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打工经济的不断深入，当下的中国农村，农民的观念也处于急剧变化中，这种变化既表现在生产生活上，也表现在文化风俗中。
笔者在2008年10月调查的顾村位于江汉平原北端，全村1192人，耕地面积3328.1亩。村内居民以水稻种植为主要收入来源，其他经济作物有棉花、芝麻、油菜及小麦等，但数量较少，在传统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顾村的外出务工者可算是村庄的精英，这批人现在已陆续返乡，同时也带回了村庄外面的信息。紧随父辈的脚步，外出打工现在已成为村庄中年轻人的必然选择，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初中毕业之后都不能继续念书，也不会在家务农。在他们看来，留在家里的年轻人都是“没用”的，“没出息”的人才会待在家里干农活。
目前村中核心家庭户(两个成年人加上未成年的子女)的年均收入水平在1万至1.5万元之间。但是，要达到这个平均水平如果单靠种植水稻至少需要拥有13亩到15亩田地，而这对于一般农户来讲是不太现实的。要过一种在村内比较起来还算体面的生活，家里的孩子成人以后就必须出去打工。既然村里的土地已经分给各家各户，并且土地的承包权长期不变，即使孩子长大成人也不会分到新的土地，所以孩子长大后如果不外出打工而是分割父亲的土地，加上他们的消费又较大，那么家庭的生活水准势必要降到全村的平均水平以下。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2005年湖北省土地二轮延包的确权确地之后，那些家中土地面积较少(一般是低于10亩)的农户即使人到中年也会选择外出打工；那些家中小孩已初中毕业的农户一般是父母在家务农而子女外出打工承担自己的生活，他们到了结婚年龄时积蓄都很少，只有让在家务农的父母提供经费完成婚事。生育小孩后，小孩继续留在家里由父母抚养，一直到初中毕业可以外出打工为止。这个时候在外打工的儿子也因为年龄渐长难以在城市继续找到工作而出现回流，他们回来继承年迈父亲的土地，老人交出土地后由儿子承担生活所需的粮食。此后，儿子跟孙子之间又会出现上述循环。
在整个过程中，务农的父母与打工的子女出现了一种代际间的分工。由于社会性竞争的压力和土地面积的倒逼，父子两代不得不轮番耕种家中有限的土地，以此来满足自身在村庄中立足的需要。从顾村的情况来看，老人到了70岁才不用劳动，但他们交出土地就意味着生活水平与家庭地位的直线下降。从他们不能创造财富的那一刻开始，就慢慢地被后代忽视和冷漠。
在与村民聊天时，从农民口中道出的朴实语言反映了他们当下的观念。
顾村村民没有“鬼神”、“来世”的观念，村里没有任何神秘主义色彩的仪式活动，丧事礼仪极其简化。85岁的GZC老人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贫下中农要讲科学，不迷信，人死了就是死了，什么都没有，装神弄鬼都是骗人的。”
村民的日常交往都在各村民小组的自然湾内，每个湾子的十几户人家彼此都知根知底，而且暗地里互相比较。“大家都是比着过的，田地都差不多，人家喜事办得热热闹闹，房子搞得漂漂亮亮的，家具、电器什么都有，自己家里却搞得乱糟糟的，都是一个湾的，总不能过得太差吧?我们夫妻两个不争气，没面子，那是自己要生病，没有办法……我们隔壁那家，你们看房子盖得才漂亮呢，其实不是他们能干，他们的女儿在外面做那个的，寄了蛮多钱回来。”(GZX，四十多岁，夫妻两人都患有腰椎病，不能负重。)
这种村庄内部的“面子竞争”给村民提供了一种明确的生活目标，每年的结余要花在哪些方面，买什么大件的东西，都有一个明确的参照系。村里中等收入水平的农户家里一般都购置了彩电、冰箱、饮水机、摩托车。
“我以前是在电镀车间里负责验货的，每天下班回来眼睛累得不行，一直流眼泪，你看我现在的眼珠子都是黄的。过年回来的时候车票才难买，票贩子要得太多了，我每年都站着回来，好难受的。不过再怎么苦，回来一定要穿得洋气。”(ZLP，女性，36岁，曾在广东省中山市打工5年，税改后回家种田。)
“我在珠海上班已经2年了，城市里就是好，干净、漂亮，有钱人多，买东西方便，生活舒服，在珠海我心情都要好些，回到村里住了两天就想走。我以后是肯定不会回来的。”(CJR，女性，19岁，笔者遇到她时她刚从珠海坐飞机回家探亲，她的工资是每月1100元。)
“我爸爸在宜昌打工，妈妈以前在广东的，去年回来了。我平时最喜欢看电视，看湖南卫视的娱乐节目，其他的看不懂。我最喜欢的明星是韩国组合super junior。平时经常和同学聊明星和电视剧。我以后想到城市生活，在农村干活太辛苦，在城里蛮好。”(SXN，15岁，初三。她能够说出这个韩国组合中十几个男孩的名字和他们代言的品牌。)
在顾村，“赶人情”是一项数额较大的支出，“人情逼如债，头顶锅盖卖”，“人情”总是免不了的，家里再穷，把锅盖卖了也要送礼。
“人活在世上总要有几个人来往吧?什么亲戚都不走，还有个什么脸面呢?兄弟姐妹家有人结婚，礼钱要1000到2000元才能下得来，除了礼钱还有喝茶钱，大概也要一两百元。普通的亲戚办事，像婚丧嫁娶，孩子满月、周岁、生日、考大学，做房子封顶，这些都要去送礼，一送至少也是一两百元。”(PYZ，41岁)
赶人情时送的礼金很重。在每年的支出中，一个普通农户“赶人情”的支出一般都在2000到3000元，大约要占到每年纯收入的30％。据村民讲，个人内心有时是不愿意赶人情的，但也没有办法，整个村庄氛围就是这样，这是一种习俗，讲排场、爱攀比、爱面子是这个习俗背后的动机。
“要是不赶人情，人就会被孤立。”52岁的WGS说。他还说：“我们村的男的都怕老婆，十个男的有八个半怕。怕她是让着她，没有女的一个家就散了。现在女的能赚钱，赚得比男的还多，到外面去打工女的还吃香一些，家里的事情也是她们在做，让她们掌家一个家才搞得好。”
丈夫怕媳妇，媳妇掌握家庭的财政大权，没有经济实力的婆婆当然也要因此哄着媳妇。的确，媳妇掌起家来着实会精打细算，但这种计算有时也会产生一种情感的疏离，特别是当家里的老人生病的时候。
老年人的生活
顾村60岁以上的老人有134名，其中自己仍单独种田的有53人。有劳动能力的老人都是自己种田、自己照顾自己。如果儿子外出打工，老人还要在家帮忙带孙子。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村里的平均标准是儿子们一年给两位老人约600斤稻谷。但这个粮食不会是儿子主动提供，而是老人在用完了以后向儿子索要。从全村老年人物质生活的质量看，那些丧失劳动能力而子女又不尽赡养义务的老人处境较差，这样的老人笔者初步统计有27个。“有吃有穿就是孝顺”作为一种标准已经被村民广泛接受，老人们的精神生活几乎是一片空白。那些老伴健在的老年人精神状态稍好，而丧偶的老年人则显得眼神呆滞、表情木讷。
老年人在家庭中，在村庄中都处于底层的、边缘化的地位。一个刚上初中的男孩子在给笔者描述自己的家庭状况时，说到奶奶和爸爸分家的原因时说：“奶奶爱打麻将，爸爸和妈妈不让她打，经常吵奶奶，后来奶奶被我们开除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在家中的地位远远高于老人，从他口中说的“开除”二字反映了“奶奶”在家中的弱势地位。
在顾村，70岁以上的人才被称为老人，“六十多岁的年纪正是赚钱时候”，老人只有在确实丧失劳动能力时才会要求子女负担。虽然父辈对自己抚养下一代的“任务”非常清楚，但是子辈们对自己的赡养义务并不明确。
“我们村的老人都是跟儿子分开住，另外搭个小屋。要说儿子讲不讲孝心这是很难讲的，反正不让他饿着就可以了，老了还想怎么样?他们没米、没油了就向我要，逢年过节有什么好吃的就喊他们过来吃一下。生病的话就要看是什么病了，小病肯定是要治的，要是那种明晓得治不好的确实就没有必要治了，吃好喝好点还实际些。”(GSJ，34岁)
村里老年人自杀死亡的情况非常常见，村民们甚至认为因病痛折磨而喝农药自杀的老人都属于正常死亡。
“你们问自杀我就以为是两夫妻吵架把药一喝的，要是得了病喝药死的也算，那我看我们大队的老人多半是自杀。”(GQX，59岁)
从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表面上顾村老年人自杀的直接原因主要是病痛，但实质原因是子女对利益的算计，他们不肯在年岁已高、身患重症的老人身上投入钱财。
“前些天有个71岁老人自杀的。孩子住大房子，让老人住土房子，平时外面下大雨，土房里面下小雨。老人没有合作医疗，得了癌症住院要交1300块钱，结果自己没钱交，只好回家，后来疼得受不了喝药自杀了。姑娘出嫁了偶尔回来看看，不怎么管老人，儿子儿媳说老人没有问他们要钱，其实是他们不愿意出钱。”(LSJ，52岁)
笔者在顾村5组调查时碰到一个老人得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儿子们给他治了两年也不见好转，现在已经放弃治疗，但是天天给土屋里的老人送饭吃。老人每天躺在床上不断地呻吟，笔者离开顾村时听人说这个老人可能不会坚持太长时间了。
顾村孝道的衰落已然是一个事实，老人得重病是否需要治疗，是要因年龄和体质来进行计算的。
“我哥哥去年61岁，得了癌症，去治的话要4万块钱。他的儿媳妇算着(老人)治好了以后应该还可以活10年，每年种田赚的钱也不止4 000元，后来就借钱去给他治了。要是我哥哥去年71岁，我估计肯定是等死了。”(GFC，60岁)
而且老年人自己也是如此计算。《农村老年人为什么选择自杀》（作者贺雪峰）一文中说，当老年人自己能劳动时，他们会辛勤劳动，以为子女提供更好一些的条件，至少要减轻子女负担。若老年人不能为子女做事情，他们就会有亏欠感。一旦老年人生病，即使子女要给自己治病，他们也会觉得不应该浪费子女钱财，否则，万一治病花了钱，病又没治好，或病虽治好了，自己却未能为子女再创造更多收益，这样就会“人财两空”，对不起子女。这时候，比较应该的选择就是自杀，而非赖活着。同样，老年人即使没有生病，但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不能为子女做事情，他也可能选择自杀，他会认为自己已经老了，大半截身子已经埋在土里了，自杀不过是“顺条道”，而子女还有几十年人生要过。这样的老人大家会认为他们是明白人，如果有老人不这样计算，那就是不懂得做老人，不知道珍惜自己的子女。人老了，想过得舒服一点，是不可能的事。老了，病了，没有用了，自杀是为了解脱，这个世界再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一死百了。因此老年人往往是悄悄地、平静地自杀。
老年人自杀也都登记为正常死亡，子女似乎也很少有内疚感，更不用说负罪感。老年人自杀后，他们的子女按一般程序来操办丧事，然后再正常地过自己的生活，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千百年来，家庭构成了中国人的宗教，尤其是在农村，家庭几乎构成了农民生活意义的全部。但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在农民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中国农村家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开始看重个人感受，强调个人幸福，赚钱成为唯一重要的事情。因“感情不和”而离婚的事情越来越多，夫妻双方分别在外“有相好”的事情也见怪不怪。姘居、未婚先孕、“非处女新娘”都成了虽然无可奈何但却可以接受的事情。村政法主任WHX说，“只要他们自己过得好就可以了，别人怎么好讲呢?”
（摘自《热风学术》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版，定价：3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