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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夫妇自杀

  傅雷,字怒安,号怒庵。1908年生于上海南汇,现代翻译家、学者。1924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次

年参加“五卅”运动,1927年冬赴法国入巴黎大学文科学习。

  1931年春应“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邀请,在罗马发表题为《国民革命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的著名讲演,抨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同年秋返国,受聘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授美术史和法文。1934年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

  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与马叙伦、陈叔通等发表宣言,筹备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并当选为第一届理事。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文代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

  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书记处书记等职。翻译外国文学名著33部。六十年代,以其研究与翻译巴尔扎克著作的卓越成就,被法国吸收为巴尔扎克研究协会会员。

  “文革”初受到迫害,1966年9月3日晨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在上海寓所双双自缢。

最后的傅雷


1961年傅雷在自己设计的字典架上查阅资料。

  一九六五年严峻的政治气候对傅雷不会没有影响,我们从他十月间写给一位曾在反右斗争保护过他但力不从心的领导的一封长信,便可清楚地看到傅雷已经感觉到这独特的「凛冽」的气温,不啻于几年以前,甚至更为肃杀;另外,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傅雷觉得无论是他译文的生活还是他的健康情况都到了尽头,所以,他是在十分消沉的情绪下,迫不得已地写了这封信。


  信上说最近以来他已把巴尔扎克可以译成中文的都译了,剩余的一些与「国情及读者需要多有抵触」,他担心读者不能用马列主义来分析批判而「中毒」,且在「文化革命形势之下顾虑又愈多」。


  傅雷为了能养活自己和他的妻子,甚至宁肯退让--按照出版社的选题翻译,可是他哀伤他的身体「未老先衰,脑力迟钝,日甚一日,不仅工作质量日感不满,进度亦只及十年前三分之一。再加印数稿酬废止,收入骤减」,他说即使印数稿费不取消,以他那时的身体精神状况都难以维持生活。为此,他说:于一九六四年底业已向中央报告过了--可是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他没有得到回音。


  傅雷知道他周围的人都以为他们家的生活总归比别人好,因为有一个在国外出了名的儿子,因此傅雷不得不在信中写道,「将来必要时,国外小儿傅聪固然还能维持雷一部分生活,但从各方面考虑。觉得亦有不妥之处。」傅雷这句话表面含混,可是了解他的人都会明白,傅雷决不会靠儿子来养活--这不仅是他的自尊,更多的是傅雷的个性,他不会在命运的面前低头,至少不会在那一年:他过去为了「清白」,拒绝从国家领取工薪。几十年都是靠稿费生活,现在他的身体有了问题,他不希望他的孩子认为他过去是太逞强了。


  最后,在信的末尾,傅雷简直是在恳求:他企盼能从政府方面得到一些钱治疗疾病与维持他的生计,「因念吾公(那位领导)历年关怀、爱护备至,故敢据实上达。……想吾公及各方领导必有妥善办法赐予协助……」


  这么一个硬汉子自己挺过来几十年,当下也不得不软下来讨饭吃了。这是一九六五年十月的事。


  作为傅雷,从一九六六年的春天,他就嗅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肃杀气。但是他与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没有料到这场运动会以山崩海啸的暴力方式压向每一个角落,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兔。


  在那个沉闷、恐怖的夏天的某一晚上,傅雷的老朋友周煦良来看他。傅雷对他说:「如果再来一次一九五七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下午。先是来了一批地区房屋管理局的人,搜查了半天,直到七点多方离开。夜里十一点,傅雷听到了砸门的声音,朱梅馥要去开,傅雷挡住了她。等傅雷把门打开,红卫兵携带着一股难闻的血腥味儿与汗味儿拥了进来。


  通过手电筒闪烁的光柱,傅雷认得,他们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人。


  来的红卫兵并不想跟傅雷说什么,他们是来搜查一份什么「上海音乐学院钢琴教师藏匿在傅雷家的『证据』」的:红卫兵怀疑音乐学院的一位钢琴教师把她的东西「转移」到了傅雷家--按道理,傅雷一向没有工作的单位,没有一个单位的红卫兵与他有直接的关系。其实他们来抄家的真实目的是因为傅雷有名;不仅如此,还听说傅雷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式」的呢?按当时的看法:傅雷抽烟斗是,喝咖啡是,还有使用西餐用具也是,更无需说他还居然有那么多银光闪闪的餐刀--他是不是想用这些刀子去杀革命家?杀革命的小将红卫兵?傅雷还有钢琴!只有那些有闲情逸致的资产阶级才弹钢琴!


1934年傅雷夫妇为庆祝傅聪出世合影留念。

  傅雷有海外关系,他在资本主义的法国住了那么多年,他还与外国人通信!他是不是一个外国的间谍呢?

  他们先把屋子查看了一遍。几个红卫兵还诡秘地笑了一笑,然后就把事先带来的几把铁(左金右欣)与镐头亮了出来。傅雷并不明白他们要做什么,所以他把眼睛往上抬了抬,一副惶惑的表情。


  红卫兵冲到了院子里,开始挖地,一边挖一边唱着他们那火辣辣的战歌:


  「拿起笔做刀枪,刀山火海我敢上……阶级敌人不投降,我就叫他见阎王!」


  眼看着不大的院子,都让他们拿(左金右欣)翻了个遍,傅雷始终不知他们在找什么。红卫兵越是挖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越是疯狂地挖。傅雷和朱梅馥不敢问他们想要什么,可是他们却万般心疼地看着这些学生把满园的花木破坏了,两小时以后,这些满头大汗的红卫兵除了愤恨以外,惟一能做的事就是将每一簇尚存的花用他们的大靴子碾碎。


  接下来,他们向傅雷咆哮着:「你们把外国钱藏在哪儿了?」


  傅雷听到这儿,松下一口气,答道:「我们没有外国钱,就是有也不必藏。」


  于是他们翻箱倒柜,最后,终于发现了可以作为他「里通外国」的证据:傅雷的家信。红卫兵们如获至宝,开始一封一封地大声地读了出来。


  「『……屋内要些图片,只能拣几张印刷品。北京风沙大,没有玻璃框子,好一些的东西不能挂;黄宾翁的作品,小幅的也有,尽可给你,只是不装框不行。好在你此次留京时间不长。马虎一下再说。』……」

  念信的红卫兵听到了一声响--傅雷挨了站在他旁边一个眉清目秀的女红卫兵的一个耳光:「傅雷!你竟然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红太阳升起来的地方『风沙大』?怎么,即使是风沙大就不革命了?风沙大太阳就升不起来了?风沙大就不能挂毛主席的像了?风沙大能挂那个大黑画家黄宾虹的像而不挂红太阳的像!」


  「啪、啪」又是两下。


  「打倒傅雷!打倒右派分子傅雷!」


  「不,我不是右派分子,他们纠正了。」傅雷说。


  「他们是谁?他们是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接着红卫兵点出了几个上海文化局和中央文化部的领导的名字。


  「这些牛鬼蛇神当然要为你翻案,你们是一丘之貉嘛!」


  傅雷失语了。「傅雷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红卫兵个个都很激动。有的甚至流下了眼泪。


  「好,革命的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再听听这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号的一封反革命黑信:「『以音乐而论,我觉得你的协奏曲非常含蓄……』废话!」一个戴着一副小眼镜儿的女红卫兵在念,傅雷认得她是钢琴系的学生,她一边念一边批判,「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当然会弹资产阶级的曲子!你们听,」我觉得你的协奏曲非常含蓄,绝无罗宾斯但那种伤感情调,你的情感都是内在的。第一乐章的技巧不尽完整,结尾部分似乎很明显有些毛病。第二乐章细腻之极。tone(音色)是delicate(精致)之极。最后一章非常brilliant(美妙),摇篮曲比给奖音乐会上好得多,mood(情感)也不同,更安静。幻想曲全部改变了:开头的引子,好极,沉着,庄严,贝多芬气息很重。中间那段slow(慢板)的singing part(如歌的部分),以前你弹得很tragic(悲)的,很sad(伤感)的,现在是一种惆怅的情调。整个曲子像一座巍峨的建筑,给人以厚重、扎实、条理分明、波涛汹涌而意志很热忱的感觉……』」


  这个钢琴系的红卫兵还没念完,手里的信就被一高个子的人抢过去,嘴里骂道:「你他妈批判呢还是散毒呢?!」说完了向傅雷的胃部打了一拳,傅雷弯下了腰。


  傅雷的心在颤抖,他并不顾及自己的疼痛,而是怕那个学生把信撕毁,所以抬起眼角看。他看到那个刚才念信的女红卫兵故意躲开了他的眼睛,然后从他的眼前走过去,走到那个高个子的前头小心地把那封信从那人的手里抽了回来,继而又大惑不解地看了看傅雷。最后她把信放回了原来的地方,又坐下了。


  以后傅雷不断地挨着打--他把妻子护在自己的身后。这个时候他的书信被一封封地抽出来,并被红卫兵用他们的嘶哑的嗓音当众宣读--傅雷万万没想到他的「书信集」竟以这般狂风暴雨般的形式「出版」了。


  「好,听听这封。」傅雷看见又是钢琴系的那个女学生在喊叫了。「这是傅雷--这个反动学术权威在写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听 到她这么一说,几十个红卫兵都静下来了:有几个已经准备好了他们手中的皮带,他们把皮带大金属扣的部分移向中间--这样金属就可以直接接触被打入的皮肉,他们试验过,重重的一皮带下去,如果是击在头部的太阳穴处,能把那个人当场打昏过去。


  所有的红卫兵都在等待,只要有一点儿--哪怕是含沙射影地攻击毛主席,眼前这个戴眼镜儿的老人就非死即残了。


  「快念!快念!」

  「『你是波兰的朋友,波兰的儿子』……」这是傅聪在比赛得奖后的一封信,傅雷知道。


  「好你这个叛国犯的父亲!波兰也是修正主义,苏联的帮凶!」傅雷的两耳轰了两下,这是那个高个子打的,傅雷开始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了。


  「……把波兰音乐界给你的鼓励与启发带回到祖国来,在中国播一些真正对波兰友好的种子……」


  傅雷的头在发昏,耳鸣得厉害,突然他像是听到了儿子的钢琴声,那是贝多芬;也像是看到了克利斯朵夫--「他的灵魂赛似一座山:他取着所有的山道走去;有的是浓荫掩蔽,迂回曲折的;有的是当着烈日,陡峭险峻的;结果却都走向高踞山巅的神明。爱、憎,意志、舍弃,人类一切的力量兴奋到极点后,已和不朽的神明接近了,交融了。」


1979年4月26日,傅聪、傅敏参加父母的追悼会。

  傅雷逐渐萎缩下去的神志像是被一股火光点燃了。他忽然又可以听见了,他听到那个女红卫兵在念,「……波兰的知识分子彷惶,你不必彷惶。伟大的毛主席远远地发出万丈光芒,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


  傅雷看见全体红卫兵都愣住了。随后,一个很长时间的寂静--在傅雷感觉如同音乐中几个小节的休止。红卫兵没有找到音乐学院那个教师的「黑材料」,而本以为是里通外国的书信中竟然出现了那么一封他们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信,他们像是一下子就失去了兴趣。傅雷看见红卫兵们嘀咕了一会儿,然后如来他们家的时候一样一窝蜂地撤了出去。他当然看见了那个钢琴系的女孩子最后离开时的一瞥,他全懂了--即使是红卫兵,依旧是「心灵的人」。

  劫难并没有过去,第二天一早红卫兵随便找了借口又来了,这次换了一些人。他们一共把傅雷夫妻俩折磨了三夜四天。

  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般全国性的、全民族的疯狂呢?我们的中国感染了一种什么病毒呢?

  傅雷想起罗曼.罗兰说的关于每一代的人都得有一种美妙的理想让他们疯魔的话:即使青年中最自私的一批也有一股洋溢的生命力,充沛的元气,不愿意毫无作为;他们想法儿要把它消耗在一件行动上面,或者消耗在一宗理论上。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需要有个幻象,觉得自己参与着人间伟大的活动,在那里革新世界。他的感官会跟着宇宙间所有的气息而震动,觉得那么自由,那么轻松!他还没有家室之累,一无所有,一无所惧。因为一无所有,所以能非常慷慨地舍弃一切。妙的是能爱,能憎,以为空想一番,呐喊几声,就改造了世界,壮观了一世。

  在此刻,傅雷觉得罗曼.罗兰说得对,可是不够了!他眼前的青年是要把他们青春的力量不单消耗在打、砸、抢和洗劫家庭的行动上,也消耗在瘟疫般滥用理论上。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需要有个幻象」,四十多年前傅雷的幻象与当下的青年人相反,那幻象恰恰是个虚无的巨人--就是说:是一尊怀疑一切的神,这个神在主宰着他。他向一切已存的理论、理想、主义挑战!现代的人比起他来贫乏得多--这位傅雷在忍受折磨的时候他的嘴角一边淌血一边流露出胜利者的微笑,这更激得那帮红卫兵给他愈多的苦吃。


  傅雷像是一个失去了一条腿的战胜者,因为他的归宿是早已设计好的,一切都是预想之中的:包括这几天的情况和将要走去的路。


  朱梅馥本来微微浮肿的脸上经过这几十个小时无分昼夜的红卫兵的淫威发着黄晕,她的眼睛凹了下去;她想收拾收拾房间,被傅雷拦住了。他的手在她的肩上摩挲着,他不知她懂不懂他想说什么。

  朱梅馥不去看他,拨开他的手,然后打扫屋子。


  他们谁也不开口,朱梅馥一间接着一同地清理着,试着把每一样归位;她记得傅雷有时候批评她拿了东西不放回原处,再找起来就不方便。这回她是极仔细地归位,可是有很多东西已经归不了位了,它们被砸碎、被剪断、被涂抹、被弄坏。其中有一些是他们夫妻心爱的纪念品,一些是傅聪、傅敏小时候的玩具。她心痛了、像有一把尖锐的小刀剜她的肉。

  朱梅馥捂住嘴,她怕哭出声。可是泪水一下冒了出来,随着她再也控制不住了,她跪在了地板上,鸣咽了起来。


  傅雷走进来,把她搂在自己的怀里。


  「梅馥……」


  「老傅……」朱梅馥偎在傅雷的胸口。


  「梅馥……」傅雷欲言又止。


  朱梅馥用两个指头温柔地封住了傅雷的口。


  「我全懂。」她说。


  「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孩子们!」傅雷几乎连不成句。


  「老傅,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要走就一起走。这个世界除了你和孩子们,没有什么好留恋的。」


  「不,孩子们需要你。我一个人走吧,我在那边等你。等敏结了婚他们会有孩子,你到北京去过吧。我只会给孩子们增加负担。」傅雷说。

  「不,要走就一起。生既不能俱来,死只求同去,我的主意已定,你也不必劝了。要不,你也不走。」朱梅馥道。


  傅雷不再说什么,他可怜自己的妻子,因为死亡是他选择的,这是他多年来反复想过的,甚至他有时崇拜自己的勇气,为设想的死亡而大受感动。可是对妻子呢?她不会、也不可能像他这样想,她只是爱他,把他看得比她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她「走」完全是为了不使他孤独……傅雷觉得鼻翼边湿湿的,他用手抹了一下。


  --女人是很不幸福的。做一个女人真难,比做一个男人难多了……男人们可以沉溺于一件精神的热情或一件物质的活动里面,男人使自己变成残废,他们反觉幸福……男人只有一个灵魂,而女人健全得多,女人有好几个灵魂,因为她们心理健康,所以她们才痛苦……

  晚上。傅雷已经写好了一封信,朱梅馥清理了一些他们身后的事情。


  时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


  傅雷把毒药拿在手里,朱梅馥给他准备好一杯温水,然后坐在他的身边。


  傅雷夫妇死后被火化,可是在那一段时间,他们的骨灰无人敢认领。多亏一位素不相识的、曾经是热爱傅雷译文的文学女青年--冒充是傅家的亲戚,同时也真的找到了一位傅雷的亲戚,他们一起去认领了,然后把他们夫妇安放在了墓地;又有一位善心的守墓人将其做了记号,最后才不至于丢失。(摘自《傅雷别传》文.苏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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