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在南师大美丽的随园，我与王成军海阔天空地闲聊，他说要以博士论文和传记文学研究为基础，出一本专著，他自己设想用“纪实与虚构”为书名。我说王安忆君有一小说名为“纪实与虚构”，另外，也多有人以此为题目写过论文。不如用“纪实与纪虚”更能表达兄之思想和论述的独创性。成军兄欣然认同。

　　无论传记文学，还是其他叙事文学，中国在理论的建构上整体来说都是置后的。因此，进行理论的总结和创新就显得异常紧迫。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何永康教授提出了“20世纪：中西比较小说学”的课题。王成军参与了这一课题，洋洋二十余万言的著作正是该课题的成果之一。如何促使创作和理论研究相得益彰、互相促进，而不是互相背离、井水不犯河水；如何打破作家反感理论总结，而理论家不屑看当代作家的创作的不正常现象，或许是何先生的初衷。这个问题日益突出和严重，而我以为在西方，尤其是在法国，理论界和创作界处理得是比较好的。罗兰·巴特把理论写作和文学写作合而为一，两者不是互相拒斥，而是互相参照、互相影响，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关系。

　　在《纪实与纪虚》中，王成军提出了“一切叙事皆是纪实”的论点，旗帜鲜明，掷地有声；但又使人颇感有些突兀和片面。我觉得这一命题对于传统的纪实文学（比如传记文学）自然有其重要性；而且对于传统的所谓虚构性叙事文学（比如小说）理论的建构来说，也尤为重要。那么，在20世纪崇尚虚构文学，贬抑纪实文学的理论背景之下，王成军何以提出这样看似偏执一端的立论？我以为，王成军此论的提出，有以下资源的支撑和理论的建树。

　　其一，王成军是从研治传统纪实类文学、文体入手的。长期的传记文学研究使他意识到叙事文学本质的特征应该是纪实的，而非纪虚（虚构）的。进而，他从中西小说不同的发展路径出发，通过梳理中西小说叙事的渊源，通过辨析中西小说的叙事方式和特点，以及小说在现代的转变，他大胆地提出了“一切叙事皆是纪实”的学术观点。何永康先生在为《纪实与纪虚》所作的序中认为：“本书的立论是稳当的、坚实的。生活的真实经过文艺家的加工、演绎，变成了艺术真实。这种加工永远离不开‘实事’。”这种加工“不可能凭虚而构，只能是据实重构。艺术想像不是‘虚构’的想像，而是重组和合理化‘实事’的想像。基于这一认识，王成军的‘一切叙事皆是纪实’，庶几可以成立了”。这个“一切叙事皆是纪实”的命题，的确使人振聋发聩。对于小说的渊源来说，中西小说的渊源都可以追溯到上古神话，如《红楼梦》中的“女娲补天”，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都有神话的印痕。但中国神话和西方神话有很大的相异之处。西方神话是“个人话现象”，而中国神话是“历史话现象”。这也是中西文化后来走向的不同渊源：西方神话中的神，实则是些与现实中的人没有多少差别的，特别是在性格方面。也就是说，西方神话中的神和人是不分的。在荷马史诗中也是这样。因此，受神话影响，西方小说的叙事更注重对人物自然人性的揭示，而不对人物进行过多的道德评判。而中国神话则正相反，中国神话不但没有西方神话的完整体系，最为关键的是，它已经被儒家“历史话”了，由神话而走向了历史并被涂抹上过多的伦理色彩。中国神话事实上已经“历史话”了。这样，中国小说的源头就从神话中剥离出来，而实则是史传而非神话了。当然，小说的渊源就转化为受神话影响的史传了；而史传或历史写作是要讲究实录或纪实的。而且王成军鲜明地指出，“中国的史传已经包含了小说文体的诸多要素，特别是在叙事方式上，史传是后世小说作者的唯一成熟的叙事摹本。”但无论侧重于那一方面，中西小说的源头都强调了“纪实”，不过一个强调了个性（性格）之实，一个强调了人伦（道德）折射下的历史之实。既然都是历史的雏形或胚胎，无论是西方神话的个性化叙事，还是中国神话的伦理化叙事，都可以理解为纪实化的叙事。就像孔子不认为古代神话中的神仙们是虚幻的，而是历史上实存过的，一切叙事皆是历史，而这一点影响到了中国小说的品格一样；需要补充的是，荷马史诗和《圣经》现在都被看作是真实的历史纪实作品。无论中西，神话在后来的考古资料中都证明了是历史的早期形式。而这一点恰恰是可以为“一切叙事皆是纪实”的观点做注脚的。

　　其二，近代小说特别是20世纪现代派小说的出场，使得小说叙事的虚构论影响更加深远，小说的据“实”叙事观遭到空前的冲击。“虚构论”影响所及，几乎彻底改变了理论家和作家的小说观念。实际上，这种小说叙事观点的盛行是源自于亚里士多德的，亚氏认为“诗”比“历史”更严肃、更富有哲学意味，因为诗比历史有更多的“可能性”（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24页）。王成军简洁而具有批判性地输理了自亚里士多德始，在西方广泛流行的“叙事文学乃虚构之产物”的观点；其间，那些试图突破这一观念的历史学者比如汤因比、海登·怀特等，都把纪实性的叙事作品纳入到虚构的“怀抱”，让虚构性为其增辉加彩。在此，“虚构性”就是艺术性。王成军对亚氏的“诗”比“历史”价值更高，即虚构叙事远胜于历史叙事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中国20世纪受到亚氏“虚构论”的影响而产生了大量的虚构小说。世纪之初的鸳鸯蝴蝶派、20年代的“革命+恋爱”的小说思潮、40年代的后期浪漫派小说，乃至十七年与文革假大空的“伪浪漫主义”小说、新时期那些臆想的、滥造的先锋小说等等，无不渗透着这种虚构论的影响。因此，王成军提出此说，实在是对忽视小说描摹人生、刻画心理、描绘环境与世态的以及小说对人的存在之真实状态的写“实”功能，而一味沉溺于向壁虚构的臆造蠡测之中。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同样具有这种玩弄文字游戏的倾向。

　　但是王成军在提出这一命题的时候，尚缺乏对诸如卡夫卡小说的荒诞性主题的解释。卡夫卡荒诞小说的叙事原理为什么是“纪实的”？诸如此类的小说是如何取得和历史叙事同样或类似的纪实叙事功能的？亚里士多德的虚构论还有没有价值？它能否被纪实论所吸收？在当代后现代语境之下，人类的叙事呈现出一派 “虚构性”的话语狂欢。无论是小说叙事，还是历史叙事，其纪实或纪虚之界限正在趋于模糊的时代，提出“一切叙事皆是纪实”的理论观点，到底具有多大的可靠性？实际上，这些都是关涉到理论建构本身之根基的重大问题。

　　其三，王成军提出的这一命题，按照我的理解，既是一种对已有的叙事文学史的理论总结，又是一种理想化的理论形态。“纪实”一词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即何谓“真实”。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曾号召国人要“生活在真实之中”（living in the truth），这里的真实也可以理解为“真理”、“真相”等，即人不应该虚伪、虚假，人不能总是生活在虚假的社会关系之中，要勇于面对真相，就像丹徒生的童话所说，人要勇于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事实真相。因此，“真实”就演变成了人生活在世上的存在的“勇气”。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王成军进一步探讨了何谓“真实”以及“真实”的诸层次。他是这样来解释“真实”的。一，本真或事实的真实，即在一定的时空里已经发生的事实。二，历史的真实或表述较普遍的生活的真实。三，艺术的真实或哲学的真实，或者说就是性格或心理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在追求性格或心理的真实的时候，并不舍弃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向着某一真实人物或某一真实事件去“以文运事”。另外，那种对太虚幻景与十八层地狱的叙述，看起来虚幻无稽，但都是在“以文生事”，对人类心理和性格进行真实的展示，这是在追求一种哲学上的真实。如此，王成军不但从丰富的历史材料和理论材料中提出了“一切叙事皆是纪实”的叙事学命题，而且从哲学、艺术和历史之关系的角度，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富于学理性和理论高度的诠释，令人不得不信服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