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先生这一代人是极其令人怀想的，他们的言论思想，仿佛陈年酒香淡淡地弥漫在文化的空间。他们既可以以先进的思想理念关注社会，又可以正襟危坐将旧时的风雅进行到底。
严复是近代学术界所称为的“西学第一人
严复使用大量的批注，对其加以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严氏箴言，至今流传不衰。《天演论》1898年出版，中国的近代科学文化的第一次思潮竟由关于“进化论”的讨论开始。据说当年刚满17岁的鲁迅，花了500文买回《天演论》。发展到后来，“社会达尔文主义”已完全成为达尔文、赫胥黎的学说思想核心，这也是赫氏无可奈何的事。这当然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尤其是对马克思学说的“片面地深刻”的阐释所产生的推波助澜密不可分。“进化论”成为后来中国人所信奉的科学真理，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听老师说：我们是由猴子进化而来。我们和大多数人一样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一观点。因为，我们都相信科学家的话，相信政府所发布的一切文件。我们似乎已被进化到了没有思考和判断能力的阶段，那么，这倒真有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味，如果可以这样理解的话。更令人费解的是，在中国进化论竟一直成为与宗教(创造论)冲突的科学立足点。在西方，达尔文诞辰200周年，英国主教甚至来到达尔文墓前献上鲜花。罗马教皇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态度也足以证明科学并非宗教阻碍，因为在达尔文的故乡(西方)，进化论根本就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认知的“猿进化成人类”的荒诞。这一切是否可以理解因为严复的错读而一错再错呢?
当然，严复的启蒙价值还在于他的现代性，即对“自由”阐释和追求，他以为救国强国之本在“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即所谓“三民主义”。严复和康(有为)、梁(启超)并不“同调”，所以，他后来对这二位也有不屑之辞。
严复倡导“三民主义”，以为社会的进步与自由，取决于国民素质。实际严复的学术中有一个最根本的思考便是社会的稳定，他是不赞同以激进的方式去革命的。1902年他在致梁启超信中，便是针对当时激进与速成思想的，“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三者诚衰，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终亦隳度……”所以，对戊戌变法乃至民国后的一切激进的政治运动，他是一如既往地有所保留甚至加以指责。这和他反对推翻帝制一样，并不能说明他是一位“保皇派”。甚至他后来稀里糊涂地被杨度拉上挂名“筹安会”，虽有人说是上了杨度的当，但他反对共和，反对取消帝制是实，但这同样不可以认为他赞成帝制。事实上，梁启超的“民权论”同样也没有跳出“君权”。
对严复这样的一代学者，我们今天是不可以草率地加以定论，更不可人云亦云。事实上，对待那段历史，我们至今仍未披散迷雾，洞察底事。三十年河东转河西，最怕的是翻来覆去、不着边际的讨论，非左即右，这正是我们多年所中学术思想研究的流毒之深的缘故。不妨援用鲁迅所说，“严复是l9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他也是最早关注现代化问题的人。单凭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忘却。
（摘自《管领风骚三百年：近三百年学人翰墨<叁集>》，黄山书社2010年1月版，定价：5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