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都有前辈学人、作家离开我们，但2009年似乎更具标志性。这些远去的身影，几乎都与20世纪同行，既经历接踵而来的内忧外患，也无法幸免于各场政治运动，其穷与达，有着时代的必然和偶然。在政治变幻的年代，他们的选择，代表了属于那个年代的文化人对政治走向的应对方式。
体制与知识分子
【丁聪 5月27日、钱学森 10月31日、罗京 6月5日】
5月，漫画大家丁聪先生逝世。70年的创作生涯里，尖锐的世相讽刺题材是他最大的标签。与他温和的外表相反，丁聪是一个从来不懂得妥协的人。媒体对于他的探析也多着眼于他在政治压力下的自我坚持，强调了丁聪于政治形态的不适：解放后，整个社会的舆论环境都在满怀热情地歌颂人民的事业，“由讽刺变成歌颂，他不习惯”。1957年的“二流堂”事件，他被打成右派后发配北大荒。有意思的是，丁聪反倒一反风格，画了一批色彩灿烂明媚的彩色漫画，“他一直拥有一种奇异的通达和乐观，善于从黑暗中找到光亮”。“文革”期间不许画画，丁聪就买泡沫塑料剪鲁迅和高尔基。“对丁聪而言，跨越‘文革’的前后二十年是人生中一个特殊的时期，硬生生地将他的漫画生涯割成三截。”平反以后丁聪为《读书》画了27年，但处于当今的经济时代，丁聪依然无奈。他曾说：“现在没有气氛画漫画了，我不适应今天的时代。现在是画不出，什么都不好画。画漫画有个屁用!”即使如此，丁聪仍然努力坚持着自己的讽刺路线。他认为，“如果说战争年代的漫画是一把‘匕首’，和平年代的漫画则是‘手术刀’。”老搭档陈四益评价：“他关心的不是作品能不能发表、能不能得奖；他总是在想：这个东西应不应该批评?是不是可以促使他改进一下?”
10月末，“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离世。纵观媒体报道，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关于钱学森上世纪50年代执意回国的赤子之心，都着重采访报道了在那个军事实力决定国家威信的特殊时代里，钱学森的贡献，其对中国无可估量。
一向以新锐著称的《新周刊》则刊登了吴晓波的评论《钱学森，你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该文对钱学森的“随波逐流”进行了批评：“我总觉得，对于1958年的那几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钱学森应该有一声道歉。这是一个‘档案社会’，人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越是大人物，所需负的责任自然越大。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至少从史料来看，他的那一份似乎并不小。”
罗京算不上传统意义的知识分子，但作为体制形象的代言人，他的逝世也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人们已经习惯解读《新闻联播》其后的政治意味。《再复制一个罗京不那么容易》、《罗京辞世 一个播音时代的结束?》、《这一次，别人播他的新闻》均提到，随着主播罗京的逝世，那种标志性的高高在上、字正腔圆的“联播语体”已渐行渐远，很可能成为体制转型的遗物。《中国新闻周刊》的另一篇文章《新闻联播的变脸猜想》更是明确地指出了罗京逝世意味着变革：“要让《新闻联播》重获生机，就要走出符号化，真正地回归新闻。”《新闻联播 舍此无其他》则对由播音员的转换对体制产生的震动效果持怀疑态度，接受采访的赵忠祥说：“这是不可能改的，一个机器的行进，车上掉下来一个人，旅客的时刻表就改?不会的。”
国学大师
【季羡林 7月11日、任继愈 7月11日】
2009年，季羡林和任继愈相继离世，就此将“国学”推向了炙手可热的舆论巅峰。国学陡然生热的现象包含了“文化怀旧”和“体制与知识分子”的双重命题，文化与政治的边界在这里变得模糊起来。
季羡林和任继愈同日逝世。作为时代最醒目的学术符号，季羡林身上的政治痕迹显然比任继愈要清晰很多。1998年，《牛棚杂忆》出版，也是在这一年，在北大百年纪念和对北大精神阐释浪潮中季羡林旗帜鲜明地打出爱国旗号。文章《孤独季羡林》开宗明义地指出：“社会和谐需要这个符号。”21世纪后，政府对于社会文化和道德层面的建设重视程度逐步加深，公众呼唤与治国之策此时不谋而合。卞毓方在文中如是解释作为一个社会现象的季羡林：“社会需要改革开放和政通人和，他的出现符合社会需要和人们的心理需要。”国学的任务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理所当然地被定义为“激发爱国热情”。《中国青年报》的一篇评论也提到：“文化的传承需要仪式性。这一层意思，以国家总理自2003年以来五次看望季羡林先生，彰显得最为明显。”
更多的媒体，则绕开了国学与体制的尴尬联系，转而从精神怀旧层面进行报道。《中国新闻周刊》的文章《“大师”的纷扰都与他无关了》一文提到了一代知识分子群像的消亡影射的精神匮乏：“那个缤纷的时代学术没有被娱乐化，学者没有被明星化，根本不需要去树立类似‘大师’这样的文化符号。季羡林如今成为个体现象，这背后隐藏着这个时代在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怀方面的贫乏和苍白。”的确，当代人对文化意识的空洞感造成了对“大师真空”局面的恐慌，对国学的追捧只是人们试图掩盖这种恐慌的行为：“一个国家可以没有大师，但不能没有大师的标准，那只会使民族永远失去产生大师的可能。”(《任继愈：儒教的幽灵在游荡》，《南方周末》)国学随着“国学大师”的频频曝光越炒越热，其实不止季羡林自己急于辞去“国学大师”的封号，当代不少媒体人也对这顶“大师”的帽子心存疑惑。新闻评论员长平著文指出季羡林是“被放大的知识分子”，李敖更是早在2007年就表态：季羡林只是个老资格的人，根本轮不到他做大师。
“不治而议”到“议而不治”
当然，每年都有前辈学人离开我们，但2009年似乎更具标志性。他们主要包括：季羡林、任继愈、钱学森、周辅成及王世襄。
自古以来，从君子、士到文人、知识分子，都对“天下”、“国家”有强烈的责任感。这种责任心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在这方面，汤一介的分析，更值得我们注意。汤氏主张知识阶层应是：“社会上一种特殊的力量或势力，或者说它应是一个不需要任何形式联系起来的集团。”他认为战国时期的“不治而议”正是这样的社会力量：“它是以创造和传授知识为谋生手段，它对社会的意义就在于批评、建议和议论等等。”汤一介把知识分子等同于“文士”，他认为，政治权力集团、工商企业集团和知识分子阶层，应该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社会才是比较合理、比较健康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集团应从历来“依附于政治权力集团的状况下解放出来，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这种构想，针对的是：
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是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太强,以至于往往由“不治而议”走向“议而不治”的官宦道路。(汤一介《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的前途》)
“学而优则仕”这种传统知识分子理想的道路，在汤一介看来，却是由“士”而“仕”，泯没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汤氏认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提出总结过去的深层理论，和权力集团保持距离，才可以比较冷静地观察现实和考虑宇宙人生的终极问题。
季羡林比任继愈晚走几小时，但官方和媒体的反应却比较快。部分网上言论替任老抱不平，认为他才是中国人民需要的知识分子。加上季羡林之前写作的《泰山颂》，被网民指责“有失知识分子的尊严”，批评季老太积极加入和谐的大合唱。读《病榻杂记》，我们的确发现季老对当前中国的热情肯定和骄傲。追溯季、任二老爱国情怀的根源，就会发现这和中国20世纪屡受欺侮的历史有密切关系。季老这一辈知识分子如此重视“爱国”二字，可以视为对列强特别是对日本的强烈反击。如季羡林自己所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是由“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天没有虎视眈眈伺机入侵的外敌……存在决定意识，反映到知识分子头脑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爱国心。”在内是传统的知识分子思想，在外是丧权辱国的亲身经历。
任继愈在1989年底发表的《爱国主义与历史责任感》一文，颇能说明这一辈学者，为何认定帝国主义与爱国主义有密切关系：
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者，深深懂得要防止被统治者的反抗行动，首先要消灭他们的反抗意识，要使他们忘掉祖国的历史，不知道哪是他们的祖国……有了历史知识，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占领者就难以坐稳江山。
而在《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的《跋》中，他又强调：“在众多主义中，我看爱国主义应放在第一位。”在强调爱国主义这一点上，季、任二老的想法和当前政府的立场并无二致。
在中国，想要成为独立的知识分子，其困难还不只在于向政治权力靠拢的传统束缚，公众对政治人物的崇拜目光，同样需要涤除。除了在1959年召见任继愈之外，1963年，毛泽东在《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一份文件的批评中，又特别指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任老去世当天，不少网络文章仍然以此事作为他生命中的光环。公众对最高领导人的崇拜目光，让他们点名称赞的人也被爱屋及乌。也就是说，在人群中的知识分子要超脱公众的这种目光，才能成为独立的知识分子。同理，也只有公众不再以领导人的好恶为最高标准，再不能引起什么惊异和赞叹时，这种知识分子才能得以产生。
在2008年第6期的《人民论坛》“对话名家”的栏目，刊出了任继愈的访问《觉悟了的群体才能推动社会》。访问中，记者说：“接下来的大半辈子您一直没有离开过哲学，有很长时间您的研究都跟宗教有关。”任继愈回答时，主动提到和毛泽东的会面：“当时，毛主席忽然把我找去，我战战兢兢的，以为出什么问题了，能惊动主席。没想到，见面第一句话，主席说，你的书我都看过，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但据《南方周末》2009年7月15日的报道，早在1998年5月，他接受再传弟子陈明访问，被问到和毛泽东的交往时，他却很干脆地回答说：“我不想谈这个问题。”这中间的差异，当然不只是因为两种不同的刊物、两种不同的谈话对象。
如果先抛开“知识分子”的冠冕，学者季羡林和学者任继愈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季老在上世纪30年代决定研究梵文，本意是理解中国，其动机是“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实在太大了”(季羡林《留德十年》)。任继愈早年提出“儒教即宗教”的学说，不管受到多少批评，却能够提高人们对儒教影响力的认知。尽管儒教不具备西方宗教的某些特征，对中国文化以至每个中国人，却起着宗教一般的影响力。任老对儒教的研究带着严肃的批判眼光，饶有“五四精神”，在国学热复兴的时候，更需用心记取。我们如何在学习孔子学说的同时提防“孔家店”，延续儒家的精义而彻底抛弃儒教的糟粕，是人文学者、国学提倡者的艰巨任务。在这方面，任老的研究成果，应该还有积极意义。
知识分子的形态和信条，是否放诸四海皆准或者亘古不变，值得我们思考。萨义德在他的《知识分子论》中，借两位学者的思想表现两种知识分子和国家的关系。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文化评论家、诗人阿诺德认为：“知识分子的角色理应是协助国族的社群更感受到共同的认同感，而且是很崇高的感受。”萨义德还总结说，阿诺德心目中的知识分子，“要使人民冷静，显示给人民知道好的观念和最好的文学作品构成属于国族社群的方式”。但对20世纪20年代的班达来说，知识分子的危险即在于太遵守阿诺德的主张，他认为，知识分子应集中在超越于“超越的价值”，即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民族的价值。
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指出英国的政制和生活核心都“张扬个人主义”，一旦封建主义及其统治思想崩溃，便有滑向无政府状态的危机。19世纪下半期，工业革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为制衡自我、自由的传统，凝聚分散的个人和阶级，阿诺德甚至提出国家是“最优秀的自我”。班达活在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指责德国的神职人员，面对祖国的残虐行为却不哼一声(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在班达眼中，知识分子要有“殉道”的准备，像斯宾诺莎、左拉那样，敢于足履危地，发正义之言；像苏格拉底和耶稣那样，常常妨碍世俗人的利益、惹人讨厌。他把知识分子形容为：“抽象意义上的祭司，也没有对世俗目的的热情有任何玷污。”班达认为德国知识分子是强烈爱国主义的嚆矢，甚至说，国家主义的知识分子，本质上是发动世界大战的德国的发明。也就是说，班达把普遍价值置于一国一族的价值之上。他要求知识分子爱祖国，但同时能够在异常的事件面前，做出自由判断。但在20年代，班达已经说，他怀疑当时能否找出一个这样的思想家。
任继愈先于季羡林离世，但传媒报道比季羡林迟；贝时璋在10月29日逝世，却是钱学森在10月31日逝世后才“顺带”获得关注，网上关于贝时璋的消息，几乎没有发于10月29日或30日的。大众传媒从来就有“跟红顶白”的性格。而且，要说走得冷清，也许都不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周辅成。周辅成在5月22日的逝世，不要说传媒报道不多，就连同行的悼念也很少，母校清华大学仅仅转载了北大哲学系的公告。周辅成和季羡林一样，生于辛亥革命那一年，也同样毕业于清华大学，在1929年入读清大哲学系。在上世纪40年代初，曾与唐君毅、牟宗三一同出版《理想与文化》。但周辅成从事的伦理学，在1949年之后的发展不断受到阻碍。1952年，周辅成被调到北京大学整理中国哲学遗产。在“文革”期间，先后编辑出版《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和《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西方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选辑》，好为复兴伦理学做准备。1980年，周辅成领导北大的伦理学研究室，却又在1987年“因故退休”。在周老漫长的学术生命中，可能只有这七年比较顺利。从他死后的冷清看来，鲁迅所说的：“中国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到了今天仍然是对的。
从戊戌变法开始，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转型为七科之学，中学化整为零，散入西化的专业分科和教育制度。尽管学术制度已被西化，一个世纪以来，许多知识分子仍然恪守传统士人的信条，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仍然与权力集团有密切关系。如果知识分子的立场可以随着民族和历史而有所不同，则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走阿诺德的还是班达的路线，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摘自《话题2009<专题版>》，三联书店2010年1月版，定价：29.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