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梁启超有9个子女，人人成才，成为本行业的专家。有3个儿子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成、梁思永兄弟俩同时于1948年3月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人文组)，梁思礼于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氏一家真可谓“满门俊秀”。
梁启超不仅是孩子们的慈父，还是孩子们的朋友。他的孩子们性格都很坚强、乐观
“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
从1923年起直到1929年公公去世，他共有5个子女在海外，他非常想念他们。在这段时期，他们之间用大量的书信传递两代人的情谊。他们在信中讨论国家大事、人生哲学。他们倾述着彼此生活中的苦和乐、悲和欢，他们互相惦念着、互相鼓励着。信中没有任何说教，只有循循善诱；没有指责，只有建议；每封信中都充满了真挚的爱。
从公公在信中对子女们的称呼足见他是多么疼爱自己的孩子：“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那两个不甚宝贝(指二舅思成、三舅思永)的好乖乖”、“对岸一大群孩子们”、“一群大大小小孩子们”……
公公教给孩子们做学问的方法，要求他们不仅要注意专精，还要注意广博。1927年8月29日他给二舅的信中说：“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公公在给我妈妈信中写道：“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据你三哥说，你近来看文学书不少，甚好甚好。你本来有些音乐天才，能够用点功，叫他发荣滋长最好。姊姊来信说你因用功太过，不时有些病。你身子还好，我倒不十分担心，但做学问原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见得便会受益。我方才教训你二哥，说那‘优游涵饮，使自得之’，那两句话，你还要记着受用才好。”
公公还对二舅思成这样写道：“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思成，你已经熬过三年了，这一年正该用炖的工夫。不独于你身子有益，即为你的学业计，亦非如此不能得益。你务要听爹爹苦口良言。”
公公非常重视培养子女的实践能力，具体指导他们加强外围知识。
三舅思永在美国哈佛大学读考古专业，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野外资料。公公非常支持他的想法，并积极设法给他在国内安排机会，1926年12月10日公公给三舅写信，告诉他联系的情况：
得十一月七日信，喜欢之极。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立刻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外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你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家里景况，对于这点钱还担任得起也。你所问统计一类的资料，我有一部分可以回答你，一部分尚须问人。我现在忙极，要过十天半月后再回你，怕你悬望，先草草回此数行。
这个计划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实现。1927年4月21日公公又给三舅一信，提到关于去新疆考察的事，信中包涵了他的学识之广和对儿子业务学习和发展前途是多么地关心。
公公还指导孩子们选择学校和专业。我的妈妈思庄在加拿大考大学是一件大事，究竟上哪个大学?当时公公梁启超希望女儿在加拿大读大学，在1926年2月9日信中写道：“庄庄暑假后进皇后大学最好。全家都变成美国风，实在有点讨厌，所以庄庄能在美国以外的大学一两年，是最好不过的。”他还在1926年6月5日信中鼓励道：“思庄考得怎样，能进大学固甚好，即不能也不必着急，日子多着哩。我写的一幅小楷，装上镜架给他做奖品，美极了，但很难带去，大概只好留着等他回来再拿了。”妈妈未辜负公公的期望，考上了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而这幅装上镜框的漂亮小楷，随着妈妈经过六十年风风雨雨，完整地保存在家中，作为一件极珍贵的纪念物一直挂在我家的墙上。
妈妈思庄入大学两年后该选专业了，公公更是细致地考虑，以他的远见卓识看到将来生物学及信息对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最初他要妈妈学当时中国还几乎是空白的现代生物学。在1927年8月29日信中写道：“你今年还是普通科大学生，明年便要选定专门了，你现在打算选择没有?我想你们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于女孩子极为合宜，学回来后本国的生物随在可以采集试验，容易有新发明。截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一个‘先登者’不好吗?还有一样，因为这门学问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密切关系，你学成回来可以做爹爹一个大帮手，我将来许多著作，还要请你做顾问哩!不好吗?你自己若觉得性情还近，那么就选他，还选一两样和他有密切联络的学科以为辅。你们学校若有这门的教授，便留校，否则在美国选一个最好的学校转去，姊姊哥哥们当然会替你调查妥善，你自己想想定主意罢。”
但麦基尔大学的生物教授教得很不好，学生们还得花钱请他的助教补课，虽然助教讲课很精彩，但还引不起妈妈对生物学的兴趣，她把苦恼告诉给二舅思成。当公公得知后，赶紧写信说：
庄庄：
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学生物学，既已如此，为什么不早同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你离开我很久，你的思想近来发展方向我不知道，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式，你应该自己体察作主，用姊姊哥哥当顾问，不必泥定爹爹的话，但是新学期若已经选定生物学，当然也不好再变，只得勉强努力而已，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治学针路，所以赶紧寄这封信。
八月五日 爹爹
这封信妈妈珍藏了一生，又传给了我。后来她听从公公的意见学了图书馆学，考入了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最终成为一名图书馆专家。
公公对每个孩子都充满了父爱，并给予非常具体的指导，他不但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十分尊重孩子们自己的志愿。
“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公公不仅注意对孩子们的知识训练，更注意他们的道德培养，要他们生活艰苦朴素，要他们热爱生活，并注意择友。1927年8月29日公公在给二舅思成的信中说：“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不独朋友而已，即如在家庭里头，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他对大姨夫妇说：“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他教导我妈妈：“多走些地方(独立的)，多认识些朋友，性格格外活泼些，甚好甚好。但择交是最要紧的事，宜慎重留意，不可和轻浮的人多亲近。庄庄以后离开家庭渐渐的远，要常常注意这一点。”
公公对每个儿女都非常疼爱，他自己总说喜欢女孩子，实际他并不偏心。1923年公公全家在天津时，给在国外的大姨(思顺)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几乎每一个孩子，使人感到他真是一位慈祥的父亲：
宝贝思顺：
得复电大慰，我因久不得汝信，神经作用，无端疑汝有病耳。昨日在南开讲毕，思永、思忠留校中听别人讲演，我独携思庄去吃大餐，随后你妈妈把思达、思懿带来，吃完后五个人坐汽车兜圈子到马厂一带，把几位小孩子欢喜到了不得，你妈妈说，我居然肯抛弃书桌上一点钟工夫作此雅游，真是稀奇，我和思庄说，明年姐姐回来，我带着你们姐妹去逛地方，不带男孩子了，庄、懿都拍掌说，哥哥们太便宜了，让他们关在家里哭一回。思达说他要加入女孩子团体，思庄已经答应他了，我今日起得甚早，随意写几句告诉你。
爹爹 八月一日
1924年之后全家有5个孩子在国外，公公不断地和他们通信，收不到他们的信时，每次都焦急万分，收到信时，就会像小孩一样高兴得手舞足蹈，1926年9月26日的信中写道：
孩子们：
今天从讲堂下来，接着一大堆信――坎拿大三封内夹成、永、庄寄坎的好几封，庄庄由纽约来的一封，又前日接到思永来一封――令我喜欢得手舞足蹈。……思忠真占便宜，这回放洋，在家里欢天喜地的送他，比着两位哥哥，已经天渊之别了；到了那边，又分两回受欢迎，不知多少高兴。
我最喜欢的是庄庄居然进了大学了。尤其喜欢是看你们姊弟兄妹来往信，看出那活泼样子。我原来有点怕庄庄性情太枯寂些，因为你妈妈素来管得太严；他又不大不小夹在中间，挨着我的时候不多――不能如老白鼻的两亲家那样――所以觉得欠活泼。这一来很显出青年的本色，我安慰极了。
在上世纪20年代风云变幻的中国，公公梁启超始终注意把握孩子们的前途，他以自己超人的智慧、广博的知识和卓越的远见，对孩子们进行言教和身教。公公对孩子们的前途都有周密的考虑，他精心培养每一个心爱的孩子，不仅努力培养他们成为有学问的人，还要他们成为有高尚品德，对社会有用的人。公公希望孩子们充分享受人生的快乐，但他不强求孩子们都和他一样，而是相信孩子们最终将走自己的路!
子女个个成才
大姨梁思顺(令娴)(1893―1966)，是梁启超的长女，她自幼爱好诗词和音乐，从小梁启超就在家中教她读书，曾编有《艺蘅馆词选》。她在自序中写道：“令娴家中颇有藏书，比年以来，尽读所有词家专集若选本，手钞资讽诵，殆二千首，乞丈更为甄别去取，得如千首。……”此书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戌申)初版。抗日战争前和1949年后曾多次再版，颇受读者欢迎。此书也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舅梁思成(1901―1972)，著名建筑学家，梁启超的长子，生于日本。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三舅梁思永(1904―1954)，著名考古学家，梁启超的次子，生于澳门，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随后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并研究东亚考古。1939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考古学界目前对龙山文化类型的划分，仍导源于梁思永半个世纪以前的创见。他于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四舅梁思忠(1907―1932)，梁启超的三子，生于日本，后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回国后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1932年患腹膜炎，因贻误治疗而去世，年仅25岁。
妈妈梁思庄(1908―1986)，梁启超的次女，著名图书馆学家，生于日本，1926―1930年间就读于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基尔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30―1931年就读于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获图书馆学士学位。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卧佛寺梁启超墓地。
五舅梁思达(1912―2001)，梁启超的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1949年在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任职，后改为国家工商管理局。
五姨梁思懿(1914―1988)，梁启超的三女，主要从事社会活动。早年在燕京大学读书，初念医预班准备升入协和医学院学医，后为了参加革命转入历史系。她曾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她一直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议。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六姨梁思宁(1916―2006)，梁启超的四女，1940年在五姨思懿影响下投奔新四军，她参加革命工作数十年。
八舅梁思礼(1924― )，梁启超的五子，也是梁启超最小的孩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在普渡大学获学士学位，接着在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49年回国。三十多年来，八舅亲自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摘自《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4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