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在巴黎期间，写出了成名作《灭亡》、第一次使用了“巴金”的笔名。这本小说的成功，激起了巴金从事文学创作的决心和勇气。回国后，巴金进入了创作的旺盛期。

　　1918年秋天，巴金进入青年会英文补习学校学习，不久又因病辍学。1919年的五四运动 给这个15岁的少年心田投入了一把火，他的心开始熊熊燃烧起来。

　　《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星期评论》、《少年中国》等成了巴金兄弟们最喜爱的读物，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五四”使他认识到个性，思想解放的重要性。

　　1920年夏天，巴金与三哥尧林一起考入了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在那里读了两年半的书。在此期间，他读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波兰剧作家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等书。他深受两位作者以及美国人高德曼的影响，正是从这两者和“五四”中所获得的营养，使得数十年后的巴金在历经多次劫难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冲破重重阻碍的限制“说真话”，写出了被人称道和警醒的《随想录》。

　　1923年，巴金与三哥一起进入南京东南师大附中，这时的巴金开始学习世界语，与高德曼有了往来，并萌发了去法国留学的想法。

　　1927年，刚刚到达巴黎的巴金病倒了。通过朋友的帮助，他在拉丁区租借了一间小屋。在这里，他结识了从波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来的流亡者，阅读了一大批有关法国大革命的书籍。

　　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他写了30篇左右的杂感、短论、通讯等等，这些文章分别发表于在美国旧金山出版的《平等》和上海的《民钟》等刊物，他还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巨著《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编）。也是这时候，他写出了成名作《灭亡》，第一次使用了“巴金”的笔名。

　　《灭亡》写的是一个革命者杜大心的故事，巴金宣称：“横贯全书的悲哀却是我自己底悲哀”。小说在1929年《小说月报》一至四期连载后引起了强烈反响，编者叶圣陶称巴金的《灭亡》与老舍的《二马》是两部“很引起读者注意，也极博得批评者好感”的长篇，并预言“他们将来当更有热烈的评赞机会的”。许多批评家认为它是少见的优秀作品。也正是这本小说的成功，激起了巴金从事文学创作的决心和勇气，回国以后，他写了一些不太成功的中短篇小说。1930年，他还撰写了惟一一部政治理论著作《从资本主义到安其那主义》。此后，巴金进入了创作旺盛期，写出了《家》、《雾》、《新生》（第一个稿本）以及很多短篇小说。

　　本文写作参考了陈丹晨的《巴金全传》、巴金的《随想录》、陆正伟的《晚年巴金》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