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之所以需要改革，是因为最初建立的单一公有制的经济结构、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不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但是，原有体制的建立，并不是哪一个领导人个人的意愿。当人们将它建立起来之后，再来改变它，不能不碰到诸多障碍。其中最根本的是理论的障碍，即是否背离了马克思
苏东改革的历程与日夫科夫的总结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当年6月东柏林发生的工人罢工事件，是苏联模式在东欧国家出现危机的公开暴露。以拉科西为首的匈牙利领导集团在国内强制推行苏联模式，也危机四伏。在苏共的干预下，曾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纳吉・伊姆雷被恢复名誉，并被推举为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纳吉力图纠正拉科西照搬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夸大阶级斗争和滥用无产阶级专政等错误，强调要发展人民民主，应遵循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纳吉认为，“害怕自由市场，害怕农民经济的发展，害怕由于新经济政策而 引起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复活，……这是极端‘左’倾的农业政策的代表者的特点，他们宁可倾向于某种‘军事共产主义’，也不倾向于一个正确地形成和被正确执行的新经济政策。用列宁的话来说，‘左’派最危险的错误是，‘把自己的愿望……当做了客观现实’。”
纳吉的主张触到了苏联模式的要害，因而引起恐惧资本主义的拉科西集团和苏共领导人的不满。1955年3月，在苏共领导人的支持下，纳吉再次被拉科西指责为宣传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执行右倾路线，再次被开除出匈党中央委员会，撤销一切职务。
斯大林时期长期积累的矛盾，使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不得不在斯大林逝世后着手进行改革。政治上，首先是有限度地改正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冤假错案，削弱内务部门的超越法律的权力；强调加强集体领导。经济上，赫鲁晓夫在农业方面主要是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制度，并最终将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他农业机器直接卖给集体农庄，改变长期以来集体农庄只拥有最简单的农业工具，一切工作，甚至农活安排都得听来自上面的命令，都得受以国家代表身份行事的机器拖拉机站的绝对制约的僵化体制，使集体农庄获得了对农业的经营自主权。这无论从经济上或政治上来说，都是一次大胆的进攻。但是，从根本上看，赫鲁晓夫并没有改变集体农庄的模式。他同样认为，集体农庄庄员自留地和饲养业的发展，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集体农庄市场的活跃将导致社会主义经济的解体和产生新型的剥削分子。
在工业和建筑业方面，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上，赫鲁晓夫基本倾向在于改进苏联的计划经济，远不是要将苏联经济引向市场经济。
赫鲁晓夫的改革，从根本上说只是在原有模式的框架内搞修补，并没有认识到要改变原有体制的模式。对此，国内的苏联问题专家有如下评说：在国内改革问题上，与其说赫鲁晓夫失之于离开社会主义方向，还不如说失之于未摆脱传统的体制而改革不彻底。赫鲁晓夫既没有改变斯大林时期的经济管理理论和产业结构，也没有完全抛弃行政命令的管理体制和方法；既没有调动起工农群众真正的生产积极性，也没有依靠一批得力的智囊、充分发挥知识和科技的力量。
1968年春，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布拉格之春”事件。“布拉格之春”的实质是什么？事件当事人之一在回忆录中写道，这实际上是一场强加在捷克斯洛伐克――中欧和东欧的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头上的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的危机。这种模式同捷克斯洛伐克的现实和传统格格不入，它导致了政治、经济和道德危机。“布拉格之春”是试图在另一种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来解决这场危机的尝试。
当年4月，捷共中央全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提出了改革设想。政治方面，第一条就提出：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在强调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同时，主张不要以党代政。党不是通过统治社会的方式，而是通过最忠诚地为社会自由、进步的发展而服务的行动来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
这个行动纲领的突出之处，是触及到共产党领导的方式。莫斯科认为，杜布切克等捷共新领导的这个纲领，不只是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背叛，而且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于是，1968年8月20日苏联出兵占领捷克镇压“布拉格之春”。“布拉格之春”的夭折，完全是苏共领导人维护斯大林模式的牺牲品。
让我们再来看匈牙利。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卡达尔开始主政。他在整顿秩序和稳定政权的同时，就将经济改革的问题提上日程，并于1957年开始迈出改革步子。
正当匈牙利改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时，遇上了苏联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事件。当时，民主德国的乌布利希和波兰的哥穆尔卡都同意勃列日涅夫采取军事干涉，卡达尔则力主避免干涉。70年代初，苏联报刊指责匈的发展是“违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则”，“助长了资本主义倾向 ”，要匈来个“方向性的转变”；同时对“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加以批判，向匈施加压力。民主德国对匈的改革展开了公开论战。捷克斯洛伐克的新领导批评卡达尔“搞西化”，经济机构正在脱离党的领导，敦促匈立即“刹车”。与之同时，匈党内部的争论也趋激化。在此情况下，卡达尔不得不谨慎从事。他在捷克事件5年后说过，这一事件对匈的改革“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他因此而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迈步，从而失去了许多时机。以致8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开始滑坡，由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这就是何以在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冲击下，匈党内部思想发生混乱，以致最终倒台的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卡达尔等匈党领导人陷于此种矛盾境地而迈不开步呢？重要原因是：囿于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框架，把计划经济和国家所有制的公有制形式，当成社会主义的固有本质；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始终坚持以中央的计划管理为主，这样，就无法从原有模式中突破出来。
1989年冬，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易帜以后，保加利亚共产党前领导人日夫科夫对社会主义在本国的失败有过如下反省。日夫科夫说：我用一句短语表达它：“要，还是不要社会主义。”那时，我并不完全清楚，社会主义的哪些地方需要改变，或者说，是应该改变还是更换 。
接着，日夫科夫回忆了1987年5月在北京同邓小平会见时的谈话。他回忆说：我在北京同邓小平谈话时谈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困难，从而也谈到了社会主义的命运。邓小平在谈中国发生的事件和过程时，像是要总结他说过的话，并提醒我注意一件他显然认为特别重要的事，说：“现在我正准备去见马克思。”我很清楚，邓小平在谈话中插入这句话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也不是提醒我注意他已年迈，或者想暗示他的历史作用。他是在说自己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对未来的责任。他是在讲述一个为社会主义贡献一生的领导人的责任。对邓小平来说，“见”马克思意味着要对如何解决他的伟大国家的问题、如何克服“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扭曲和颠倒、新社会如何解决人的问题作出总结。我一边听着邓小平讲话，一边在眼前幻化出我们共同体各国的社会主义悲剧。我们将向马克思做什么样的总结呢？显然，在这个总结中不能漏掉马克思如何经常从源头、从主要方面被伪造。他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思了。还有，不能漏掉马克思所奠定的原理怎样没有被进一步发展，以致使我们能从所处的死胡同里找到出路。特别重要的是，它没有被进一步发展到让我们能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 。
由此，日夫科夫不无遗憾地说：最使我失望的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仍没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仍旧像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形总的来说在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问题越来越紧迫，却没有找出那种决定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那些为它后来的垮台奠定了基础的‘ 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垮台，源于它最初建立的原则。这就是一个老共产党人的总结。
改革中的困惑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
从苏东改革失败的历史，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改革的难题：关键是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
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对此，他做了具体分析。
在政治上，邓小平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当然，民主化与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然涉及共产党的领导问题。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就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他说，要改善党的领导，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不久，邓小平在8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并于8月31日为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件。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鉴于以上种种弊端，邓小平提出了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他强调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日益迫切。1986年9月13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党政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我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有一个权力要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
邓小平的上述分析之深刻、改革思路之清晰，就在于他是从原有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角度――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制度――去寻找体制弊端的根源。
在经济上，邓小平旗帜鲜明地破除在传统观念指导下对贫穷的公有制、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崇拜。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曾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不再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联系起来，是在1987年。这时，正是包括卡达尔在内的东欧各国领导人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裹足不前，恐越雷池之际。时年2月6日，邓小平与中央几位负责人谈召开党的十三大的准备工作的指导思想时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这段话表明，邓小平已从理论上把计划经济排除在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以外了。
但是不久，国内发生了1989年春夏的政治风波；是年秋冬，从波兰、匈牙利开始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台。这时，对社会主义是否能搞市场经济的怀疑情绪顿时增长，不少人认为“市场经济=私有化=资本主义”；甚至说，市场化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主要内容；有人公开对十三大关于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的主张提出质疑。正式文件中也重新启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薛暮桥等主张“市场取向”的一派经济学家，批驳了攻击十三大路线的言论。1990年9月，薛暮桥在给中央主要领导人写的 一封长信中指出，东欧剧变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没有进行彻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我们应当当机立断，推进以商品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才能克服困难，走向繁荣。对此，邓小平在1990年12月至1991年2月的多次谈话中，重申他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观点。他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自甘落后。”
正当中国改革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视察发表重要谈话，尖锐地点了这场计划与市场争论的实质，明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破除对贫穷的公有制和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崇拜，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摆脱了以苏联模式为榜样建立的旧体制，形成了基本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摘自《国史札记・史论篇》，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5月版，定价：3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