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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上隐含的方位故事

2010-04-01 15:58:00 来源:书摘 刘 钢 我有话说

查看地图时,潜意识会告诉我们,地图通常是以北为上方。这种潜意识来自于地图的绘制规则。可是,我们曾否想过,这种规则源于何处?为什么这一规则不以东、以西或者以南为上方呢?

准确地讲,世界上并没有一个明文规定,要求地图学家在绘制地图时必须以北为上方。以北为上,仅仅是一种地图绘制习惯。

传统史学观认为,这一习惯源于欧洲,16世纪欧洲航海家依据北极星辨别方向,由此逐渐形成了以北为上的绘图规则。然而,这种观点却与许多古代地图相矛盾。在16世纪之前,不仅许多中国地图学家,甚至一些欧洲或阿拉伯绘图师也早已将北作为地图的上方。

古代地图绘制者与现代地图学家不同,他们在绘制地图时,有意无意地会在图中反映出本民族或本区域的文化、信仰以及他们的世界观。正是这些因素促成了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区域的诸多民族在绘制地图时普遍接受了某种习惯,这种习惯经过千百年之后形成了公认的规则。此后,随着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东西方交流日益频繁,全世界逐渐接受了某一民族的地图绘制习惯,最终形成了当今世界各地一致公认并且遵循的绘图规则。

为了寻求这种规则的起源,我们必须沿着地图史的脉络,溯委穷源。鉴于一些历史学家声称,此规则源于西方,我们的探索之旅就从欧洲地图史中起步。

以东为上的古代世界地图

5世纪至14世纪期间,欧洲知识界一直深受基督教教会的控制。为了维护基督教的统治地位,教会想尽一切办法排挤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些西方史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之为欧洲的“黑暗时代”。

在这一漫长的岁月中,基督教教义主宰着欧洲的地图学。此时期欧洲出现的地图基本上都将世界绘成一个圆圈,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位于地图的中心,伊甸园所在的东方处于地图的上方。这些圆形世界中间通常用一个与英文字母“T”相类似的图形将整个世界分成欧、亚、非三块大陆(见上图)。欧洲与亚洲之间隔着顿河或者黑海,非洲与亚洲之间为尼罗河,将欧洲和非洲分开的则是地中海。史学界认为,这一形状的世界地图是7世纪西班牙塞维利亚主教圣・伊斯多尔发明的。这种世界地图出世之后,其模式在欧洲盛行了近八百年。由于这种世界地图的构成要素是一个圆圈和其中的“T”字,史学界普遍将这类地图称之为“T―O世界地图”。

据统计,欧洲目前已经发现了六百多幅这种类型的古代世界地图。这一数字显示出,在黑暗时代的欧洲地图学中,T―O世界地图居占着绝对的主导地位。

中世纪早期,欧洲还流行着另外一种世界地图。它看上去略比T―O世界地图复杂,但基本上保持了T―O世界地图的格局。这种世界地图通常绘出欧、亚、非大陆上的四条主要河流,即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恒河,并且将亚当和夏娃画在地图的正上方。据称,这种地图最初源于8世纪西班牙修道士贝徒斯之手。为此,史学界将此类地图称之为“贝徒斯地图” 。

13世纪之前,基督教教义认定世界是一个平坦的圆形,耶路撒冷位于大地的中央,大地四周都是深不见底的海洋。在基督教教义的主导下,当时欧洲人绘制世界地图的主要目的仅仅是为了解说《圣经》中讲述的世界,而不是为了表现真实的地域轮廓。那时,欧洲的世界地图绘制者大多是教堂的神职人员,他们绘制的世界地图通常作为基督教书籍中的插图,或者挂在教堂内作为宗教宣传画。这些地图内容简单,注释稀少,图中描绘的重点是天堂所处的方位和圣地耶路撒冷的所在地。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世纪早期欧洲人绘制的T―O世界地图和贝徒斯地图,总是按照《圣经》中的记载,将伊甸园所在的东方作为地图的上方,以耶路撒冷作为地图的中心。

13世纪下半叶,欧洲绘图师们逐渐将一些地理信息添补到T―O世界地图之中,“T”和“O”两个构图要素开始发生了变化,并且逐渐从图中消失。但是,以东为上方的绘图原则很长时间维持不变。1260年《帕萨尔特地图》史学界视为欧洲13世纪世界地图的代表作之一(见下图)。此图为圆形,耶稣被画在图的正上方,他左手持有一个传统的T―O世界地图。帕萨尔特地图中的所有文字注释都与《圣经》有关,T―O结构在此图中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此地图仍然以东为上方,耶路撒冷仍旧处在图的正中央。

进入14世纪,世界地图在欧洲摆脱了作为《圣经》图示的地位,渐渐地被视为一件独立的作品。从14世纪一些欧洲教堂的图书目录中可以看到,世界地图开始被单独编排目录,而不是像以前仅仅作为书籍的插图。西方史学界将欧洲这一时期出现的世界地图称之为“转型期地图”。最能反映此类地图特征的,当数维斯康缇教父于1321年绘制的世界地图和黑格登于1350年绘制的一幅世界地图。在这两幅世界地图之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些表现地域轮廓的图形以及相关的地理信息。但是,两幅地图仍然严格遵循着欧洲传统的绘图原则,将东作为地图的上方。

从14世纪下半叶开始,欧洲人的地图方位格局出现了实质性变化。许多欧洲地图学家放弃了以东为上的传统,改成将北作为地图的上方。同时,他们不再将圣地耶路撒冷置于地图的中央。最为典型的图例就是1415年《德・韦哥世界地图》。此图以北为上,图的中心位于曾经作为蒙古帝国天文、地理研究基地的撒马尔罕。

以南为上的古代世界地图

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人员分别在几座埃及金字塔下的古墓里发现了一些地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雕刻在公元前4世纪石棺外侧的宇宙图(见图)

此图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图的外部轮廓由一位深弯腰、双手下垂触地的女神构成,女神上身刻有三颗太阳和一排星星。史学家认为,这位女神是古埃及传说中天外之天的化身。女神身体下方是一个刻有一颗太阳和许多星星的拱形天空,天空下面有一位双臂张开的女神。此女神的下身是一个圆形的人类世界,之中又有一个圆圈表示埃及。内圆的外侧画了一些各式各样的人物和符号,这些代表埃及周围的其他部族。外圆内侧的左右两边分别刻有长臂女神,左边为东方女神,右边为西方女神。从构图可以看出,此幅宇宙图以南为上方。

除此宇宙图外,几幅绘在莎草纸上的古埃及地图也都是以南为上方。古埃及人崇拜南方的原因很可能与尼罗河的流向有关。尼罗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它的发源地位于赤道南部的东非高原,其干流由南向北,最后注入地中海。尼罗河被古埃及人视为一条具有神灵的河流。在古埃及人心目中,尼罗河的源头神秘莫测。也许正是尼罗河由南向北的流向,使古埃及人将南方视为神圣的方向。

7世纪初,穆罕默德在麦加创立伊斯兰教之后,伊斯兰人迅速向外扩张,占据了中东、北非、西班牙、印度和亚美尼亚地区。随着伊斯兰世界的扩张,阿拉伯人的科学技术也逐渐领先于欧洲人。在地图学方面也是如此。

与欧洲T―O世界地图相似,早期伊斯兰世界地图也是一个圆形。这些地图大都由两个圆圈构成,两圆之间象征海洋,内圆中左右两大海域分别代表印度洋和地中海。与T―O世界地图不同的是,早期伊斯兰世界地图以伊斯兰教圣地麦加为中心,以南为上方。

受伊斯兰审美观的影响,14世纪以前伊斯兰世界地图普遍具有三个共同特点:一是模式化,不同时期的地图看上去彼此相似;二是概念化,缺乏详细的地理信息;三是抽象化,大陆图形都是用直线或者平滑的曲线绘成,根本不讲究地域轮廓的准确性。然而,有一位伊斯兰地理学家却与众不同,他绘制的地图突破了早期伊斯兰地图学的传统模式。这位伊斯兰地理学家就是1 2世纪著名学者伊德里希。

伊德里希是一位伟大的伊斯兰地理学家和旅行家,他曾长期在欧洲、北非和中亚一带旅行。受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的委托,伊德里希于1154年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这幅世界地图的原图没有能够流传下来,然而我们还是能够在一幅15世纪的传抄本中看到原图的风采(见图)。

此世界地图的地域轮廓虽然不准确,但是已经没有模式化、概念化和抽象化等以往伊斯兰世界地图必备的特征,而且能够辨认出欧、亚、非的基本轮廓。伊德里希世界地图为圆形,以南为上方,非洲南部被绘成了一个向东弯曲的月牙形。图中能看到地中海、黑海、里海、印度洋、波斯湾和红海等海域。地图的西部为大西洋,伊德里希将这一海域标注为“黑暗的海洋”。东部为太平洋,在此海域中能看到一个标注“Sila”的岛屿,有学者认为这是当时朝鲜半岛“新罗”的译音。伊德里希在地图上画了八条类似于经线的弧线,这八条弧线将世界分成七个气候带。这些气候带说明,在伊德里希的心目中,大地是一个球形体。

伊德里希还著有一部世界地理著作,书名为《地球上旅行的快乐》。此著作收录了七十余幅长方形地图,分别描绘世界不同区域的地理轮廓。这些长方形地图都与伊德里希圆形世界地图一样,以南为上方。

然而,伊德里希的几幅长方形地图采用了与中国古代“计里画方”非常相似的方格网画法。这种方法在12世纪以前阿拉伯人的地图中是见不到的。这是否意味着,伊德里希曾经参考过来自中国的地图呢?

古代伊斯兰地图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伊斯兰教义的影响。许多中世纪伊斯兰地图学家在绘制地图时都表现出伊斯兰教的理念。伊斯兰信徒每天祷告五次,每次祷告的方向都是面向麦加。麦加在伊斯兰教徒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它必须位于上方。麦加位于阿拉伯世界的南部,由此中世纪伊斯兰人将南作为地图的上方。

15世纪之前,虽然绝大部分伊斯兰世界地图以南为上方,但仍有个别以东为上,这也许是受到欧洲T―O世界地图的影响。在这类伊斯兰世界地图中,耶路撒冷同样被绘在地图的中心。然而,此类图中的耶路撒冷当然被视为伊斯兰教的圣地。

从15世纪开始,伊斯兰人的地图方位也出现了变化。有些伊斯兰地图学家放弃了以南为上的伊斯兰传统,改为以北作为地图的上方。

中国古代地图的方位规范中国古地图有的以北为上,有的以南(或东)为上。一些学者据此断言:中国古代地图的方位趋于多元化,并无一定之规。还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地图的方位依据地图的摆放方式。例如,清朝学者俞正燮认为:凡是悬挂的地图都以北为上,凡是放在桌上查看的地图是以南为上。这种论断明显有失偏颇。

纵观中国古代地图史,实用性古地图的方位确实没有一定之规。但是,源于华夏风俗和信仰的古地图却具有统一的方位规范。这就是以北为上。这种规范萌芽于远古,在魏晋时期形成了明确的绘图准则。

秦汉之前用于社祭或者占卜的地图早已失传,我们无法看到它们的原貌。然而,从战国时期的一部著作中,我们可以揣摩出秦汉之前这种地图的模样。这部著作就是《尚书》中收录的《禹贡》。

《禹贡》虽无附图,可是其文词却揭示出,撰写此书时《禹贡》的作者头脑里有一幅清晰的地图。

此图不仅将中华大地划分为“九州”,还绘有山川江河、动物植物、风土人情、田野道路。 《禹贡》在描述九州时,按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的顺序,由北至南排列;在描绘江河湖泊时,按从上到下的流水方向。这些顺序表明,《禹贡》作者脑中的地图方位必定是上北、下南。

《禹贡》被史学界视为中国地理学的开篇之作,它对中国地理学、地图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这种影响包括地图以北为上的方位格局,《禹贡》之所以具有如此之大的影响,究其原由,主要归功于一位中国古代地理学家的贡献。这位地理学家就是魏晋时期的著名学者――裴秀。

裴秀在研究《禹贡》之后认为,此书年代久远,书中原载的山川、地名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为此,裴秀在详细考证《禹贡》和古代疆域沿革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行政划分,绘制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禹贡地域图》是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的历史地图集。此地图集记载了上自《禹贡》成书之年、下至西晋时期的城市变迁。地图集中绘有山川、平原、河流、湖泊、海洋等自然地理要素。

裴秀对中国地图学的贡献不仅仅是《禹贡地域图》,还包括他创立的“制图六体”理论。所谓“制图六体”是指,绘制地图时应遵守六项原则,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和“迂直”。其中,“准望”与地图的方位有关。成书于648年的《晋书》记载,裴秀认为前人绘制的地图“不考正准望”,由于没有“准望”,这些地图虽然某些部分画得准确,但其他部分必定会出现差错。为此裴秀提出,“准望”是确定地图方位的前提。

自裴秀提出“准望”之后,唐、宋时期的地图学家纷纷效仿,如唐代的贾耽和宋代的沈括等都曾在著作中阐述,“准望”是地图绘制的规范之一。从一些宋、元时期的地图可以看出,14世纪之前,中国古代地图已经形成了以北为上的规范。18世纪初期,清朝政府曾组织过一次大规模的全国地理测绘。《清史稿》记载,测绘人员以北极星“定准望”,并以“北极高度”测绘地图。 《清史稿》还评论说,这种测绘方法源于裴秀。

地图以北为上引发的问题

古代地图的朝向确实令我感到很奇妙。六百多年以前,无论中国、 欧洲,还是伊斯兰世界,地图学家绘制地图的方位都基于各自的宗教信仰,但他们崇拜的方向却各不相同。

源于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地图学在13世纪已经形成了以北为上的地图规范。当中国古代绘图师普遍遵守这一规范时,欧洲人仍然严格地遵循着以东为上的绘图原则,而伊斯兰绘图师们则以南方作为地图的上方。

从14世纪开始,欧洲人和伊斯兰人绘制世界地图的方位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信仰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地图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各自沿袭千年之久的惯例,逐渐接受了以北为上的绘图原则。无论基督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改变与他们宗教信仰紧密相关的千年习惯,绝对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这种改变必定源于一种特殊的原因。

在欧洲和伊斯兰地图学家改变地图方位的同时,他们绘制地图的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与中国古代地图相比较,14世纪之前,欧洲人和伊斯兰人绘制的世界地图普遍缺乏现代绘图学的一些基本要素。比如,不具备严格的比例尺概念、没有采用经纬网线,等等。14世纪之前,欧洲人画的世界地图与现代派抽象画非常类似,图中只能看到基督教的精神世界,而非现实中的地理轮廓。14世纪之前,有些伊斯兰地图学家能够在南、北纵向方面分清不同气候带,但是在东、西横向方面,却是错误百出。从14世纪开始,欧洲人和伊斯兰人不约而同地纠正了前人所犯的绘图错误,特别是15世纪出现的几幅世界地图描绘出准确的大陆轮廓。

同时他们的绘制水平也莫名其妙地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些现象绝对不会是一种巧合,其背后必然隐藏着未知的历史真相。

(摘自《古地图密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定价: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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