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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书的故事

2010-03-01 16:02:00 来源:书摘 胡洪侠 我有话说

吴藕汀

刚刚出版的文化老人吴藕汀《药窗诗话》大可消暑。老人一生远离世事,将自己隐于书海,藏之笔端。先生去世前,许宏泉去嘉兴看他,见老人身边还堆放着《袁氏当国》等新书数卷。老人曾对秀州书局的范笑我说:我死后,你们有了好书,帮我留着,放在我的书架上。

唐?

唐?先生专藏现代文学书籍,是首屈一指的大家,淘书买书写书读书凡六十余年,一生的命运都与书相纠结。可是到了晚年,他说了一番爱书人听了会很沉痛的话:“我对书的感情已经渐渐地淡下去,淡下去……不仅没有兴趣买书,而且没有兴趣读书。我感到的无力是真正的无力,对于书,看来我实在有点疲倦了。天!为什么我会觉得那样的疲倦、我会觉得那样的疲倦呢?”

藏书家勇于借书给别人者,其心理必先有承受“书难”之准备,否则难避“死去活来”之苦痛。唐?先生堪称“借书勇者”。上世纪50年代,东北新华书店一书籍装帧人员借去唐?藏书数十种,书皆装帧漂亮,设计艺术高超,其中多有著名装帧艺术家钱君?设计的特藏本,印数不过十余册。孰知书去时桃红柳绿,几年后归来时已枝残絮败,破烂得面目全非了。又,组织上要参加莱比锡图书展,唐?收藏的德法两国著作早期中译本被借去参展。结果,出了家门的书仿佛出征的士兵,不知是“战死沙场”还是当了“俘虏”,反正再没有回家的时候。当时的文化部长茅盾批示说,“一定追查,还给唐先生”,终是没有下落。我只恨没有唐?先生的藏书;若有,也绝没有他一借再借的勇气。

朱自清

旧书价格的高低,一来随行就市,二来因卖书人而异,实难有一定之规。同一部书,往往有价格悬殊甚巨者。朱自清回忆自己买书经历时说,某日一书铺持高丽本《杜律分韵》登门求售,两册书索价三百元。“书极不相干而索价如此之高,荒谬之至”。孰料次日又有书铺送来同一套书,要价仅两元。遂立刻买下。

叶灵凤

老上海北四川路添福书庄的广东老板既不太懂书,又时常喝醉,当时许多爱书人都在这里拣过便宜,戴望舒拣过,叶灵凤也拣过。一册巴黎版的乔伊斯《尤里西斯》,一部“只合藏在枕函中”的《香园》,老板给叶灵凤的卖价是一块四。叶灵凤自己都不敢相信,“如果他那时知道《尤里西斯》的定价是十美元,而且还无从买得,《香园》的定价更是一百法郎以上,他真要懊丧得烂醉三天了”。

黄裳

“文革’期间有大字报揭发黄裳从外地买得一船旧书,中有宋元旧本,发了大财,一时众口哄传,引起“公愤”。黄裳2004年写文章忆起此事。春秋书店的严阿毛,欲往宁波倪家收购即将论斤卖做还魂纸的一屋旧书,因路资无着,找黄裳借了50元。某日严阿毛通知说书到了,黄裳就去看,“书有七大麻袋,打开来看,多半是残零册籍,从中午直到傍晚,弄得两手乌黑,还只看了三袋。我选出了几十种……如此而已”。

1972年春天,“组织”决定查抄黄裳书房,书籍、拓片都装入麻袋,卡车来去运了好几趟。率队查抄的Q君对黄裳叹道:“看这些毒草,害你弄到这步田地了。还是抄掉的好。这对你改造有好处。”黄裳想留下一本鲁迅译的果戈理《死魂灵》,说闲来没事可以翻翻,Q君不同意,说:“鲁迅嘛,也不是没有错误的。何况这书又是俄国人写的,封资修一类的……”他给黄裳留下了四卷《毛选》,还有一小本关于胡风事件的《按语》,“这个嘛,倒可以留下看看,可以举一反三嘛”。

全本《金瓶梅》现在还算是“禁书”,想得一套影印本并不容易。可是黄裳先生说,早些年,《金瓶梅》实在算不得什么宝书,几乎随手可得,即使崇祯本所附全图,也有极初印的本子在。那年冬天,他去北京琉璃厂访书,走进来薰阁,“架子上书满满的,却没有什么可看,记得各种版本的《金瓶梅》就塞满了半架”。

汪曾祺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常常断顿,朱德熙一见他日高不起,便料定午饭又没着落,于是就挟一本字典进宿舍,喊道:“起来起来,去吃饭!”他们先去昆明的文明街,找一家旧书店把字典卖掉,然后两人吃一顿包子或两碗焖鸡米线,外加二两酒。原来,文明街这几家旧书店的老板和伙计对书不甚内行,收书全看是否整齐,厚厚的工具书更是一手交书,一手给钱,价钱还不低。

于华刚

中国书店总经理于华刚曾对记者讲述1992年他经历的收书故事。崇文门一个老太太家的祖上是读书人,家里有不少线装书,因赶上崇文门拆迁,就隔三岔五叫于华刚到家里来收些旧书。初秋的一天,于华刚又来,老太太正做午饭,他就在院里等。院子里杂物零乱,随地堆放,一派搬迁气象。突然,院墙边一个垃圾筐吸引了于华刚,他走过去蹲在筐旁翻捡起来。老太太笑着说:“那是垃圾筐!有啥看的?”可是,就在这垃圾筐里,于华刚发现了“宝贝”:那里面竟然有不少几百年前的明代信札。于华刚把明人手迹捡出来整理好交到老太太手上,说:“这可是好东西,您老好好留着。”

倪墨炎

上海藏书家倪墨炎某日和同事一起去上海书店旧书库拣旧书,正聚精会神时,见那位同事招手叫他,走过去一看,见同事手中有一本鲁迅的《彷徨》,毛边本,扉页上有字迹:“这是鲁迅先生送我的书,赵平复1929年?月。”同事问:“赵平复是谁?”倪答:“赵平复就是柔石啊,这是鲁迅送给柔石的书。”两人一阵惊喜,正商量由谁买下,不想隔墙有耳,书架那边正有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人,听到他们的对话,立刻过来,要求转让,说:“我们正在找这样的书。让我们纪念馆买吧。”营业员也过来说服他们让给纪念馆,二人只好割爱。倪墨炎后来撰文称,拣到好书而不知沉默,是“惨痛的教训”。

王学泰

1974年,王学泰在琉璃厂西廊淘书,见一小徒弟从库中抱出一摞书上架,中有清末刻本《景德传灯录》。当时王学泰正对佛学感兴趣,一见这部著名的禅宗语录,眼睛一亮,又一看价格便宜,区区五元,马上交钱买下。正要走,里屋出来一老营业员,眼睛扫了一下书,问:“你挑的那部书是不是《景德传灯录》?”王学泰点头。“你是不是能让一让呢?”姓夏的这位老营业员说。“不能,”王学泰说,“我已经交钱了。”“钱可以退给你,”老夏说,“他(指那位小徒弟)不知道这部书是不能拿出来的。”“可是毕竟拿出来了,”王学泰还是不让,“再说这部书我已经找了好几年了。”老夏无奈,悄悄地说:“姚文元也在找这部书呢。”姚当时在中央负责宣传和文教,两年后退出历史舞台。

宗璞

作家宗璞家里的新书旧籍满坑满谷,不得已只好以卖书换空间。他们选中要卖线装一千卷的《全唐文》,此书虽经“文革”洗礼,然无损污、无缺失,或许能卖个好价钱。书店的人上门估价,说是只能出价一千元。取书那天,宗璞随意取出一册全唐文把玩,见纸色洁白,字大悦目,心中有难舍之意。书贾劝道,这价钱也差不多了,以前官宦人家讲究排场,都得有几部老书装门面,价钱自然能上去;现在不讲这门面了,过几年说不定只能当废纸卖了。宗璞遂请他们立刻拿走。

姜德明

1958年,既讲炼钢铁,又讲炼人。一次会议上,有人批评藏书家姜德明“年纪轻,思想旧,受了30年代文艺的影响”。姜觉得委屈,决定卖掉一批书,包括良友、晨光的“文学丛书”和老舍先生全集,还有几十本《良友画报》和整套的林语堂编《论语》、《宇宙风》,还有《寸草心》、《北平情歌》等一批毛边本。下班回家,保姆罗大娘高兴地说:“书店来人了,旧书整整装了一平板三轮车。您的书原来值这么多钱哪。瞧,留下一百元呢!”姜德明苦笑,暗想:“老太太,您可知道我买来时花了多少钱吗?旧书店拉走的是我的梦、我的故事、我的感情、我的汗水和泪水啊……”

韩羽

上个世纪70年代,国家干部常常享受“发书”待遇:一有运动来,就有供“批判参考”用的新书发到手,画家韩羽称自藏的这些书为“闻风而至”一类,属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他举例说:“批评《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了,发给了《红楼梦》。批孔了,发给了《四书》。批宋江了,发给了《水浒传》,不只七十一回本,还有百二十回本,有文有图,煞是好看,且像陪送嫁妆,评论资料也纷至沓来,我且乐得笑纳。”有时临风遥想,真恨不早生几年,省却多少买书钱。可是,一想起“运动”,立刻就绝了此念。

林斤澜

林斤澜在《劫中书话》中说,所谓“十年浩劫”是从“书之劫”开始的。他发现,运动一开始,单位图书馆的书籍一批批下架。某日,茅盾的《子夜》也不见了。他就问图书管理人员怎么回事,得到的回答是:这样的革命名著,可不敢随便处理,是照着单子下的。林问:单子上怎么说?答曰:只有分类,别无罗嗦。又问:归在什么类?管理人员一查,说:黄色类。林先生说,得知这个答案后,“众生皆成丈二和尚”。

陈平原

“文革”期间琉璃厂旧书之便宜,已非今人所能想象。陈平原1976年4月4日去逛琉璃厂,买书如下:《昭明太子集》(线装)、《禅月集》(线装)、《石柱记笺释》、《文山题跋・石门题跋・遗山题跋》、《于湖居士文集》,共五种六册,书款合计两元五角。十年后他再逛琉璃厂,见1932年上海出的英文版《中国神话辞典》都标价400元了。他怀疑国内读书人大概没有愿意出这笔冤枉钱的。时光又过去20年,陈先生如再去琉璃厂,可能发现那本神话词典或许已“神话”般地标价到4000元了。“文革”苦日子已过,买书的好日子也不再有了。

陆侃如 冯沅君

著名文史专家陆侃如、冯沅君夫妇1970年随山东大学文科从曲阜搬回济南,只分得两居室,数万藏书无处安放,只好卖掉。陆先生的一位弟子说,几乎没有人知道陆先生是在什么时候把藏书卖给了谁。据这位弟子回忆,1978年,陆先生病重之际曾说:“我当时几次步行到老校图书馆,要求(把藏书)交给图书馆,但他们拒绝接受,我不卖掉怎么办?钱确实是无所谓的,只是让需要它(藏书)的人拿去发挥一点儿作用。”

孙犁

孙犁的藏书“文革”初期被抄,1973年发还。当时孙犁在白洋淀写剧本,无法回天津将藏书运回旧居,只好委托《天津日报》文艺组同人帮忙。于是就有了一句新“谚语”:文艺组的编采人员打扑克,谁要是牌运不佳,就说――“孙犁搬家,总是书(输)”。中国读书人啃书煮字生涯中,“书”与“输”确实关系密切,几乎形影不离,也难怪大款富商忌讳别人给他“送书”了。

孙犁一生阅人阅书多矣,至晚年因有“三不读”之说:一、言不实者不读:昨日还在暴露“民族弱点”,今天突然又“弘扬”民族文化了,这种人的文集文章皆不读;二、常有理者不读:每个时代、每场运动,他都有理,这类人最可怕,文章随时在变,最不可读;三、文学托姐们的文章,不可读:“她们把不正确的,说成是正确的;把没有个性的,说成是有个性的;把没有影响的,说成影响很大;把赔钱的,说成销路很广,或者已经脱销,或是已行销国外……这种人的文章,尤其不可读,最没有价值。”

孙犁藏书“文革”中被抄,发还时许多属“珍贵二等”的刻本、印本都完璧回家,独不见一套《金瓶梅》影印本。孙犁不甘心,多次交涉,终将书索回。那些负责“落实政策”的人不高兴,造谣说:“孙犁什么不要都可以,惟独不放松《金瓶梅》。”孙犁说:“其实,不放松的是他们。”

孙犁

刘文典

刘文典教授嗜书亦嗜烟,所读书必属好版本。钱穆先生曾回忆说,当年他和刘文典是清华同事,某日一起乘车,见刘文典一手持佳籍,一手持烟卷,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竟能不坠。钱先生很担心:“万一坠落书上,烟烬未熄,岂不可惜。然叔雅似漫不在意。”

抗战期间,刘文典教授转徙云南执教,同校常有青年教师前来借书。某日,一青年教师发现书中夹有一张刘教授亲笔所画老鼠像,遂问其详。刘文典大笑,述其缘由:“一天夜深人静,我还在油灯下看书,老鼠爬到灯盘上,好像没看见我这个大活人,不停吃着盘上的油。当时真想打死它,转念又想老鼠也是在讨生活,我读书也是为讨生活,何必打它呢?让它吃吧。为了记下这件事,我随即用毛笔为它写生,然后将画有老鼠的棉纸放在书中。”

刘文典教授有四箱藏书及手稿目前仍流落日本,大致经过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刘教授经千辛万苦,于1938年找到西南联大。随后其夫人刘氏亦遵嘱携四箱书稿赶来相会。道经香港时,因行李沉重,跋涉实难,刘夫人听从刘文典一弟子劝说,将四箱书稿暂寄港岛。待一家重聚,刘教授大为恼火:“这些书倾注我一生心血,宁肯损失绫罗绸缎,也不该把书留在香港。”1941年,香港沦陷,日人将四箱书稿掠去,藏于东京上野图书馆。1961年,刘文典次子写信给周总理反映此事,总理办公室回信说:“鉴于中日关系未恢复正常,目前暂时不宜提这件事。”此事至今悬而未决。

萨达姆

独裁者的书,销量总是巨大。据《萨达姆传》透露,当年萨达姆的小说“处女作”《扎比芭和国王》发行了一百万册,第二本小说《铜墙铁壁》的发行量更是惊人,达到二百万册。伊拉克内务部负责此书的发行工作,并给每一个省下达了销售配额。伊拉克公务员、教师、士兵以及复兴党成员每人必须购买至少一册,单册价格大约为两美元。萨达姆的儿子乌代一人就购入二十五万册,分发给他负责的各个机构的雇员。2001年夏,萨达姆政府一位官员报告说,他正在负责把《扎比芭和国王》改编成一个20集的电视连续剧。也不知这一连续剧究竟拍成没有,因为美国人不久就打上门了。

拿破仑

拿破仑也藏书,可是他更看重读书。有一次他会见书商弗郎茨・格莱费尔,极力揶揄藏书的人:“只有傻瓜才会藏书。简直不可设想,收集、保存那么大量的东西,其中只有千分之一有趣或者有用。简直是愚蠢!绘画、古币和木刻则另当别论!……图书贸易这种想法本身就是荒唐。它早晚得撑死、胀死,书籍生产已超过实际需要的一百万倍……”

(摘自《书情书色》,中华书局2009年9月版,定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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