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专门讨论知识分子如何面对权力和权威的问题。
世纪60年代中期，就在反越战的声浪高涨、远播之前不久，哥伦比亚大学有位看来年纪稍长的大学生来找我，请我允许他修习一门有人数限制的专题研究课。他的说辞中提到自己是从战场退伍的军人，曾为空军服役于越南。我们交谈时，他使我产生了对于专业人士
我认为，有些知识分子接近决策层次，并能掌管是否给予工作、奖助、晋升的大权，这些知识分子更专一、持久地留意不符行规的个人，因为这些个人在上司眼中逐渐流露出争议和不合作的作风。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要完成一件事――比方说，你和你的团队要在下周提供国务院或外交部有关波斯尼亚的政策报告――周围需要的人必须是忠诚的，有着相同的假定，讲着相同的语言。我一向觉得，对于代表此系列演讲中所讨论的那些事情的知识分子而言，处于那种专业位置，主要是服侍权势并从中获得奖赏，是根本无法运用批判和相当独立的分析与判断精神的；而这种精神在我看来却应该是知识分子的贡献。换言之，严格说来知识分子不是公务员或雇员，不应完全听命于政府、集体，甚或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所组成的行会的政策目标。在这种情境下，摒弃个人的道德感，完全从专业的角度思考，或阻止怀疑而讲求协同一致――这些大诱惑使人难以被信任。许多知识分子完全屈服于这些诱惑，而就某个程度而言，我们全都如此。没有人能全然自给自足，即使最崇高伟大的自由灵魂也做不到。
我先前即主张，要维持知识分子相对的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首先，业余意味着选择公共空间――在广泛、无限流通的演讲、书本、文章――中的风险和不确定的结果，而不是由专家和职业人士所控制的内行人的空间。过去两年来，几度有媒体邀请我担任有职位的顾问，我都拒绝了，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意味着受限于一家电视台或杂志，也受限于那个渠道通行的政治语言和观念架构。同样，对于政府有职位的顾问我也从来没有任何兴趣，因为根本不知道他们日后会把你提供的见解做何用途。其次，直接收受酬劳来传达知识和在大学公开演讲，或应邀向不对外开放的官员的小圈子讲话，三者很不同。那在我看来十分明显，所以我一向乐于到大学演讲，却总是拒绝其他方式的邀请。再次，为了更介入政治，每当巴勒斯坦团体请我帮忙，或南非的大学邀我去访问并发言反对种族隔离政策、支持学术自由，我都照例接受。
结果，打动我的是我能真正选择支持的理念与观念，因为它们符合我所相信的价值和原则。因此，我认为自己并不受限于文学方面的专业训练，并不因为只有教授现代欧洲文学和美国文学的正式资格而把自己排除于公共政策之外。我所说、所写的是更广泛的事物，因为身为十足的业余者，我受到各式各样的献身的激励，要跨越自己狭窄的职业生涯。当然，我有意努力为这些观点争取新的、更多的听众，而这些观点是我在课堂上从不呈现的。
但是，这些对于公共领域的业余式突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知识分子是受到原生的、本地的、本能式的忠诚――种族、人民、宗教――的激发而采取知识性的行动?还是有一套更普遍、理性的原则能够甚至实际掌控一个人说话和写作的方式?其实，我所问的是知识分子的基本问题：人如何诉说真理?什么真理?为了何人?在何地?
在世俗的世界里――在我们的世界，经由人类的努力所制造的历史世界和社会世界里――知识分子只能凭借世俗的工具；神启和灵感在私人生活中作为理解的模式是完全可行的，但在崇尚理论的人士使用起来却成为灾难，甚至是野蛮的。的确，我甚至要说，知识分子必须终生与神圣的幻景或文本的所有守护者争辩，因为这些守护者所造成的破坏不可胜数，而他们严厉残酷不容许不同意见，当然更不容许歧异。在意见与言论自由上毫不妥协，是世俗的知识分子的主要堡垒：弃守此一堡垒或容忍其基础被破坏，事实上就是背叛了知识分子的职守。那也就是为什么为拉什迪的《撒旦诗篇》辩护一直都是如此绝对核心的议题，因为不只为了这件事本身，也为了所有其他对于新闻记者、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历史学家的言论权的侵犯。
而且这不只是伊斯兰教世界的议题，也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世界的议题。追求言论自由不可厚此薄彼，只注意一个区域却忽略另一个区域。因为对于宣称具有世俗的权利去守护神圣旨意的权威而言，不管他们位于何处都没有辩论可言；然而对于知识分子，严格、深入的辩论是活动的核心，也是那些没有神启的知识分子真正的舞台和背景。
我们不妨以现在极具争议性的有关客观、正确或事实的所有事情作为起点。l988年，美国历史学家诺维克(Peter Novick)出版了一本巨作，书名很具体有效地呈现了此一困境：《那个崇高的梦想》，副标题为“‘客观性问题’与美国的历史行业”。诺维克取材自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史学行业，显示历史探究的中心(历史学家借着客观性的理想，掌握机会尽可能真实、正确地处理事实)如何逐渐演化为彼此竞争的说法此一困境，所有这些说法使得以往历史学家对于客观性的任何相似意见耗损得仅似一块遮羞布，甚至经常连遮羞布还不如。在战时，客观性必须服务于“我们的”真理，也就是相对于法西斯式德国的美国的真理；在承平之时，则作为每个不同竞争团体(妇女、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同性恋、白人等等)和每个学派(马克思学派、体制、解构批评、文化研究)的客观真理。诺维克问道：在各种知识众说纷纭之后，还可能有什么交集呢?他悲哀地作了结论，“作为广大的话语共同体，作为由共同目标、共同标准、共同目的所联合起来的学人共同体，历史这一行已经不复存在。……(历史)教授就像《士师记》最后一句所描述的：‘那时期，以色列还没有君王；人人随自己的意思行事。’”
我们这个世纪的主要知识活动之一就是质疑权威，更遑论削弱权威了。为了加强诺维克的研究发现，我们不得不说：不但对于什么构成客观现实的共识已经消失，而且许多传统的权威，包括上帝在内，大体上也被扫除了。
面对这种很可怕的攻击，退回到束手无策或大力重申传统价值(如全球新保守运动的特色)是不行的。我认为下列说法是真实的：对于客观性和权威的批判的确产生了正面作用，因为它强调了在世俗世界中人类如何建构真理，例如所谓白人优越性的客观真理是由古典欧洲殖民帝国所建立和维持的，也赖于强力制服非洲和亚洲民族；同样真实的是，这些民族对抗那种特定的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真理”，以提供自己独立的秩序；因此，现在每个人都提出新颖而且经常是强烈对立的世界观：人们不断听到谈论犹太教―基督教的价值、非洲中心论的价值、伊斯兰教真理、东方真理、西方真理，每一个都提供了完整的规划，排除所有其他说法。现在各地各处都存在着不容忍和音调高亢的过分自信，不是任何一个体系所能应付的。
如何使自己的认同和自己的文化、社会、历史的真实情况与其他的认同、文化、民族的现实调和一致。如果只是一味偏好已经是自己的东西，是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的――大吹大擂“我们的”文化荣耀或“我们的”历史胜利是不值得知识分子花费气力的，尤其在今天更是如此，因为那么多的社会由不同的种族和背景组成，以致无法以任何化约的套语加以界定。正如我在此处所尝试显示的，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公共领域是极端复杂的，包含了许多令人不适的特色，但要有效介入那个领域必须仰赖知识分子对于正义与公平坚定不移的信念，能容许国家之间及个人之间的歧异，而不委诸隐藏的等级制度、偏好、评价。今天，每人口中说的都是人人平等、和谐的自由主义式的语言。知识分子的难题就是把这些观念应用于实际情境，在此情境中，平等与正义的宣称和令人难以领教的现实之间差距很大。
对于当代知识分子而言，以往客观的道德规范、合理的权威已消失，他们生活在困惑的时代，只是盲目支持自己国家的行为而忽略其罪行，或者只是消极地说：“我相信大家都这么做，世事本来如此。”这两种反应方式可以接受吗?相反，我们必须能说：知识分子不是专业人士，为了奉承、讨好极有缺憾的权力而丧失天性；而是――再次重申我的论点――具有另类的、更有原则立场的知识分子，使得他们事实上能对权势说真话。
在我们这样高度掌理的大众社会中，说真话的目标主要是规划一个更好的事物状态，更符合一套道德标准――和平、修好、减低痛苦――将之应用于已知的事实。的确，在写作和说话时，目标并不是向每个人显示自己多么正确，而是尝试促成道德风气的改变，借此如实揭露、防止或放弃对于民族或个人的不公惩罚，认清权利和民主自由的树立是为了每个人的规范，而不只是为了少数人以致引人反感。然而，这些诚然是理想主义式的、经常是无法实现的目标；而且，就某个意义而言，它们与我的主题――知识分子的个人表现――并不立即相关，因为就像我所说的，经常的情况是倾向于退缩或只是循规蹈矩。
在我看来最该指责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所谓逃避就是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不愿意显得太过政治化；害怕看来具有争议性；需要老板或权威人物的允许；想要保有平衡、客观、温和的美誉；希望能被请教、咨询，成为有声望的委员会的一员，以留在负责可靠的主流之内；希望有朝一日能获荣誉学位、大奖。
对知识分子而言，腐化的心态莫此为甚，害怕说出近代史上最不义之事的恐惧心理，使得许多知道真相而且可以效力的人裹足不前，充耳不闻，噤若寒蝉。无畏、悲悯的知识分子仍应该诉说、代表真理。
对权势说真话绝不是邦葛罗斯式的理想主义；对权势说真话是小心衡量不同的选择，择取正确的方式，然后明智地代表它，使其能实现最大的善并导致正确的改变。
(摘自《知识分子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定价：3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