽然解严了,但是电子媒体仍受到当局控制,对相关社会运动的事件也倾向于一言堂,许多议题诉求都被模糊化,而一律以暴民代之。但是,当时有个非常流行的“地下媒体”,就是在各大竞选及演讲中才买得到的一个自称“绿色小组”所拍摄的录像带。这个组织扛着摄影机到各个不同的抗议场合,拍摄不同于当局掌控下一般媒体所叙述的真实。因为都是在抗议的第一线拍摄,那有时晃动得令人晕眩或免不了被喷到水的镜头,以及站在抗议方这一边不断向前冲或逃跑的场面,不管是视觉的震撼力,还是对事件真相赤裸裸的描述,到现在看起来都还绝对是生猛无比。

“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废除

1991年,台湾当局废止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个运行了四十几年的奇怪法令。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有这条暧昧不清的法令,当局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来解释它,以利自己的统治。几十年来的政治及社会发展历程,都处在这条法令的阴影之下。

举些例子,比如过去有许多的所谓“反共义士”,他们只要驾机或劫机投奔台湾,当局马上赏一个官位,还可以领黄金。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一废止,大陆人劫机来台,叫劫机犯,依法判刑,刑满还要遣送回大陆。在1990年初,一直不断有大陆民航机被劫持来台湾,无形中造成了很多次直航。

这条法令的废除是相当有意义的,不但表明政治发展慢慢回到“宪法”正轨,连带的许多不符合体制的组织处、室和黑机关都一并废除了。

开放大陆媒体驻台

2001年初,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大陆记者来台作新闻采访驻点,第一批是新华社的范丽青与陈斌华。

他们一下飞机,马上被大批的记者镁光灯包围,反而成为被采访的对象。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们走遍台湾各地。对台湾当局来说,这是第一次有大陆记者来台驻点;对新华社来说,也是第一次有机会到台湾驻点。那时候似乎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思考着要怎么相处。所以,在那个时候会看到电视台用SNG的方式,每天都播着他们去采访什么新闻,又访问他们采访的感想,而电视台也会恶搞,把监视他们的情治人员也拍出来了。

“外籍新娘”

台湾有为数众多的“外籍新娘”,其中越南新娘现在是“外籍新娘”的主流。有线电视频道上有专门的“选秀”节目,只见一个个穿着传统长衫的娇小女子配合着背景音乐羞涩而出,在摄影机前面走来走去。随后,电视放出她们在越南接受中文培训、烹饪培训(其实就是学做台湾菜)、家政培训的镜头。在乡下的街头,可以看到这样的广告――“20万包娶越南新娘。四大保证:1.保证处女;2.三月内娶回;3.决不加价;4.一年内跑掉,赔一位。”看了简直就是触目惊心。

娶“外籍新娘”的人士,其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教育的条件上,都是较处于弱势的族群。

这几年,台湾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外籍新娘”――乌克兰新娘。这简直是让男人趋之若鹜并为之疯狂,尤其是那些有钱的高科技新贵男。“乌克兰新娘”金发碧眼,她们的价码就更高了,台湾在这些认知方面,真的很病态。

(摘自《我们台湾这些年:1977年至今》,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9年11月版,定价: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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