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周扬

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周扬”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便获得最高领导人的信任，成为其文艺路线的阐释者和代言人。建国以后，周扬获得了“文艺沙皇”这样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称号。可是政治的惊涛骇浪最终也险些将他吞噬。在施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周扬政治命运的

对82岁的周艾若来说，与父亲周扬的隔膜，其实在他7岁那年的分离便注定了，这种隔膜一直持续到父亲离世。

也许正因如此，看待父亲，周艾若多了一份冷静和审视。但是，“我不愿意参与写父亲的任何传记”，周艾若沉默了一会，眼神移开，缓缓地说：“因为每次回头看他走的路，我都觉得，心，太痛了……”

周扬

儿时记忆

我对童年的回忆是幸福而温暖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总是躺在父母中间，在被窝里拱来拱去；我和弟弟迈克长得有点像西洋娃娃，所以那些大人每次一进门，都先嘻嘻哈哈地逗弄我们一番，然后再上楼和父亲谈他们的事。父亲忙的时候，妈妈就在楼下打麻将。后来才明白，实际上是替父亲望风。

更多的时候，我和弟弟是和妈妈在一起的。妈妈漂亮、温柔，闲时喜欢教我唱歌跳舞，描红临帖，唱京戏。到现在我还能从头到尾唱完妈妈教我的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我想，我身上喜欢文艺的根，就是她在我心灵深处种下的。

众所周知，在20世纪30年代，父亲他们与鲁迅、胡风等人在上海有过一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论争。鲁迅先生后来在文章里批评父亲“到处用手段”，还把父亲与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几位一同去向他汇报“左联”工作的人，讥为“四条汉子”。

在我的理解当中，父亲他们当年只有二十多岁，鲁迅四十多岁，我觉得四条汉子对鲁迅不恭，是不存在的。另外，胡风的夫人梅志后来告诉我，那时候他们还经常来我家做客，所以我也根本不相信所谓两个口号之争像后来渲染的那么誓不两立。如果果真如此，胡风、梅志怎么会经常去我家做客呢?但是后来的政治斗争将这个本来属于文艺战线的讨论无限政治上纲，甚至升级到“反党”的地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父亲是代表中共去和非党人士鲁迅谈的，怎么到头来变成是他反党了呢?我想，鲁迅先生当年说这话的时候，应该是发个牢骚，或者顶多是个讽刺。大概他自己也不会料到，若干年后，“四条汉子”会成为一个罪恶的代号，而这个评价成了父亲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的母亲

母亲吴淑媛出身于湖南益阳一大户人家，她的家世比父亲好得多。吴家是打太平天国起家的，外祖父在江苏瓜州当水军提督，曾三次见过皇帝。父亲与母亲算是青梅竹马，父亲小时候在我外婆家念私塾，他们互相有好感，老师做媒，他们很自然地成了一对，虽然那时候他们年纪还很小。

我的外婆特别宠这个女儿，视她为掌上明珠。我们一家在上海生活时，父亲没有什么固定收入，所以每年回湖南，其实就是回去要钱的，外婆每次都给母亲带回来一大包金首饰。母亲放在抽屉里，也不锁，每次没钱用了便取一件去换钱。当时有很多益阳的同乡和左联的朋友经常到我们家，这么多人没有收入，都是靠外婆给的那些钱维持生活。父亲晚年也曾对我说：那时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的母亲――其实是我的外婆。

1934年，母亲又怀孕了，以往每次都要回老家分娩，这次也不例外。父亲把母亲、弟弟和我一起送回了老家，以往父亲总要等到孩子生出以后再回上海，这一次，还没等三弟出生，就急着要走，说是有工作，而母亲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反常。母亲顺利生下了三弟，按交代取名“约瑟”。

父亲爱吃母亲做的甘草梅，就是把新鲜的梅子泡在蜜里做成的一种蜜饯。母亲托人买来最好的梅子，每年夏天一如既往地做着她的甘草梅，而父亲已经音信皆无好几年了。1941年的某一天，母亲终于有了父亲的消息，但是这个消息却让苦苦等待的她一下子堕入深渊――那是《救亡日报》上登载的父亲给郭沫若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上谈了解放区的一些情况，末尾附了这样一句：“苏(注：指苏灵扬)已进抗大，小孩(注：指周密)已进幼儿园。”

母亲一下子崩溃了，她终于不再做梅子了，望着柜子上排得整整齐齐的7坛梅子，她对我们说：“你们把那些梅子都吃了吧……”她很快就病了，脖子上长了一串长长的淋巴，全身浮肿，浑身上下似乎都是透明的，说话已无力气。一个连绵秋雨的寒夜，母亲悄然而逝，走时才35岁……那一年，我15岁，二弟11岁，三弟7岁，虽然说起来还有一个父亲，实际上我们已经成了孤儿。

胡风的夫人梅志后来回忆，1934年父亲从益阳回到上海后，再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形象大变。他换下以前穿的西装，换上一件白绸长衫，戴一顶白色礼帽，身边的那个人也换了。很多年后，我和梅志也成了朋友，她说：“我上你家去过好多次，我觉得你妈妈太贤惠了。”

即便母亲在知道此事后，她仍然没有在我们面前说过一句抱怨父亲的话。

“文艺沙皇”

父亲整个人生轨迹的改变，应该从他到延安算起。父亲在文艺理论方面表现出来的成熟与敏感，显然很为毛泽东所看重。父亲到达延安后不久，毛泽东有些文字方面的事情经常让父亲帮助阅看，而父亲的一些重要文稿，也常常送毛泽东审改，从此开始了与毛泽东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文字之交。在文化界，像他们之间有过那么多次重要文字交往的，恐怕除周扬外没有第二人。

建国以后，父亲对毛泽东的崇拜有增无减。1951年，我在哈尔滨工作，父亲对我说：“你要有两个崇拜，一是崇拜毛主席，二是崇拜苏联，这样才能成就事业，不仅要崇拜，而且要迷信。”与苏联的关系破裂之后，父亲的精神世界里，从此只剩下前者。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先后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每隔几年，他都会就文艺理论作一次报告，大家都知道他的讲话，其实就代表着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因此，从报纸、文化单位到学校，都必须认认真真地学习他的讲话，父亲的名气和影响也越来越大。有一次，他在讲话里表扬一系列成功的作品，我问他：“你看过没有?”他老老实实地说：“我哪看得过来?”记得我有一次还问他是否看过哈代，他也说没看过。我问他：“那你为什么要提这些作品?”他说：“让大家研究嘛!”

获得文艺理论的话语权之后，父亲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文艺领域的斗争。建国以后，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每次运动都是从文艺界开始的，这似乎成了一条规律，文艺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而父亲在这条路上也越走越远，并由此获得了“文艺沙皇”之称。

其实很多运动之初，父亲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挣扎，包括对胡风的处理，他起初也并不认为要上升到敌我斗争的那个高度、打击那么一大片文艺界的人士。当他刚看《武训传》时，他也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还说：“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时候还掉了眼泪。”当毛泽东决意批判《武训传》后，他又深觉得自己对政治不够敏感，在各种场合、大会小会不断作自我批判，检讨自己，又拼命想“弥补”自己的不足，并且在最后写了一篇批判《武训传》的重头文章，他似乎在想表示自己跟毛主席、为重塑“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形象而做努力。

在历次政治运动之后，父亲总是试图用一些举动，缓和文艺界的肃杀之气。上世纪60年代初，报纸上没人敢写稿，文艺创作也陷于匮乏，父亲主张把杨沫《青春之歌》、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老舍的《茶馆》等几个作品拿出来讨论，都产生了广泛影响。既要贯彻上面的意图，又要极力团结一些人，被视为“文艺沙皇”的父亲其实也是心力交瘁。

身陷囹圄

1966年7月1日，《红旗》重新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编者按语中，公开点了周扬的名字，一夜之间，父亲成了文艺黑线的代表、祖师爷，他所在的中宣部则成了“阎王殿”。

父亲对他的被捕毫无思想准备。此后，父亲又陷于很长时间的生死不明的状态，甚至几次传出周扬已死的消息，连他的户口都注销了。一直到1975年的某一天，有人通知我们家属去秦城监狱里接他，我们才知道他还活着。

我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在那一年有个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7月份，他们重获自由。夏衍被释放当天就卷铺盖回家了，可是父亲没有，他说：“我不行，我还要写一封信给毛主席，我做自我批评，现在还没有写完。”他写完给毛泽东的思想汇报，还在信里问主席、江青好，几天后才回的家。

父亲在秦城监狱被关了9年，平时没有人可以交谈，所以刚从秦城出来时，几乎失去了表达能力，语言不连贯，声音沙哑，见到人就不停流泪。几天以后，他慢慢能够说一些话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搭帮毛主席……”这是益阳土话，就是多亏毛主席的意思，我立刻反问他：“那是谁把你关起来的?”他没有回答我，此后我们再也不提及这个话题。

现在回想起来，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一方面父亲被视为“文艺沙皇”，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他的表现极为不满。所以也有人评论说，毛泽东是拿周扬作为“文革”的祭旗者。

家事

母亲去世后，我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我先是在一所乡间小学教书，帮助祖母照顾两个弟弟。日本人打到湖南后，我加入了青年远征军，抗战的同时一心想借机到延安找父亲。我所在的部队在贵州待了十个月，未及出征，鬼子就投降了。

1948年秋，我和两个弟弟费尽周折，终于在北平和父亲再见。这是已经13岁的三弟约瑟第一次见到父亲。父亲对我们说了些什么现已不大记得，但其中的一句是无法忘却的：“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此后，父亲再很少跟我提及母亲，仿佛一直在回避。

我们跟苏灵扬见第一面，父亲指着她说：“这是苏灵扬，你们可以喊她妈妈，也可以喊她同志。”但我什么也没喊，一辈子也没喊，我喊不出来。

坦率地说，我跟苏灵扬的关系并不好，这也并不是因为父亲当年是因为她离开妈妈的――从某种角度，我甚至觉得父亲与苏灵扬的结合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所以在苏灵扬眼里，我是“叛徒”，我的婚姻也不被她认可。我爱人的父亲曾经留学日本，是敌伪时候的警官，虽然早就关在监狱里死了，但是这种出身在苏灵扬那里是不被容忍的。父亲对这件事并不干涉。我后来不顾苏灵扬的反对还是和她结了婚。那年暑假，我们双双来北京看父亲，开门的是苏灵扬，她一看到就说：“你已经背叛这个家庭了，你还有什么资格跑到这里来!”我爱人自尊心大受伤害，扭头便走，从此再也不回这个家。我在哈尔滨工作，每次到北京来看父亲，苏灵扬都坚决拒绝让我住进家里，我只好在同学家借住。

我与周迈、周岳三兄弟，没有在父亲的那个“家”住过一天，他们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们也没有参与过。到北京时，三弟周岳年纪太小，他愿意和父亲一起生活。当时父亲、茅盾等人每个人在文化部都有一幢独立的小楼，家里很多个房间，但三弟只能住在布满水管子的地下室里，潮湿不堪，但父亲从来也不过问。

我们与苏灵扬的关系在“文革”期间也曾有过缓和。那时候父亲被带走了好几年，生死不明。我去看她，她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里，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那时候她显得很亲和，拿出一个杯子来说：“这是你爸爸用过的杯子，你拿回去做纪念吧。”还有几张小照片，让我拿回去。我心里大有感触：文化大革命那么糟糕，但还能使我们这个家庭走向和谐。

但是当父亲的生活渐渐恢复正常时，我们的关系又再度紧张。父亲住在北京医院时，我和弟弟常去看父亲。只有我们父子在的时候，我们谈得还是挺愉快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苏灵扬在，她总是用几句话就把气氛弄得很不愉快。

有一次，我和周迈骑自行车去看父亲。那天父亲坐在椅子上，旁边放着一盘葡萄。我们和父亲聊天，中间说句什么话，苏灵扬又开始指责我，我就有准备地回敬她：“我来看看父亲，当然要交流，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思想，你不要什么都打断我们，都说你对，这样不好。”她显然没有准备，被我噎住了。她先是冲父亲发火，然后指着我说：“就是你最坏!”然后转身离开了。

父亲自始至终一言未发，只是长长叹了一口气。奇怪的是，以往我们每次看他，离开时父亲从无什么表示；而这一次，他一反常态地站起来，穿过一个很长的走廊，一声不吭地送我们离开。这没有言语的言语，让我一下子知道了很多东西，父亲有父亲的无奈。

父亲去世后，我们都赶到北京医院，苏灵扬坐着轮椅，周密陪着她，我和两个弟弟是一圈人，我们互相之间没有任何交流。我想，父亲在时，我和她有关系，父亲走了，我和她，自此毫无关系了。

异化风波

父亲也知道他的问题是一个整体的错误，父亲后来说，他在监狱中9年，想的最多的只是一条：辜负了毛主席。他在狱中通读了马恩列斯毛全集等，现在回过头来看，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往上推，有些错误是毛主席那里来的，也有许多错误是我们自己的。父亲晚年对当年的事情很少提及，我只是记得张志新的事情出来之后，他很感慨，说：“张志新了不起，她还是位女性，那么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父亲一生是极度崇拜毛泽东的，到了晚年能有这个观点，在我看来，他内心深处，实际上已有所反思。

从某种角度，9年的牢狱之灾拯救了父亲的思想，父亲又重新活跃起来，他努力摆脱当年所受的那些政治羁绊，发表了文章，向着他早年的文艺理论家的身份逐渐靠近。

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时，父亲发表了《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提出了“异化”理论。但他没有料到，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学术问题，竟然又会演变成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甚至很快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上来，继而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父亲又一次被卷入政治风浪，陷入矛盾和痛苦挣扎中。他曾经不无苦涩地说：我这辈子前后被打倒过三次，每一次都是我所尊敬、信任和亲近的人，相信了卑鄙小人的谗言，要打倒我。现在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还有一次，他曾很有感慨地说：“我若不做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专门从事文艺理论的研究，我会是很有成就的……”

1984年，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父亲因病未能出席，他只能从医院打来电话表示祝贺，虽然只是一句普通的祝贺，但会场却突然爆发出长达两分钟的热烈掌声。1985年1月，在京西宾馆开会的作家们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共356人在上面签了名，其中包括不少在反右、反胡风等运动中挨过整的老同志。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对父亲的敬意。

不过，父亲在这一次政治风浪中所承受的压力和不解，远远超于“文革”时期。他身体每况愈下，反应也渐渐迟钝，很快他就成了植物人，夜里，会有蟑螂爬上他的脸，而他也毫无知觉。他身体不好之后，却对我们之间的亲情是一种弥补。我们看护他时，他不断回忆起妈妈的好，说对不起妈妈。不过于我而言，我还尚未来得及感受一位父亲的回归。

1989年7月31日，我正在胶东出差，接到电报说父亲去世了。

现在很多人说“悲剧周扬”，我同意这种说法。他身上充满了各种矛盾，而他身上悲剧的根源，也许有对领袖的迷信、对文艺界领袖位置的追求，遗憾的是，父亲最终也没有来得及给自己在文字上语言上作一个总结。以我的理解，其实父亲自始至终也没有获得真正的心灵上的解放。

（摘自《活在别人的历史里》，文汇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2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