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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赵俪生是我的活字典

2010-05-01 16:03:00 来源:书摘 赵? 我有话说

我是父母的第三个孩子,有着一个幸福的童年。襁褓中被父母抱着离开了抗战八年的大后方、我的出生地――陕西蔡家坡,父亲应聘河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之职;所以说我的出生标志着父母进入大学执教生涯的开始。一生未取得一个学历的我,从此就一直生活、成长在大学校园中。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目睹了上世纪50年代、60年

代以及80年代各个时期知识分子的风貌,虽无资格融入其中,但对这个群体颇不陌生。

父母抱着我在几所大学间颠沛流离,几年间竟辗转了不少学校。最后定居在青岛市的山东大学校园中,相对稳定地住了七个年头。

解放初期的山东大学校园,以“名流云集,人才荟萃”来形容真不过分:中文系的“四大金刚”、历史系的“八马同槽”,形成了能与北大文科抗衡的局面。其他系重量级人物也比比皆是:生物系的童第周、物理系的束星北、地矿系的何作霖、古生物学家周明镇、外语系的方未艾……皆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伯伯们。父亲在这个群体中是很抢眼的一个人物,年龄最小,也不过三十出头。那时没觉得这伙人有什么了不起,孩子们都是前后同学,好成一堆、打成一团的事时有发生。那时家家孩子多,父母们都忙于著书立说、上课、办杂志,没有过多的精力管理孩子。一般都是大孩子领着小孩子结伴上学、做作业、出去玩。山大幽静、美丽的校园也让我们这群孩子们玩了个遍,折腾了个够。

青岛是避暑胜地。一入夏,京中的高官、名流就蜂拥而来。我在父亲的书斋,得以一见儒雅的顾颉刚、中规中矩的王崇武和伶牙俐齿的王瑶……这些同仁都是每入夏必来疗养的座上客。惠孝同、张伯驹、启功也都在父亲的宣册上留下了墨宝,当年这些不过是文人墨客间交往的雕虫小技,不成想如今居然成了让人鉴赏的“珍贵文物”。父亲在读了章诒和有关史良的回忆文章后,也有一段记忆:那年他们到了青岛,山大某教授宴请史良夫君小陆,父亲做陪,席间这伙无行文人揶揄小陆是史良的跟包小男人,小陆颇能自嘲地不断点头哈腰,嘴中念叨着:“侍候部长,侍候部长……”

北京的来客无不羡慕父亲当年的住宅――蓬莱路一号,这是一幢集德、日风格建成的别墅庭院。我们一家独占楼上,楼下是下身瘫痪、坐着轮椅的杨副校长。客人们讲,在北京部长级首长都享受不到这样的条件。不是我们一家,而是当年那一批教授差不多都是这样的状况,这就是青岛这座殖民主义城市所具有的独特风格,也正是这样的条件留住了这些煌煌大家。当一纸文下,综合大学必须迁往省会,济南的状况让这些教授觉得这个地方不值得留守,凭他们的名气,或北上进京,或南下上海,加之缺失了像华岗这样有气魄、有凝聚力的高水平领导,山大的名师多半星散。我们到兰州后,很多师生旧友无限怀念青岛山大校园,每逢寒暑假都要去重游故园,当时只留下一个系创办海洋学院,用不了那么大的地方,偌大一个校园荒芜了,也让开始走下坡路的父亲平添了无限的惆怅……

对子女们的文化教育,父母也完全是自由开放式的,全凭我们由着性子地胡翻乱读,从未给我们设过“禁区”。现在看来,也确实没有哪个子女因读了“淫书”而堕落了的,要相信下一代不是“阿斗”,能明辨是非。我们从童年就把四大名著、三言两拍甚至《金瓶梅》都翻完了,当然十八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英法名著也让我们翻了个遍。只能说是囫囵吞枣地翻完了,简单地了解了著作梗概、人物、情节,了却了童稚的好奇心,做了一次“知道了”不求甚解的普及阅读,增添了一些在小伙伴中吹牛的资本而已。

那时的学校也比较宽松,没见哪个老师动不动就“请家长”,孩子读不好书固然有“父之过”,但主要应是“师之惰”。老师不尽其责、大训家长的咄咄怪事也只能归入当下新时代的一大特色,我有幸生长在一个有一定约束、但绝对轻松自如的年代,度过了我无忧无虑的童年。

父亲是我的活字典,每逢生僻字词,只消递到父亲的眼皮之下:“爸,这个字咋念?”于是我会听一堂比字典上要生动、全面得多得多的说文解字课。父亲一边写、一边讲:这个字的由头、结构,从甲骨文、篆、楷、隶、草是怎么形成、如何演变,它有几个含意、几种读音,如何使用,它和哪些字组词、不能和什么字混淆,间或讲一段历史趣闻和成语典故,也说一段因读错、写别字而引出的笑话。讲得浅显易懂、十分生动,又恰如我这个年龄段能够理解,勾起我对识字的兴趣,让我不断孜孜以求,同时也做了一次父女间的交流,两代通过解读共同愉悦地消遣了一会儿。听父亲讲课我从无昏昏入睡,反而让我无比的兴奋,这是在我有限的求知岁月中遇到的最棒的一位老师!后来上小学的儿子对我连小学生字典都不会用颇为吃惊,附在他父亲耳旁问:“我妈咋连小学文化程度都没有呢?”招致爱面子的夫君把儿子呵斥了一顿,也不免背地里嘲笑我几句,可当年的我,有这么会讲故事的爹,用得着我自个儿去查工具书么?父亲就是我的活字典!

父亲很会感染人,所以他的嗜好不管好的坏的也都遗传给了儿女、感染给了朋友。他喝茶的习惯感染给了同学王瑶,可王瑶抽烟的特长父亲一辈子没有沾染。估计是吸鸦片的祖父给父亲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他对抽烟始终是深恶痛绝的。

喝茶、喝好茶是全家的高档消费,除我以外(我不具备喝高级茶的经济实力,不敢沾染,这也是我终不成材的另一条理由)人人嗜茶,断茶比断粮还难过,父亲喝茶的浓度用甘肃省文联主席、画家陈伯希的说法:“可以药死一只耗子。”浪费也是惊人的,动不动就“淡了,再沏一壶”。在山大经常可以看到校园里的小孩跟在父亲后面起哄,拍着巴掌,学着父亲的腔调:“青岛,青岛,谁家的茶叶最好……”父亲嗜茶之有名,由此也可见一斑。到后面的艰难岁月,断了这一口,靠茶叶末度日的老爹,其沦落、可怜也就可想而知了。

听戏,这是全家每个人都爱的项目。我这个年龄段,居然自幼就领略过四大须生、四大名旦的演出。自然也是不求甚解,经常会在锣鼓喧天的戏院中沉沉睡去,被父亲或大姐背将回来,枉糟蹋了价格不菲的戏票。我们姐妹三人也会披上床单,在大床上为父母模仿一段《断桥》,幼稚而低劣,可父母却从不打消孩子们萌发出的任何一个小小的奇想和求知欲望,总是予以鼓励和称赞。

我们对戏剧有着浓厚兴趣的第二个渠道来自山大校园。那时学生们组成的话剧团棒极了,足以和青岛市的职业剧团抗衡,他们也模仿解放区的模式,为山大教职工子女创办了免费的“红庄小学”,把他们的稿费、演出费都无私地投入其中。他们既是我们的老师,又是父辈们的学生,他们排戏我们去观摩、捧场、当小走狗、充小演员。考试一毕,我在书房门口望风,二姐扶凳子,大姐登高上坡,偷看分数单,然后通风报信:“某老师,你八十,某老师最高分九十五分,某老师你没及格……”我对鲁迅、曹禺、老舍、田汉的认识也多是通过戏剧了解、普及了的。剧团里的人顾不过来,也会将剧本递给我们,让我们在布景后为演员“提词”。记得有一次我念得很投入,一位抹着油彩的大哥哥抚摸着我的头:“小妹妹,你长大一定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性格演员。”在这样一种氛围中,煅造出一批精彩的学人,李希凡、蓝翎、庞朴、邹逸麟、孙作民、孙达人、袁世硕、乔幼梅应运而出……当年的话剧团团长鲍风,被打成“右派”送进了劳改队,父亲还一直牵挂着这位学生,四处打听他的下落,敢情人家人尽其才,当了劳改队的话剧团团长,还不出来了呢!他扮演的周朴园、赵四老爷至今留在我们的脑海中,无论看了多少名牌大腕的演出,姐妹们的观点,“都不及鲍风出味儿”,可见当年我们对戏剧投入了多大精力和情感。

父亲也捧角。他经常应邀去京剧团、话剧团当历史顾问,像诸如《桃花扇》一类的大型话剧,海报上粗体大字标明“历史顾问:赵俪生”,但父亲骨子中对演员这个行当是轻蔑的,观点是封建传统的。他曾表示过,他有五个女儿,都不得干唱戏这一行,不准嫁演艺界人士,不过这不妨碍他的“捧角”活动。每当一个名角到青岛,《青岛日报》都会留下版面,等父亲过完戏瘾,连夜提笔著文。久而久之,这些名角很知道答谢当地这班文人,一到青岛头三天的打炮戏、下场门的佳票就自动送上门来,父亲也领我们到后台去见识过张君秋的化妆,为此父亲还和许姬传等助手有着不错的交情。1957年我们到兰州不久,梅剧团也第一次到兰州来了。兰大党委书记刘海声派手下背着行李卷连夜去排队才买到了十五六排以后的戏票。父亲看看他的票,冲刘书记说:“我请诸位看戏。”遂写了个便条,叫我大姐跑了一趟,果然此后几天的好票就都到手了。最后是1964年,西北五省现代剧汇演在兰州拉开帷幕,宁夏京剧团(前北京京剧四团)带《杜鹃山》参加观摩演出,专程打电话到兰大历史系,请父亲去观摩、指导,系秘书在电话中恶狠狠说了声:“划了右派了!”就把电话扣上了,父亲从此与剧团无缘。

父亲的另一个嗜好就是买字画,上世纪50年代的文人收入颇丰,当年山大教授圈子流行着“听戏、玩字画、下馆子”的业外活动,父亲未能免俗,也混迹其中,而且他骨子中世家子弟的那种作风也难根除,母亲耿耿于怀的一件事让她唠叨了一辈子,也可以看出父亲买起“玩意儿”来不顾一切的执著。

父亲在上世纪50年代是相当勤奋的,一夜夜的通宵达旦地写文章,所以收入也是非常可观的。后来他根据日记估算了一下1957年以前的月收入,都在八百元以上,这个数字在当年养活几十口人是不成问题的。而我们家却从未进过银行。连活期存折都没见过,有时把客人请下了,家中却没有钱,还得临时从保姆手中借个几十元打发过去。有一次父亲进了一笔稿费,多达2000元,这在当年称得上是笔“巨款”。于是母亲也学着其他教授太太,进了一次银行,还存了个定期,这下可就不得安生日子过了。老爹为这笔钱让妈妈三天三夜不得消停,闹腾着非要这笔钱不可。妈妈拗不过,只好到系上开了证明,编了个急用钱的谎话,将2000元提出扔给父亲。父亲一转身就走了,没两个时辰,坐着洋车回来了,脚下两三个瓶瓶罐罐,腋下夹着几轴字画,家中从此太平。我家的存钱史就此告终。一直到80年代,我家才有了进银行的经历,父亲虽然有些忌恨我那败了家的祖父,可从他的这些行为依然能窥视到祖父的影子,赵氏家族那种有一个花仨的纨绔子弟的作风,在父亲身上还是顽强地有所残存。

父亲收藏字画的副产品是:成就了自己,陶冶了子女。在这个圈子中混了一阵,看得多了,他也附庸风雅提笔上阵。父亲没有临碑、临帖的基本功,但他自幼就见识过文人墨客挥毫书画的场景,加之父亲自幼美术字、钢笔字都写得挺棒,绘出的地图和印刷品一般,这点平时练就的能力触类旁通,出笔就不低,让许多行内人刮目相看。当时学界对他的评价有几漂亮说,即“人漂亮,字漂亮,课讲得漂亮,文章写得漂亮”。使他在上世纪50年代显得确有几分风流倜傥,不过这也为日后埋下了祸根。他的字、画均属于文人画的范畴。记得甘肃省书法大展,师大美术系的教授专门领学生到父亲的条幅前讲什么是“文人字”,就有过这样的评语:“严格地讲,赵俪生没有临碑、临贴的基本功,不能算是一个书法家,但他的字挂在这儿毫不逊色,内中体现着一种综合文化修养,这又是单纯练字而无文化的所谓书法家无法企及的。所以说赵俪生的书法堪称上乘的文人字。”父亲的画娟秀雅致,有浓重的书卷气,但不大气,儿女们评论时往往还会对他的画出言不逊地嘲讽一阵。

父亲这种花钱方式,使得我们家的子女除了在吃和文化教育上绝对没有亏,但在其他方面却相当的简朴。因我家舍得吃,母亲还被其他教授太太们指点过,她们劝母亲要学会当家过日子,多少得存几个,以备后患。其实母亲也有自个儿的“小账”,她会告诉劝她的人:“吃上可省不得,我家孩子从来都不吃药、不害病,在这上头我家可是省大了。”

家中孩子多,难免争斗就多。父母基本是宽松、随意式的管教,加之父亲那种脾性的遗传,我家孩子个个伶牙俐齿、能争好斗,吵起架来,谁都不含糊。吵到最后,诉诸武力的事情时有发生。而父亲也缺乏耐心,孩子们一旦闹起来,他也会上来镇压。前三个女儿挨打的频率比后三个能高出几倍。父亲那种没头没脸、搂住哪揍哪的场景也确实有几分吓人,绝对达到了西方社会追究法律责任的程度。疯狂起来,妈妈和保姆两个人去拉都拉不住,我就有被打得奄奄一息的记忆。

妈妈从来不打我们,可“挨打”的账我却记到了母亲头上,因为多半挨打是妈妈告的状。她不断埋怨父亲:“这老三也太费了,你管不管?”说得多了,老爹就揪住我揍一顿。所以我从小和母亲的关系很是紧张,甚至怀疑过我不是她亲生的子女,至于改善关系是我出嫁以后――那位上海籍的女婿和丈母娘甚是投缘。为此妈妈还落下“偏心眼”的罪名。

而我却不恨父亲,一个缘故是我能感到父亲对我的一种偏爱,他打我打得多,可每次打完,他会找机会单独把我领出去,吃一客冰砖,或买一套小人书,添点新样的学习用具,以此设法抚慰一下这个“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女儿,笼络一下父女间的感情。这样每次回家,妈妈又要抱怨一顿:“打起来没头没脸,惯起来无法无天,这孩子非毁到你的手里!”所以童年记忆中,父爱胜于母爱,我是亲爹而与娘疏远。父亲不发脾气时相当随和、民主,他能营造出非常高兴、快乐的氛围,而我们的母亲是一个不苟言笑、十分严肃的主妇,所以我老是躲着母亲,而和父亲格外亲昵,爱往他的眼皮下凑,一般来说,我家“爹派”压倒“娘派”。

幸福的生活总是短暂的。父亲不薄的收入给儿女们奠定了丰足的物质基础。每个孩子都长得健康壮实,他生动的性格、广泛的兴趣也感染给子女,每个孩子都在他的影响下寻到了一生的追求、培养了许多的爱好,基本上还算得上聪明好学;而他那易怒的个性,直把我们打出了一副钢筋铁骨,煅造出我们那具有抵抗天灾人祸的顽强意志。我家子女从小不娇气、不虚荣,格外的泼实。这些素质都为即将降临、长达二十年的艰苦岁月奠定了物质和精神上必备的条件。虽然当时没有预感到将有大祸临头,但大自然赋于人类的潜在本能,已让我们这个家庭做好了迎接各种灾难的准备。

(摘自《温故・十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定价: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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