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闻摄影行业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辩，争辩发端于新闻摄影“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的讨论。能否摆布，如何摆布? 这一1956―1959年间，引起整个新闻摄影行业大讨论、大争辩的话题，至今仍然是新闻摄影必须时时面对的问题。
难堪又滑稽可笑的
事儿
1956年下半年，新华社对记者“组织新闻、参与事实”的讨论一直在进行。同年底，又一位文字记者参与到新闻摄影问题的讨论中来了。
与以往文字记者多讲道理少摆事实不同，这一次，内蒙古分社文字记者艾丁直接把“摄影记者参与事实、组织新闻的所见所闻提供给大家”。例子举得很直接，没有避讳同事、同行之间的关系。
内蒙古分社记者陆轲在包头拍了一张包兰铁路昆独仑河大桥架桥的图片，并被不少报纸采用。在这张照片上，铁路附近的牛羊群本来是没有的，为了显示这座大桥修筑在内蒙古草原上，或者是为了构图的需要，便要求放牧的人把牛羊群赶到铁路桥附近来放。而国家不提倡牧民在铁路附近放牧，那样做，既妨碍交通，又容易造成人畜伤亡事故。
艾丁在陈述了以上问题后，评价道：
这样“组织加工”，虽然可能达到记者原有的那些宣传目的，但却完全违背了事实的真实性。
艾丁进一步阐述道，上述问题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组织加工”了一些与原来事实不相符的东西，就像文字记者的渲染夸大一样，比完全没有这样的事实而无中生有要好些。
他又举了一些无中生有、张冠李戴“组织加工”的例子。
《人民日报》记者林沫在翁牛特旗乌兰敖都牧业社采访时，曾组织一个妇女去绣一双早已绣好的绣花鞋，说这位妇女是为了迎接“七一”。
《人民日报》画刊上曾经刊登的喂小鸡、喂猪两张照片。事实上，那位喂鸡的妇女自己根本没有鸡，社里也没有鸡交给她喂，她喂鸡的那个地方，也不是她的家，完全是想象的。
摄影记者的这种行为在当地有什么影响呢?艾丁转述了中共昭乌达盟盟委一位部长的话：
这是大报社的记者，胆子也大。
艾丁还说出了自己“做过的一些使人难堪又滑稽可笑的事儿”。在翁牛特旗乌兰陶格牧业社采访时，“补拍”了共产党员尔登忙来教女青年团员南斯拉玛学驾驶打草机，和社主任朋斯格去检查过冬准备的两张照片。
那天，南斯拉玛听说要给她照相，穿得漂漂亮亮，高高兴兴由七八里远的地方走来，我的兴致也不坏，我们一同到了一块牧场上，我要她们照原来学习打草机的样子来做，南斯拉玛挺直身子，端正地坐在驾驶台上，像坐在照相馆板凳上等待照相的样子，一点也不像在工作，在学习打草机，虽然我一再要求她自然些，也说过最好不要板着面孔，微笑着最好，这样摆布了半天，好像愈来愈不自然了，我也有些生气了，南斯拉玛看来也不耐烦了，就这样马马虎虎拍了两张。
另一件事情是这样的：
我同乌兰陶格牧业社主任朋斯格去牧场上检查过冬准备的情况。他们本来是在屋子里谈话的，我为了拍照在构图上显示出社主任是来这儿检查工作，便要他和被检查的人在羊草堆前，或在羊群前谈话，他们这样做了两三次，完全是为了我拍照。在我拍照的时候，我要他们谈话，他们便叽里咕噜地说了起来，他们说的是蒙古话，我也不知说些什么，也许当时他们谈的根本是与检查过冬无关的事情。
最后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像我所说的和我个人所做的那种组织加工，恐怕在摄影记者采访中不是个别的。我认为应该好好讨论“组织加工”问题，否则，摄影报道中的“客里空”是无法消灭的。
艾丁的看法得到很多人的赞同。但是讨论中出现了对这类问题完全相反的认识：在某些时候，“摆布”，或者“组织加工”一下，是积极主动参与工作、懂得人情世故、符合宣传伦理价值的做法。在中国传统伦理规则里，报喜不报忧，助人为乐，被看作美德。当时这些美德多存在于来自工农阶层的摄影记者中，他们带着为新社会积极工作的喜悦之情，投身到自己的工作中来。多数时候，他们以自己善良的行为方式在工作中与采访对象打成一片，而不是作为社会公众陌生的冷静客观的旁观者――“新闻摄影记者”，以职业状态投入工作。
毛泽东特例
这是一次让同行们羡慕不已的“组织”行为。多年来，几乎所有看到这张照片的人都会报以会心的微笑。听到这个故事的同时，也会对摄影记者的行为赞赏有加，来自摄影记者供职机构的官方评价也很高。
1957年5月15日至25日，“扎根农村的青年典型”徐建春来到北京，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青年报》指派采访这次会议的摄影记者洪克原是《山东青年报》的一员，与徐建春很熟悉。得知毛主席要接见徐建春等代表后，洪克找到他们，商量好拍照时要见机行事，配合一下。
在休息室，当毛主席习惯性地掏出烟放在桌子上时，洪克使了个眼色，坐在主席身旁的徐建春立即心领神会，拿起放在桌子上的火柴，在大家的笑声中，为毛主席点了烟。毛主席他老人家也非常高兴，把头伸了过来。
新华社摄影记者郑小箴也在现场，她与洪克并排站立，所拍到的画面几乎与洪克拍的那张一模一样。当年，新华社“中央新闻组2、3、4、5月份好图片介绍”是这样评价郑小箴这张照片的：
这张毛主席和青年在一起的照片是记者在休息室拍的，它反映了毛主席和青年们那种融洽、亲密的关系，也反映了青年们对毛主席的尊敬和爱戴。照片上虽然只是近十个青年，但却是全国青年和毛主席之间的关系的缩影。
画面上徐建春正在为毛主席的香烟点火，给人以极亲切的感觉。青年们把毛主席看作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也把毛主席看作我们大家庭里的长者，照片表现了青年人对领袖的热爱。
接下来的评语，无意间透露出照片的“组织”方式：
在画面上，毛主席位于最显著的中央，青年们在四周。青年们人数虽多，但视线都集中在中间；青年们虽是不同的服装，不同的民族，但脸上却充满了笑容，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出于对“我们大家庭里的长者”的尊重与爱戴之情，这样一张“组织”得当的照片，一直被后人喜爱着。
在那个年代，这并不是特例。原新华社记者、毛泽东身边的摄影师吕厚民曾回忆自己如何说服主席“摆一回姿势”拍照的经历。虽然毛泽东拍照很少摆姿势，这样经过“策划”的照片也不多，但这仅有的几次还是被记录了下来。
作家李鸣生在《毛泽东的随行记者》(之二)一书中描述道：
今天我们看到的吕厚民在1961年拍摄的“毛主席在杭州住地阅读《人民日报》”、“毛泽东在杭州住地”的照片，均是毛泽东“摆”出来的工作照，而非毛泽东的实际生活画面。但正因为有了毛泽东和吕厚民共同“虚构”的这些“工作照”，才有了毛泽东的这两幅照片。
书中还记述了20世纪50年代“新闻摄影真实性问题讨论”过后，吕厚民是如何“设计”“毛泽东看世界地图”这张照片的。
1961年庐山会议期间，吕厚民拍摄了一些毛泽东在会上、山上与人谈话或散步的照片，但还是觉得“不够”、“不过瘾”。后经观察，毛泽东每次去会议室参加会议，都要路过一个大厅。于是，他灵机一动，找来工作人员商量，决定在大厅的墙壁上挂上一幅世界地图。毛泽东平日喜欢看地图，吕厚民了解这一情况。不出所料，第二天，毛泽东路过时，便停下脚步专注地看起来。于是在一旁的吕厚民完成了这幅“毛泽东看世界地图”“工作照”。
另一张“毛泽东在上海打乒乓球”，摄于1962年，也是吕厚民与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一起“导演”出来的。很快，这张照片以醒目的位置刊登在《新体育》杂志上，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很大影响。
李鸣生评价道：
肯定地说，中国人民之所以留下了“毛主席喜欢打乒乓球”的深刻印象，就是因为看到了吕厚民先生拍摄的这张“毛泽东在上海打乒乓球”的照片，于是便以为毛泽东真的是很爱打乒乓球，甚至有的还以为，毛主席每天都要打乒乓球呢。但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除了酷爱读书、游泳、散步之外，打乒乓球并非真正所好，他不过是偶尔在茶余饭后挥动几下拍子而已。
这些照片的拍摄过程，并不为当时的绝大多数读者所知晓。“红色摄影师”们的拍摄手段，更没有在业内引起争论。相反，大家觉得这样做合情合理，更能体现一个时代中个人或群体的情感诉求。因而，这成了“组织加工”、“摆布”讨论中的极为特殊的“成功”个案，而没有进入争论者的视野。
周恩来总理是坚决反对新闻摄影中的弄虚作假、导演摆布的。吴群对此也有记述。
1954年第一届人大开会时，周总理发现一位摄影记者因未拍上代表在现场投票的情形而要求补拍，就严肃地批评说：
新闻照片怎么可以弄虚作假呢?
周总理在审查照片时，看到一张农业生产的照片上有一排标语和一幅毛主席像，就提出质疑：
这是为照相摆的吧?平时能这样吗?
他看到一张自己和外宾谈话的照片把当时在场的翻译修掉了，就批评说：
没有翻译，我怎么同外宾谈话?会见外宾，也不是我一个人，参加会见的同志都一样是执行毛主席的外交路线。
周总理还多次从技术层面指出摄影记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些摄影记者的基本功不过硬，摄影时动作不够敏捷，选镜头太慢，只会摆好了照，不会照活的。他提出，摄影记者应该好好研究改进，有些地方也可以向国外记者学习，以便提高摄影技术。
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异曲同工
1957年8月，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摄影记者内波尔在去蒙古人民共和国采访后顺便来到中国。此行，他造访了新华社摄影部，东道主安排中央新闻组的记者与他举行了两次座谈。座谈过程中，内波尔成了被采访对象，他一一回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这其中就包括新闻照片的“组织加工”问题。把“组织加工”问题作为座谈的主题之一，足见问题本身的分量。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有共同语言。
一份名为“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摄影部简况”的会谈记录，记述了内波尔的话：
两三年前，我们采访时还进行组织加工，但现在这种情况是愈来愈少了。如果要组织加工的话，一定要符合实际情况。照片愈真实，宣传的力量愈大。
我们反对组织加工，因为读者看了经过组织加工的照片后，会产生怀疑，以后连没经过组织加工的照片也不相信了。
譬如拍矿工，以前我们把矿工拍得很干净、很漂亮，矿工就不相信这是真实的。以后我们就按原状去拍，照片就真实了。
我们反对组织加工，还因为那些照片像来自博物馆，人物一点也不生动、不自然。有时只要照片真实自然，就是技术稍差些也无妨。
过去的事情，我们一定不再重新组织安排重拍。
另外，关于重大政治反响的拍摄，如读报、座谈等，我们不习惯。
从内波尔的回答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国家摄影记者工作方式的相似性。
同在1957年，中国大陆新闻摄影界翻译过来的“苏联摄影记者对报道问题的讨论”文章中，作者雅可夫・吉克描述说：“我们往往从一些图片中看出造假的痕迹。”有些摄影记者不观察生活，不记录生活现象，只为自己的方便去组织这些现象。这样拍摄不是人们在其环境中的自然行为，而是某种故意行为。
欧・尼古拉耶娃也对苏联报纸上图片的状况发表了类似的看法。她提出，印出来的图片读者不相信，或者说看见的不是摄影报道，不是特殊的生活纪实，而是缺少经验的“导演记者”的“创作”。
伏洛维茨克地区《拉吉扬西卡・维尔赫文拉报》编辑纳・格沃兹佳克说，产生这些表情呆板、兴味索然和摆布的图片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摒弃导演式的拍摄方法。
虽然同一时期，中国大陆新闻摄影界也在争论类似的话题，但奇怪的是，苏联新闻摄影界这些争论并未引起中国同行们的足够关注。相反，那些意识形态领域的高调，却在这里的新闻摄影领域播下龙种，长出跳蚤来。
1959年10月国庆十周年巨型献礼之作，由毛泽东亲自题名的《中国》画册，重达13市斤，封面以三种不同材料分别绣、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及毛泽东主席手书“中国”二字。成书时，共收入172位摄影家的463幅作品。中国摄影学会曾经号召会员及全国的摄影家“把全国最新、最美的东西拍摄下来”，为此，摄影界“掀起了一个创作高潮”，形成1959年摄影界“特大跃进的局面”，也被称作“摄影界的一大壮举”。工作开始以后，从首都主要摄影单位挑选摄影工作者，手持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介绍信，兵分十路，分别去北京、东北、华北、西北、西南等地区，及红军长征所经之地进行拍摄，另外，还有一批人专门负责拍摄文物古迹、名人字画等。
画册出版后，署名“布子”的文章评价“全部作品形象地、生动地反映了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斗争，以及我国各族人民的生活面貌、美丽的河山和革命的历程、灿烂的历史文化等。这些作品都具有高度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画册有两张水灾照片十分醒目，那是画册总主编、时为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的意思，他是要向世界证实，中国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
（摘自《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金城出版社2009年3月版，定价：4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