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四月影会的部分作者，右起第四位为李晓斌。

李晓斌的摄影作品《上访者》被认为是中国纪实摄影最早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四月影会于1979年4月成立，是“文革”后中国第一个民间摄影组织。主要成员包括李晓斌、王志平等。四月影会成立后，立即举办了《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影展中展出了会员们在1976年拍摄的“四·五”照片。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和争议。此后，四月影会又于1980年和1981年举办过两次展览。

　　李晓斌是四月影会的主要发起人，被认为是中国新时期纪实摄影的创始人之一。从1975年，他开始陆续记录各时期具有时代标志的事件。1977年，他拍下了代表作《上访者》，这张照片直到十年后才面世，被认为是中国纪实摄影最早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20年过去了，李晓斌手中的相机变换着，从苏联的老费特到国产的海鸥，到如今的莱卡。他像结绳记事一样记录着时代的变迁，没放过任何细枝末节。而他家依旧是上世纪80年代的老样子，甚至没有一件新家具、新电器。

　　在简陋的四屉柜里，李晓斌存放着几千张没整理的照片和底片。他抽出一个个口袋叫我看，这些口袋是五年来最叫我震惊的东西。东交民巷的上访者仍旧穿着旧棉袄，只是没人再在胸前挂满毛主席头像。当你抬起相机，应该对准哪里？应该在何时按下快门？这似乎是摄影永恒的问题。李晓斌在用时间回答着。当人们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的时候，时间见证着价值。

　　以下是李晓斌口述记录。

　　相机比汽车还少的年代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摄影让我跟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一群人走在了一起。

　　我家有七个孩子，父亲是老红军，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生活还算说得过去。“文革”开始了，大哥是东纠的红卫兵，整天在外头跑。父亲怕他出事，就关他在家造收音机。可这拴不住他，于是，父亲就花70块钱买了台苏联的老费特相机给他。大哥自己造了放大机，玩起了摄影。我那时只有十一二岁，瞅着暗室里边的小红灯闪啊闪的觉着特稀奇。就这么看着看着，不知不觉也就会了。那时候相机可是稀罕玩意，全中国也没多少台，比汽车还少。

　　1970年的时候，我参了军，在部队当了几天摄影员。1974年我复员回家，听人说历史博物馆在招人，我觉得这地方不错就跑去试，也没个人介绍，只想着撞大运。

　　去应聘的时候，我带了好多自己拍的照片。历史博物馆文物修复组的领导当时看了挺吃惊，觉得我有特长，就把我推荐给了摄影部，可人家看了我的照片觉得我路子太野，一看就是个不好管的人，说什么也不要。谁想到文物修复组为了拍摄修复过程跟摄影部有些矛盾，结果硬是用了个工人的名额把我招进来，我就这么侥幸地得到了这份工作。

　　历史博物馆当时藏龙卧虎。范曾、张承志等都是普通的研究员。我跟张承志的关系特别好，他是那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他跟我讲，真正有价值的是这个时代的普通人而不是那些掌握特权的人，这种观念直接影响了我的摄影。

　　我对摄影的价值观就是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那段日子形成的。记得刚进去的时候，史树青给所有新招的工人讲课，告诉我们什么叫一级文物，这个级别是怎么划分的。我记得他说，文物最重要的是要先看序列、年代、文献意义，然后才是看品相。司母戊大方鼎之所以珍贵不是因为它大，而是因为在它上面还刻了几百铭文，这些铭文拓下来，比一个同时代的品相特好的鼎卖得还贵。我觉得这个道理用到摄影上也成立，照片的好坏关键看它承载的东西，形式构图都是次要。受这种潜移默化的历史感的影响，我开始用相机记录天安门发生的各种事件。1976年，“四·五”的时候，我用相机拍摄了整个过程。此后，星星美展，今天诗会，那个年代每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都拍摄了大量照片。

　　“四·五”悼念画册

　　——这些忽然而至的荣誉，并没有使我们飘飘起来。不知为什么，这之后我们都感到心里空荡荡的。

　　1977年1月，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时候，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了周总理生平展览，展览的最后一部分，用了两块展板约20多幅人民群众悼念的照片，其中有一些照片可以看出来是在1976年4月拍摄的。但当时不能标出来。展览场面火爆。

　　就在展览开幕没几天，张承志告诉我，有个叫王志平的，带了数百张“四·五”照片在传达室里，我便和张承志匆匆赶往北门。经过一番介绍，看了他那本经过整理的名为《国丧》的影集后，我大为感动，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王志平把他拍摄编辑的《国丧》画册做了一册，通过周总理的侄女送给了邓颖超。受他启发，我也把自己拍的100多幅照片做成了影集。请范曾题写书名《丰碑》。后来，我们又陆续结识了吴鹏、罗小韵等，大家决定编辑一本画册。

　　编《人民的悼念》画册的工作没白天黑夜，大家吃饭是自理，找片子联系作者等办一切事情，都是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跑。由于编《人民的悼念》画册，我们接触了很多业余摄影爱好者和一些专业摄影工作者。当时常到我们编画册处来玩，以后又成了好朋友的人中，有王立平、金伯宏、李江树、王苗等一大批摄影爱好者。这批人以后成了四月影会的骨干。

　　我们画册编辑组的几位，在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突然成了“四·五”英雄，被各媒体采访、报道，作品被展览和广泛刊用。新华社底片库一张拷贝底片给付3万元，新影用在电影《扬眉剑出鞘》，大约每秒每幅付7元稿酬。吴鹏作为“四·五”摄影的代表选进中国摄协，王志平、高强、罗小韵和我也在1979年某一天被中国摄协叫去，中午填表，下午开会通过成为中国摄协“文革”后的首批会员。

　　这些忽然而至的荣誉，并没有使我们飘飘起来。不知为什么，这之后我们都感到心里空荡荡的。1978年初冬的一天，我和王志平去圆明园拍照，王志平和我说“咱们搞艺术吧，办一个自己的艺术摄影展览吧。我们躺在圆明园的斜草坡上开始想象、谋划都找哪些人……

　　四月影会：艺术的分流

　　——四月影会连办了三回展览后似乎是：见好就收，实际是我们这些核心人员已兴趣不高，个人也逐渐形成了风格。

　　有一天，我和王志平去新影刊王立平那里。王志平把想办一个摄影艺术展的想法谈了以后，王立平非常兴奋。他说要办展览也算我一个，出钱出力义不容辞。我们当下就议论起影展的有关事宜并想给影会起个名字。一开始说叫什么沙龙怎么样，王立平说不好，王志平又说叫三月影会怎么样，王立平说也不好，叫四月影会吧。四月是春暖花开，又和咱们“四·五”摄影有联系。

　　展览在开幕不几天就轰动北京，王志平写的前言也被广为抄录。有一个星期来了8000多人。

　　在与王志平、赵介轩商量后，我们分别找画册的编辑，及在编辑《人民的悼念》时认识的业余和专业的摄影爱好者。送片子的人中有专业摄影家翁乃强、金伯宏等。我们后来还在北影池小宁家看到一个搞了几年有四五十人的摄影团体，当时他们正在办一个内部影展，照片有200多幅。我和王志平非常冒昧地找上门去，一开口就说我们要办个影展，人家还没同意，就动手选起了片子。大约选了有近10人约60多张片子，而在此之前，我们除了池小宁，谁也不认识。

　　四月影会第一年选片的过程表面上是民主选片，实际上每一次选完后，王志平和我都再选一遍。有一天我和王志平选完后回了家，后来王志平告诉我，那晚他一夜没睡，又选了一遍，所以第一年的作品，整个展览是王志平个人趣味所在，再风格上更突出某种倾向。第二三回《自然·社会·人》摄影展中不但没有严格评选，甚至还有不少人送来的作品未经同意自己就挂上了。在展出作品数量上大大增加了，整体质量却下降了。尽管绝大多数照片质量好，参展的专业队伍增加了，可细想一下到底还是一个大杂烩，王志平、王苗和我在商量第四届还办不办时，我们都主张不办了。认为再办下去也是给别人办，失去了四月影会的特色。

　　1982年2月后，王志平、王苗合作编辑了他们的幻灯作品《从野外拾回的小诗》，配上音乐和朦胧诗，在各大学和摄影圈内广泛放映幻灯。我当时也编了一套《社会人》写实幻灯作品，经常和王志平、王苗到各处放映幻灯。

　　1980年，我从历史博物馆转至《新观察》作记者。在那段日子里，我举起相机，就是为了朴素的记录。在拍那些照片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没闪过能不能发表，是不是可以展出，也许正是没有这些功利目的，才彰显了纪实的力量吧。《上访者》在十年后才发表，但时间不能掩盖价值，相反只会使它变得越发有价值。其实，四月影会中大家的追求是不大相同的，只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走在了一起，我怀念那段日子，也清楚了自己的选择。时间能证明一切，想一想，那些拍着沙龙摄影风光片的人，经过20年，拿出自己的照片，他们只会觉得羞愧。

　　口述：李晓斌

　　采写：本报记者张映光

　　（本版图片由李晓斌提供）

　　■链接

　　关于四月影会

　　在1979年，北京那些曾在1976年4月以摄影弄潮的年轻人，以完全民间的方式筹办了1949年以后破天荒的非官方的摄影展览，并因此组织了一个民间群众摄影组织———四月影会。他们在1979年以后，连续三年举办四月影展，对中国当时的文化形态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冲击和颠覆，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果。影展展出的时候，参观者摩肩接踵，以至于展场尘土飞扬，空气窒息。展览对文化饥渴的人们是狂欢节似的视觉盛宴，因为展览内容充满了强烈的现实关照和人文情怀，契合了中国人终于在精神上获得初步自由解放的亢奋心境。这个展览对日后各种各样的摄影运动都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因为从这时开始，摄影才真正成为一种全民大众的生活权利。摄影不再是特殊权利的传播者和证明者甚至制造者，而是公民言说自己内心的手段和工具。

　　摘自鲍昆《大众的摄影》